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轨上的爱情》的作者苏德被“揭秘”：出10万字的书仅需9天；而《陶城里的武士四四》的作者周嘉宁也自曝同样速产；张悦然自2003年6月出版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已出了5本书；而郭敬明的出书速度也被誉为比电脑屏幕刷新还快……当然，其责任并不在青年作者本人。目前的现状是：一个年轻作者一部作品走红后，便有众多出版社蜂涌而至，使出各种招数约稿。年轻的作者们自然也明白出名要趁早的道理，凭借着对文学的原始热情和年轻旺盛的精力，也乐意“快产”。出版商似乎等不及“精雕细琢”的打磨了，将苍白的内容用华丽的包装遮盖也就匆匆出笼了。郭敬明一篇8000字的文章，配上150张图，就凑成了一本书；张悦然的两本新书也穿插了大量的图片；还有一些作者就那么几篇东西被选来选去，重新包装成一部新书。面对这些年轻作者一个快似一个的出书速度，有评论家提出，这样的“快产文化”有多少能沉淀下来成为精品力作的？
著名作家王安忆虽然对年轻作者的“快产”表示出一种宽容，她认为，写作的速度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过在介绍自己的创作进度时说，自己一天只能写1000多字，这些成果还经常会被推翻重写。27万字的《长恨歌》写了一年，她本人对这样的速度已经相当满意了。她承认自己现在的写作速度越来越慢，因为是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样就会对自己不满意。
王安忆还提出，对现在年轻作者“快产”的状态，出版社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把文学放到流水线上生产了。写作就像打毛衣，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产业化”不能用在文学上。同时，她还认为，文学是需要积淀的，演艺界的“出名要趁早”理论不一定适合文学创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