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王安忆、陈思和的陪同下，宗璞出现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据王安忆说，宗璞一到上海就病了，却坚持出席《东藏记》和《南渡记》作品研讨会。
2000年盛夏，当时72岁高龄的宗璞完成了她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二卷《东藏记》，5年后的今天，《东藏记》获得茅盾文学奖，面对来自全国各个媒体的采访，宗璞的口拙是显见的。对于一个近20年一直生活在笔下的世界的作家来说，宗璞不善交际，但是在她那如同石佛般始终不动声色的表情里，你会看到一个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的身影。
7年苦耕记“东藏”
《东藏记》耗去了宗璞7年的精力，加上写作第一卷《南渡记》的3年和中间停顿的5年，两部小说前后用时15年，其间甘苦，实在是难以言说。“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执着、顽强和创作的艰辛。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视网膜脱落，无法用笔写作，所剩篇幅均由口述而成。这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就像她在《东藏记》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汁液。”
说起《野葫芦引》的创作源起，宗璞说，那是很久远的事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己任的精神给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储备了丰富的素材，从1985年春到1987年底，她完成了《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
高贵人物动人心
宗璞至孝。其父冯友兰先生临终前完成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一巨著。为了照顾父亲，宗璞毅然搁下写作，用全部的精力伺奉老父。然而，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1990年11月，冯友兰先生乘鹤西去，宗璞大病，直到1993年秋天，才继续《东藏记》的写作，后来视网膜脱落，最终只能用口述的方式继续创作。
在研讨会上，作家蒋丽萍说，在阅读《南渡记》和《东藏记》的时候，自己时常被书中人物的高贵所打动，心中经常被一撞一击，眼眶经常湿润。令她难过的是，我们只能在这不可多得的作品中遇到这群主人公了，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再也没有机会结识到这样一群人。研讨会上，有多人拿宗璞的语言文字和“红楼”作比，宗璞把琐碎的生活场景写出“味”儿，把诗词散曲的优美注入小说，有对生活的透彻的认识，往上蒸腾的那种自然，“看了这样的小说，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粗鄙”（陈村）。一些年前，王蒙看了宗璞的小说，曾用“口吐兰花”四个字来形容；李子云著文评论宗璞，借用了古人的“兰气息，玉精神”六字，用这六个字形容先生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因为身体的缘故，在整个作品研讨会过程中，宗璞只是静静地听，在大多数时候面无表情，更无言语。在《东藏记》后记中，宗璞写道，“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宗璞的心里不断地构筑着新的七宝楼台，愿宗璞先生心愿得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