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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 不关心大人物关心池鱼 |
| 2005-9-26 10:47:00 北京青年报 陶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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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平原》仍写上世纪七十年代———
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书写，始终是作家毕飞宇的梦想。“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昨天，毕飞宇带着他的长篇小说《平原》在三联书店与媒体见面。该书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凤凰长篇小说”系列的首部作品。
《平原》的故事依然发生在王家庄，却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端方和一群人的故事。无论是青春的骚动，生命的结束，还是权力的争斗，表面上就像一片无起伏的平原。
■最热烈的反而不可信
记：《青衣》、《玉米》都是以一个主人公为主线展开，但《平原》展现的是整个村子的状态，更多的人物展示着他们的命运。这是最初的构想吗？
毕：一开始，我想写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的长篇小说。但写了一点点之后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按照那个模式去写，将是说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一件事情是为小说家准备好了的？所以，很快我就改弦更张，我不追求大事件的发展，大的事件的高潮，大的事件的结尾，还是按照生活原有的面貌去写。
写这部作品之前，我打过一个比方：我渴望一巴掌把1976年拍扁了，然后包一个饺子。所以我放弃了写一部断代史的模式，把作品压得很扁，希望这个作品更庞杂一点。
记：今年的几部小说：严歌苓的《穗子物语》、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上部），都把时间背景定在“文革”当中；《平原》却选择了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时，为什么？
毕：我始终不愿意写“文革”当中最热烈的部分，最热烈的与最基础、最平静的部分相比而言，它们反而是不可信的，很多事情可能是突发的，没有不可回避性。但日常生活里很重要的是连贯和不可回避。如果我能把“文革”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背景放到最普通、最连贯、最不可回避的生活场景里，这样更有效。不管“文革”的表现层面是怎样的，那些所谓的大人物永远不是我关心的对象，我永远关心的是那些因城门失火而殃及的池鱼。
记：为什么那么执着地为七十年代写作？
毕：因为它重要。《玉米》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扇门被打开了，我的创作动机一直还吊在那儿，没有转移掉。我始终认为“文革”不是十年的事情，今天的生活，我们依然能看到当年的影子，我要到日常生活中心当中，去探究一下。对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讲，轻易忘掉七十年代，从我来说是不能答应的。
■写残酷不为刺激读者
记：写完《玉米》后，你自己最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平原》也并不以情节取胜，还是在语言上下的功夫，好像并不考虑读者？
毕：其实我在写的过程中也非常担心，对我来讲是巨大的考验。作品中没有大的跌宕起伏的事件，一切都是平平实实地往下走，节奏上没有飞奔，也没有冻僵，是平静的。如果不是对语言有信心，在故事的处理上可能就要更大开大阖一点。
我就觉得在这么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一种叙述方式、叙述语调。前几年的几部小说大家都认可，所以我觉得我能用语言养得活这部长篇。
记：你曾说过所有的作品其实只写了一个故事：疼痛。《平原》中每个人的最终结果都不好，有“疼痛”，但也有生命的美在其中，是创作中的改变吗？
毕：如果没有生命之美，那么生命的疼痛和生命的毁灭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么多年，我始终揪住一个东西，就是对生命毁坏的那股恶的力量。但我从内心来讲，还是希望有一块土地，让人们活得轻松一点。
记：但是，你用冷静的态度保持着与作品的距离，用凌厉的刀刃擦着人性的骨头走了一回。
毕：让小说客观、冷静是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如果我的感情和作品捆得过紧，在说实话的时候，会有心理障碍。小说充满了魅力吸引着我，但同时我也很害怕写作，尤其是写到那些我下不了手的地方，也会和小说中的人物同样痛苦不堪。
有时，写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特别渴望能流泪，让自己缓解一下。所以，不要以为我就是冷血动物，把残酷的场景写出来刺激读者。我要说的正好是相反的，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对人性高度摧残的场面，我的内心是非常柔软的。我那样写，是因为我的职业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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