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版《鲁迅全集》首发式，一部精装十八卷的新书与读者见面了。作为一个参加过1981年版和新版部分编注的工作者，我可以稍稍谈谈这部新版《鲁迅全集》的得与失了。
出版新的、更完备的《鲁迅全集》，是学术界的一个呼声
在这部新版之前，《鲁迅全集》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见链接1)。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以下简称旧版），在当时看来还是很不错的，得到了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的佚文有新的发现，鲁迅研究过去有一些注解不太完善，过去的校勘也有一些缺点，觉得有修订的必要，所以学术界有一个呼声，希望出版新的、更完备的《鲁迅全集》。于是重新修订《鲁迅全集》被提上了日程。新版的修订工作于2001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当时确定了以旧版16卷注释本《鲁迅全集》为基础的修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修订原则。这部新版与旧版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对旧版进行了一千余处的校勘改动，修改增补一千多条注释，而且增收了大量鲁迅佚文佚信，总字数增加了约二十万，总卷数增加了两卷。
新版《鲁迅全集》较之旧版的三大明显进步
这部新版全集较旧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进步：
首先，一个明显的进步是更“全”了，新版中增收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24篇，新发现的鲁迅佚信18封，还有鲁迅致许广平的60多封原信。像两年前从档案中发现的他1936年7月17日致杨之华的信，对于人们了解他晚年的情况和心境是极为重要的。还有他致许广平的那六十多封信，旧版因为收了《两地书》，就不收这批原信了。这样做是颇欠斟酌的。《两地书》是一部供公众阅读的著作，所收信件在编入这书之前，鲁迅作了大量的修改增删。这些改动之处正好是一种极有用的研究资料。在一部《全集》中，《两地书》和这些原信是互相不能取代的。本版二者兼收，是一大进步。
二是在校勘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改正了旧版和以前各版的一些错字。这里以第六卷为例。第六卷有一个特殊情况，所收三个集子中，《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都是鲁迅亲手编定，分别写了序言和附记或后记，还没有来得及付印他就去世了。《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死后许广平编印的。这三个集子是1937年7月以上海三闲书屋名义同时出版的，都是没有经过作者看过校样的，所以其中错字也就比较多。这里只说说本版改正的几例。
《且介亭杂文》中的那篇《论“旧形式的采用”》中，有一句是这样：“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必有生产者的艺术。”旧版掉了一个“必”字，本版据原发表的报刊补上了。
同书中的《门外文谈》里，有一句：“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是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旧版“那是”误作“那就”，本版据作者誊抄的手稿改正。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那篇《弄堂生意古今谈》，写到小贩的叫卖声，旧版是这样的：“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本版根据作者誊抄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报刊，将这改正为《昭明文选》和《晚明小品》，并且加注，指出《晚明小品》“隐指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1935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
同书《“题未定”草（六）》中有一段引张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写景清刺杀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场景的，其中有两句话，在1938年版和1958年版《全集》中都是无法看懂的。那就是“跃而询”、“王且询”。在那惊险万状捕捉刺客的现场，跳跃起来询问什么呢？1981年版我发稿的时候，细看手稿的影印件，才发现这不是“询”字，而是“”字，是“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跳起来，骂，这就和当时现场的气氛相符了。我就改正了这个字。不过，还有“王且”这问题没有解决。燕王遇刺脱险，当然会怒骂刺客，但是这里不能用“且”字连接。这一回，我细看了一种较清楚的手稿影印件，才发觉被误认为“王”字的上面有一点，原来是个“立”字。“立且”：站起来，骂，这也就是景清就死之前的气概了。
这样的改动都是有文本根据的。再讲一处没有文本根据的改动。刚才说到的那篇《论“旧形式的采用”》中间有一句：“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在汉语中“部事”不是一个词。从文意看，显然是“故事”之误。可惜这篇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作者又未另抄编入文集，而是将《中华日报》的剪报编入书中，就让报纸上的这个错字保留了许多年。本版据文意改为故事，我以为是可以的。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到当时有书商擅自出他的选本以牟利这事，他说：“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可见如果印他的书，却对于明知道的错字也不给改正，他会要“窃以为不然”了。据我看来，这样可以“迳改”的字还有几个，为慎重起见，都没有改。这也有可取之处吧。
三是注释方面比旧版的改进就更多了。据统计改动了一千多处。这里只能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坟》中《娜拉走后怎样》注“拳匪”，旧版是：
拳匪 一九OO年（庚子）爆发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有中国北部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士兵等广大群众。他们采取了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设立拳会，练习拳棒，因而被称为“拳民”，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则诬蔑他们为“拳匪”。
本版改为：
拳匪 指一九OO年（庚子）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主要是山东、直隶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他们采取设拳会、练拳棒及其它迷信方式组织民众。先以“反清灭洋”为口号，后又改为“扶清灭洋”，被清朝统治者利用攻打外国使馆，焚烧教堂。不久即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共同镇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上谕始称他们为“拳匪”。此前的上谕称“义和拳会”。
《华盖集续编》中的《古书与白话》这篇，是鲁迅看到有人推崇吴稚晖的文章而作的，借此评论吴稚晖其人其文。文章里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罢……”对于这里的“下意识”，旧版注为：
“下意识”章士钊在《再答吴稚晖先生》中曾说：“近 罗乙德言心解者流，极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谓吾人真正意态，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Subconsciousness，英语：下意识。
这样注，跟鲁迅的原文完全衔接不上。本版改注为：
“下意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九期（1926年1月23日）发表的《闲话》中谈到吴稚晖时说：“他自己也说过：‘我的脑筋极新，我的手段极旧。’……要是这句话还不能表示实在的情形，那么我们只好采用心理学的名词，说他的意识极新，下意识极旧，意识是西方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
《伪自由书》中《王道诗话》中说：“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对于这一说法，旧版注为“据传何送他‘路费’五千元”。等于未注。本版改为：“据传（朱按：此传字宜删去）胡适日记载，何送他‘路费’四百元。”
《花边文学》中的《清明时节》，注八合思巴的生卒年，旧版照抄《辞源》，注为1235-1280，错了。本版改据《元史》本传，注为1239-1279。
同书中《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中提到“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旧版注“麦特赫司脱”：
“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W.H.Medhurst），一八六O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本版改注为：
“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W.H.Medhurst，（1796-1857），英国传教士，清道光十五年（1835）来上海。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闯入青浦传教被殴伤，是酿成青浦教案的主要当事人。
《译文序跋集》中《译者附记》里，鲁迅说：“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旧版的注释是：
〔4〕“撒提”印度旧时的一种封建习俗：丈夫死后，妻子即随同丈夫的尸体自焚。撒提（Sati，梵文）的原义为“贞节的妇女”。
〔5〕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写英帝国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但又具有泛神论者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著有《新月》、《园丁》、《飞鸟》等诗集及《戈拉》、《沉船》等小说。
本版改注“撒提”：
〔4〕“撒提”梵文Sati的音译，本义“贞节的妇女”。《狭的笼》第四节写逃出笼槛的老虎，看到人们将活着的侯王妻子与侯王尸体一同火葬，它感到十分哀痛。鲁迅在译文中加有注释：“这便是所谓的‘撒提’，男人死后，将寡妇和尸体一处焚烧是印度的旧习惯。印度隶英之后，英人曾经禁止这弊俗，但他们仍然竭力秘密地做，到现在还如此。”按此项习俗后于1929年被英属印度政府废止。
“泰戈尔”这注条，本版在旧版原注之后，加了这样一大段：
他在1900年所作的故事诗《婚礼———拉其斯坦》中，曾以赞赏的态度，写麦特里王子在婚礼时赴前线抗敌身亡，新娘闻讯，盛妆赴葬礼，与丈夫同焚化。但是泰戈尔在同年9月所作故事诗《丈夫的重获》和1893年所作的小说《莫哈玛娅》中，都明显地批判过“撒提”。
《两地书》第22信中有一句：“我近来对于□先生之赴西山，也有些怀疑了，但也许真真恰巧，……”旧版的注是：
□先生原信作黎先生，指黎锦熙（1889-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代理主任。
本版在旧版的这一条注文之后加了几句：
该系原定5月13日开课程会议，届时又发通知：“黎先生因失眠赴西山休养，不克到会主席，本日会议，即行停止。”
就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看，本版的注释比旧版已有很大的进步。(作者系鲁迅研究专家)
链接1 《鲁迅全集》的四种旧版本
到1981年为止，已经出了四种《鲁迅全集》。
第一种：1936年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胡愈之等一些人着手编辑《鲁迅全集》。这就是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上海复社出版的20卷本《鲁迅全集》，第一部《鲁迅全集》包括著作、翻译和辑较的古籍三个部分。
第二种：1950年由冯雪峰主持整理编校，他在上海组建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王士菁、杨霁云、林辰等人，分头注释新版《鲁迅全集》。1956年至1958年出齐，共10卷，内容上不含译文和辑录古籍。书中有注释。
第三种：197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全集》1938年版的简体中文版。在版本上没有什么特色，但与三八年版又有不同，例如在题注上就有一些变化。
第四种：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这个版本是在1958年十卷本的基础上重编的。比起十卷本来，有很大改进，内容更完备，注释和校勘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朱正）
链接2 朱正谈新版《鲁迅全集》的缺憾
在肯定新版的进步之时，我也感到很大的遗憾。近二十多年来，许多研究者，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也出版过若干专著，指出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一些错处。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旧版的一些错误又重见于新版之中，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举例，只能以后另写文章。这里只举两个小例，以见工作的草率。
例一：曹轶欧。从中共党史出版社所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可以知道，她的生卒年是1903-1989，籍贯是北京大兴县。旧版出版时她还在世，当然未写生卒年，籍贯写的是“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是不错的。本版加上了生卒年，却不知何据将她的籍贯改为山东济南了。而在第17卷的日记人名索引里，她的籍贯倒是写对了，却将卒年写为1991年。第11卷和第17卷，对曹轶欧的卒年和籍贯写得完全不同，各有一对一错。
例二，潘汉年的生年。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所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他是1906年2月11日生的，查《万年历》，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正月十八。第4卷第119页没有注错，而在第17卷第253页，却错成1905年生了。
看来，要把已发现的错误（大量是承袭旧版的错误）都改掉，这工作量还很不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