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龄的冰心比我的父母还要年长十来岁，我的父辈已经是她的读者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买了一本旧版的“全一册”《冰心全集》，我至今记得我的父母看到这本书时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兴奋的光芒。
那时我就读了《寄小读者》《英士去国》《到青龙桥去》《繁星》和《春水》，在写母爱、写童心、写大海的同时，冰心同样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
五十年代我读过她的一些译作，像泰戈尔，像纪伯伦，我真佩服她的博学。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我才有机会与她老人家有所接触。她永远是那么清楚、那么分明、那么超拔而又幽默。她多年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但是她身上没有一点“洋气”，她是一个最最本色的中华小老太太。她最反感那种数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她八十年代写的小说《空巢》，表达了她永远不变的对祖国的深情。她关心国家大事，常常有所臧否。她更关心少年儿童，关心女作家的成长，关心散文创作。她既有时人们爱用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心，又深知自己的特色，知道自己适合做一些什么，她不是只知爱惜羽毛的利己者，也不是大言不惭的清谈家。
她常常以四两拨千斤的自信评论是非。她说一件事怎么样做就是“永垂不朽”而换一种做法就是“永朽不垂”。她说她不喜欢的一本刊物“只消改一个字就行了”。她的话令人忍俊不禁。她会当面顶撞一些人，说“你讲的都是重复”。而对她不喜欢的人不自量力地去求字，她就问：“你带了纸来了吗？你带了笔来了吗？你带了墨来了吗？没有这些，怎么写字呢？”她说起她的这种“狡猾”地摆脱纠缠的故事，自己也禁不住得意地大笑。
她更乐于自嘲。她自称自己是“坐以待币(毙)”，她解释说是坐在家里等稿费———人民币。在她的先生吴文藻教授去世后，她说她已经能够做到毛泽东倡导的“五不怕”———不怕离婚了，此外她已年逾九十，所以不怕杀头，也无官可罢无党籍可以开除。一九九四年她大病过一场，我去看她，她说：“放心，这次我死不了，孔子活了七十三，孟子活了八十四，谢子(指她自己)呢，要活九十五。”如今，九十五早已超过了，这就是“仁者寿”的意思吧。
然而对于国家大事，她是严肃的，她拿出自己积存的不多的稿费捐赠给灾区人民，她又拿出自己的钱办散文评奖。
她近年身体益弱，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了。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清醒的。后来，她的身体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有一次我又去看她———她正在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我劝她，不必满足一切记者的要求，您累了，闭目养神可也。她回答说：“那不等于下逐客令吗？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过去说过，冰心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文艺生活里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现在她去了，那么，回忆她、阅读她，这也是一个清明、健康和稳定的因素吧。在遇到困扰的时候，在焦躁不安的时候，在悲观失望的时候和陷入鄙俗的泥沼的时候，想想冰心，无异一剂良药。那么今后呢？今后还有这样大气和高明、有教养和纯洁的人吗？伟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不是应该多有几个冰心这样的人物吗？ （摘自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