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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触如诉,我们重读杜拉斯
2005-8-14 22:37:00  新闻晨报 王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一提到杜拉斯,人们很容易想起的是珍·玛琪在《情人》中扮演的那个凭栏远望、浓艳与幼稚并存、在越南热带的斑斓情绪里释放欲望和诱惑的法国小姑娘。
   《情人》为杜拉斯带来荣誉的同时,也使读者认为《情人》便代表了杜拉斯的全部写作成就,甚至许多读者觉得杜拉斯就是一个擅长情欲描写的爱情小说高手。其实她的写作题材相当广阔,除了感情,政治、战争、生活细节都能成为她笔下的素材,她写作的表现方式也很多元化,从小说、剧本到随笔、评论都有涉猎。翻译杜拉斯《广岛之恋》的翻译家谭立德评价杜拉斯是一位不容易归类的作家,她的作品并不都是那么好读的。
   20多年来,许多读者对杜拉斯的另一重身份却知之甚少。早在1959年她就已发表剧本,第二年更是担任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阿伦·雷乃执导的经典名作《广岛之恋》的编剧,接下来杜拉斯又完成了剧本《长别离》等,进而担任导演拍摄了电影《恒河女子》、《印度之歌》,还在自编自导的电影《卡车》中出演,与扮演男主角的法国著名影星德帕迪厄大演对手戏。
   晚年的杜拉斯饱受衰老、病痛的折磨,却并未令自己的创作停顿。对她而言,生命的密度明显高于常人,她的经历、她的体验似乎在前半生透支殆尽,最后的日子静默地生活,身边陪伴着小她许多的伴侣安德烈……
   在本次上海书展上首次亮相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依据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引进,内容包括杜拉斯的小说、戏剧、随笔、电影剧本等,称得上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的杜拉斯作品系列图书。
   大家的杜拉斯
   ——孙甘露(作家):我隐约还能记得阅读《情人》时的沉醉,《琴声如诉》带来的怅惘,《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所引发的午后小憩似的迷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卡车》,以及稍后的《痛苦》。译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节选。
   我隐约还能记得阅读《情人》时的沉醉,《琴声如诉》带来的怅惘,《痛苦》的复杂诚挚,《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所引发的午后小憩似的迷思。我也记得那个阅读的愉悦年代和各种小圈子的谐谑氛围及伴随周遭的相关无名事物。
   那仿佛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对书本的迷恋在经历漫长禁锢压抑之后,表现为近乎圣迹的社会性痴迷,那似乎也间接奠定了日后阅读的衰败。在那些先贤的著作中,他们似乎并不寄望于未来的阅读,今天之我们,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的写作真的包含着对读者的筛选吗?他们一定预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数人忽略和被少数人过渡阐释的命运。
   ——止庵(书评人):《情人》虽好,却不能代表杜拉斯的全部。
   杜拉斯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同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卡夫卡等可以并列。她的作品水准并不都在同一水平线上,水平有起伏。她的文字有特别的魅力,能用简约手法表现出丰富内涵,我至今觉得《琴声如诉》和《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是她最好的作品。
   读者读了杜拉斯全部作品才会对她有更全面的认识,《情人》虽好,却不能代表杜拉斯的全部。
   ——洁尘(专栏作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杜拉斯,我更像是微笑着欣赏一个有趣的女人在娓娓叙说……
   最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读到杜拉斯的《情人》,那时我才十八、九岁。今天我依然深爱她,并且我想我对她的这种爱会持续一生,但她对于我的价值观上的影响是不会再有了。作为一个女作家,杜拉斯文字的张力,她抵达人性深处的那种复杂暧昧的力量,是少有的。因此她对我更有文本上的意义。现在回过头来看杜拉斯,我更像是微笑着欣赏一个有趣的女人在娓娓叙说,或许她的表达我不相信,但我会非常有兴趣地听下去。
   杜拉斯的作品我常常会重读,面对新版杜拉斯作品系列,我或许不会全部购买,而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译本。
   ——谭立德(《广岛之恋》译者):我始终觉得我们对杜拉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
   杜拉斯并未过时,在法国对她作品的研究始终是很活跃的。她并不是容易归类的作家,她的写作是很随性的。我觉得杜拉斯本人就是一个情种。
   《广岛之恋》是我1986年翻译的,之所以要译这本书,是因为我当年在法国看了《广岛之恋》
   这部电影,当时被片中那种凄美无奈的气氛所打动。20年前我翻译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现在回过头来看,《广岛之恋》不是单纯写男女之爱的,而是在写生与死的关系,在写回忆和遗忘之间的关系。
   我始终觉得我们对杜拉斯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因为《情人》的走红,我们常常觉得杜拉斯最好的作品就是《情人》,她只能写《情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杜拉斯的许多作品是与情欲无关的,她的作品并不都那么有可读性。
 
   链接
   杜拉斯作品译介到中国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之后,翻译家王道乾及北京大学学者王东亮等很快就着手翻译并出版。从那个时候到1992年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之前,《情人》、《广岛之恋》等杜拉斯作品在中国内地出版了多个版本。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曾于1999年末出版了16卷本的《杜拉斯文集》,作家出版社也推出了3卷本的《杜拉斯选集》,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杜拉斯的作品。
   因翻译《情人》而蜚声海内外的翻译家王道乾,他翻译的《情人》、《琴声如诉》、《广场》等无疑是杜拉斯作品中译本的经典。而在《情人》中文版出版之前,《世界文学》、《外国文艺》上已经零零散散地刊登了一些杜拉斯的作品。由于当时这些外国文学刊物及《情人》、《琴声如诉》等图书拥有众多的读者,可以说杜拉斯其人其文深深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其中也包括史铁生、赵玫、迟子建等多位中国作家。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生前多次在随笔中谈到杜拉斯及其作品,并认为杜拉斯同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等代表了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王小波同时对王道乾的译本赞不绝口。 
 
                         写作之于激情
                          文/赵玫
 
   关于杜拉斯我已经说过很多。
   我无法讲述我对杜拉斯的迷恋。这迷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近乎毒瘾一般的。杜拉斯就是那枝罂粟。开在遥远的法兰西。远远近近地诱惑着你。我曾将她的《琴声如诉》、《痛苦》、《情人》以至于《广岛之恋》、《物质生活》反复阅读。是那种无限愉悦的阅读。已经不单单是爱不释手,简直就是迷狂。去追随一种思绪。一份爱情。一种你自己心里的东西。而不是她的。不是杜拉斯的。以至于滥觞。弄得尽人皆知。于是突然地有一天,在拥有了杜拉斯的几乎所有作品之后,我开始拒绝。
   不是因为我不再热爱不再迷恋这个用感性和激情写作的女人了。
   杜拉斯之于我,就是写作和激情。
   为了戒掉杜拉斯这份精神的毒剂,为了不再让自己在她的精神的笼罩下迷失,我甚至在我的文章中每每诋毁她,就像某个年龄段的青年的那种没有道理但却不顾一切的反叛。我想这对于杜拉斯一定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她的特立独行在她自己的祖国就已经遭尽批评和指摘。
   我拿她与我同样敬仰的另一位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做比较。我说比起伍尔芙,杜拉斯简直就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在法国,杜拉斯是被经常称作为知识分子的,因为在有着丰厚文化涵养的法国读者心中,这个女人的那些难以读懂的小说是非常知识分子化的),甚至算不上一位知识的女性。她的小说更多地来自于物质的世界,而不是精神本身。如果说杜拉斯有思想,那么她的思想也是来自于她得天独厚的感觉。因为她更多地是生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感觉就已经足以让杜拉斯成为小说家了。于是她无须读书,更无须像伍尔芙那样每天费心费力地并永无尽头地去思索。
   就是这样。杜拉斯。在感觉的世界中。行动。包括革命和激情。徜徉于惊世骇俗的两性关系中。崇拜或者去爱某个生命中的男人抑或女人。然后记录下来。真实或略带夸张地。有时候也会有些许的虚构(仅仅是为了避嫌)。尔后在漫长而缓慢的写作经历中,不停地重复。重复。变奏。然后依然是重复。除非有新的事件在她的生命中发生。于是新的激情。激情带来的新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上升为杜拉斯式的真理。而她的这些对于人类的鞭辟入里的解析,又是在她那独到的无与伦比的话语指引下完成的。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比较和判定,是不是伤害了那个我如此挚爱的并且已经死去了的杜拉斯。其实我伤害了她,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是伤害了自己。是自伤。因为我的写作本来就是在她的阴影的庇护下成长的。很久以来,我也曾像她那样,不那么强调知性,任凭故事消失在被话语统治的迷茫中。于是我想摆脱。急于摆脱。去寻找一个更加丰富的文化背景。在那里,不是只有杜拉斯,还有伍尔芙、福克纳,以及风格迥然不同的昆德拉,或者,别的什么不朽的作家。
   杜拉斯总是那样直接。她的几乎所有的思想,竟然都来自她自身的疼痛。有时候她会很匆忙地用文字记录下她刚刚经历过的那一段切肤之痛。大概也是因为她的无奈。她所爱的男人却逃离或者背叛了她。她怎么办?要安慰自己。所以写作。也许仅仅是为了生存的平衡。于是直接。于是感性。而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她会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创造出一个动人的变调来(有时候干脆就是他人的故事)。那个变调的旋律又是那样地亦真亦幻,高贵而优雅,甚至是那样地接近着人生的真理(包括爱与仇恨)。这真理又不是那么深奥地悬浮于精神之上,而是飞扬着的灵动的激情的,被她的那些美丽的构想所负载,又被她那么通透精致的语言(也或者是我所敬重的那些杰出的翻译家的语言)所引领。
   我一直以为在杜拉斯那里,经常是语言在先,而不是故事在先,更不会是思考在先。她首先看到,有所感受,然后描述。用墨水和笔。那些纸上的东西。动笔之前,有时候她甚至不知道那将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是笔的行走带着她。也就是语言带着她。那么感性的。语言是第一要素。仅就杜拉斯而言。然后故事就有了。人物就有了。还有情节。那么栩栩如生的。思想自然也就在这一切之中悄然来到了。
   很多年来阅读杜拉斯,或者我的所有的杜拉斯的书籍,对我来说,我所拥有的仅仅是印刷和装帧设计之外的那个杜拉斯的本质,当然也包括那些翻译家们的辛勤劳作。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承载着杜拉斯灵魂的包装也是我的一种拥有。
   要说的是,2005年7月,当我得到了这套在中法文化年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和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时,我的那种再度拥有了杜拉斯的心情是怎样的喜悦。而且是第一次,我把这套丛书精美的装帧,也当作了一种意外的拥有。那淡淡雅雅的只有着高贵色彩和黑色字体的封面,那略显粗糙的乳白色纸张,那若有似无的版型设计,那排列疏朗的清晰文字,特别是拿在手里时的那种大小适中的舒服的感觉……我才恍然,是啊,杜拉斯为什么久久不能这样地去拥有呢?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何况,这又是出自我无比信赖的上海译文出版社。
   此次出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共包含了《情人》、《写作》、《广岛之恋》、《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夏夜十点半钟》、《广场》和《劳儿之劫》等7部作品。应当说这第一部分(但愿会有更多的作品不断问世)杜拉斯的作品系列是极富创意的,读者应当可以就此了然杜拉斯的一斑。
   《情人》让杜拉斯获得了她曾经失之交臂的龚古尔奖,而后是她的《痛苦》再度折桂。
   《夏夜十点半钟》和《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是她的中期创作,此前有《琴声如诉》,此后是《劳儿之劫》。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杜拉斯非常重要的作品。她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和地域都将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
   《广岛之恋》在电影史上是永远不能忽略的经典之作。不是因为电影导演雷奈的新浪潮身份,而是编剧杜拉斯的新小说写作。应当是杜拉斯将这部电影带进了那个辉煌境界的,这毋庸置疑。
   过去看《广岛之恋》,只是单独看杜拉斯的这个文学剧本,从没有读到过现在这样的版本,除了剧本,还将杜拉斯所有关涉这个剧本的文字全部收录了进来。从“剧情”到“剧本”,再到附录中关于男女主人公的阐释,甚至,关于场景和画面的那种种无限文学的描述。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杜拉斯创作这部电影剧本的整个的过程。那个流动的过程。交汇的过程。不同层面的思考。属于杜拉斯自己的那种独特的方式。
   而《写作》又是什么?是杜拉斯的遗嘱?她说写作就是她的全部。可是在今天这个如此多元化了的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敢于说写作是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生存的全部的意义。那将不是被看作可笑、做作,就是被认定为煞有介事。但是写作难道不是某些人的生命抑或生存的意义吗?杜拉斯是。那是她死前说过的话。是对她人生的总结。她不讳言。她有什么好讳言的。她就是她。她的生命就是那样演绎过来的,唯有写作,然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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