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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要读者不要“粉丝” |
| 2005-11-24 8:46:00 深圳晚报 邓燕婷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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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的是读者，而不是“粉丝”。“粉丝”太多，就算杀不死文学，杀死他们热捧的某位却是可能的，当年的琼瑶就是典型。
早就听说，刘醒龙是个有着浓烈乡土忧患意识的作家。在他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意义在于对越来越强烈的城市话语的质疑，并大声呐喊：对乡土的忽视是人类所犯下的一种罪恶！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反思与呐喊，似乎是刘醒龙永远挥之不去的印痕。
后来，我收到他发到我邮箱的一个链接，打开一看，是一组云南贫困乡村低收入人群的组照……
他还试过给我的邮箱秘密“报料”，那是发生在教师节前夜的一个惨剧，他希望记者由此关注某地的教育状况。于是更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颇有良知的作家。
夏天那会儿，藉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之际，我就采访过刘醒龙，请他作为首届的获奖者，回顾一下曾经的辉煌。那时，他的三卷《圣天门口》已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昨天在博客里，看到他缅怀巴金的文章，形容巴老的死，对他来说是一场刻骨铭心的伤痛。巴老那句“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言犹在耳，令他彻夜失眠。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人物采访的突破口。
顺带说一下刘醒龙生活中的两大特点：一是天天上网，写博客和在MSN上跟各路人马谈笑风生，击键如飞，而且用的是带动漫的新文字！完全有别于很多连短信都不会发的乡土作家；另一特点是爱妻恋家，老把太太挂在嘴边。
记者：你发在《光明日报》的那篇《有一个大师叫巴金》，情深意切，抑扬顿挫，请问巴金在你的文学创作和为人品格上，具体的影响是什么？
刘醒龙：毫无疑问，是那种率先垂范勇于自省的人格。那篇文章的标题本来是《有一种伟大叫巴金》。
记者：他老人家反对设立过多的文学奖项，而你是个享受过获奖荣誉的作家，有冲突吗？
刘醒龙：我们应该尊重巴金老人的任何决定。文学奖其实并非属于获奖的人，而是属于那些有权设立这个奖项的人。在没有文学奖之前，世界文学不也是一个高峰接一个高峰地发展过来吗？文学奖的设立，应该是人们怀着敬畏之心，反过来对文学的感恩之举。
记者：8年前获鲁迅文学奖是一个中篇，而现在你写了一个一百多万字的长篇，你觉得哪一种写作最适合你？你的题材都是乡土吗？
刘醒龙：在觉得自己写短篇特别舒服时，自然而然就选择了短篇写作。后来，我喜欢上中篇这种样式。现在我才发现，自己最喜欢，写起来也最来劲的还是长篇小说。中国的乡村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城市不过是一些中短篇小说。这样来看时，就觉得自己的写作充满力度。
记者：现在是网络时代，《圣天门口》三卷加起来一百多万字，那么厚重的东西，你有否担心过市场？读者的阅读耐性对你是不是一个挑战？
刘醒龙：《圣天门口》出版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学历不过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高中毕业，若想流畅地读懂这本书，其修养竟然需要中文系硕士生水准。我每天都在上网，并且还注册了一个博客。所以，我有相反的看法：《圣天门口》是对由于语文和历史等教育失误，而有着明显缺陷的当下人文现状的一种挑战。从一开始我就和出版社达成共识，《圣天门口》不是一部可以一目十行的畅销书，所以才不做任何宣传，而让那些真正的读书人慢慢地读出来。在最近两期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专家推荐排行榜”上，凡是读过这本书的专家，莫不是在第一位上推荐。贺绍俊先生没有赶上这两次推荐，但是他在短信中说：“正在读，并向多人表示惊叹不已的感受，的确让我震惊。”谁也不可能强行让读者掏腰包买自己的书，然而，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最残酷的事实是，只需几个月，那些大大方方地掏腰包的读者，同样大大方方地将自己所购得的书低价转卖给旧书店。文学需要的是读者，而不是“粉丝”。“粉丝”太多，就算杀不死文学，杀死他们热捧的某位却是可能的。
记者：新锐批评家王春林著文说《圣天门口》不仅是你个人创作历程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而且是近期内中国小说界出现的相当罕见的一部长篇小说佳作，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也是一部无法被忽略的优秀作品。联想到去年他与别人合著的《五作家批判书》，你难道不觉得当下的文学批评太情绪化了？
刘醒龙：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儿女，却永远也找不到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坦率地说，这六年埋头写书，文学界诸多新锐几乎全不晓得。王春林这个名字是半个月前本地一位作家告诉我的。我很看重学者们从《圣天门口》中挖掘出来的那些连我都觉得震惊的内涵。小说家周身最厉害之处是感觉，太理性的人成不了好小说家。学者们正好相反。如果从性格分析来看，情绪化的小说家和理性化的学者，只有达成某种妥协，而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共识。具体看这篇评论文章，我想他更多的是借我的这部小说来剖析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所以，我更觉得在这种看似情绪化的背后，是极端的严肃认真。
记者：最近有批评家认为《秦腔》陷入材料无法自拔，《兄弟》情节缺乏递进性，他们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中国作家集体面临的处境，是当代生活变迁和作家构成的紧张关系造成的，你怎么看？
刘醒龙：文学不是“非典”和“禽流感”，发生一两位作家身上的特例，不应该看作是会传染给整个中国作家的致命毒素。“五四”前后社会关系之紧张难道比现在小吗？那时候的文学佳作不断。关键是当下的写作者，不能凡事都在那里患得患失。写作从来都是孤独的，写作者不要企望自己也能成为超女或者超男。当下文学面临的天敌，是一些写作者成了黑心的养殖业主，不惜用那些可怕的添加剂来喂食鱼虾蛇鳝，以尽快获取暴利。在西方文学史中，存在着一种“外省人”现象。许多大师级的作家，都是外省人。所谓外省人，实质上无非是能在极度浮躁的时空里，还能让自己的身心安宁下来的书写者。看看人家马尔克斯是如何做的，第一，他没想到去影响别人；第二，他也决不会受别人的影响。
记者：有文章说你的路途充满了艰辛而又平静如水，那你的个人生活状态和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刘醒龙：也不晓得是谁这样说我，不过这两点形容，确实非常标准。充满艰辛是我的过去，平静如水是我的现在。我要感谢从1999年开始的这6年，它不只是给了我书写《圣天门口》的时空，重要的是，我用这些时间，将个人心灵，将身边的生活，将内心所能达到历史深处，做了一次彻底的整理。回过头来看，同时代许多才华在我之上的人，如果能够真正地沉潜下来，也许早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而逼迫我去进行其他的探索。我会一直将对这6年的怀念，变成往后的每一天。
记者：写完这个大部头，你的视点将投向哪个领域？往后继续写乡土？会不会尝试写城市？
刘醒龙：正在写一部关于乡村的大散文。其中一些内容曾经在深圳一家报纸上开过一段时间的专栏。至于城市，我会写的。因为我热爱生活，而且我还要在城市里生活下半辈子。
■刘醒龙，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等。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上中下三部）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作品被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美国国会等世界知名图书馆收藏。获首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现为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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