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骨灰级”的先锋派遗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04年重出江湖。日前，格非推出了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据说这是他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而徐星也推出他断断续续写了17年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两部作品同时推出，不能不成为一个“事件”，因为它们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先锋派”。
先锋小说家“沉寂”的说法，只是相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创作群体而言。事实上，90年代，苏童、北村依然不断有新的作品面世，但挑战性并不强劲。潘军依然在写作各种作品，但都看不出与先锋有关。孙甘露本来就惜墨如金，他不写也不奇怪。至于格非，据说在大学当教授感觉一向很好，并没有后顾之忧。
对话格非：带着先锋走进传统
据说，你的新长篇《人面桃花》从1994年开始写，中间多次搁浅，到2003年才完成，它的诞生为什么会这么艰难？
格非：目前，小说的第一句话“父亲从楼上下来了”是2000年在意大利写的，之前写的一些内容都废了。在意大利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停了下来，一直等到2003年到了韩国，我才突然有了写作的欲望，一口气完成了这部小说。
重读《金瓶梅》使我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它的简单、有力使我极度震惊，即使在今天，我也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所以，我以现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这部小说。
完成《欲望的旗帜》之后，你的写作处于半停滞状态，后来就基本停下来，写不出来、写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格非：“《欲望的旗帜》写完后为什么突然作品就少了”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每次不大一样。因为原因很多，那段时间我出现了精神危机，被很多问题困扰着。甚至，有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写，最喜欢的音乐听不进去。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这批人总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隐秘的中心。我们对热火朝天的社会带着嘲讽的眼光，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生活的精髓。在自己生活的圈子充满自信，自由地生活着。到了上世纪90年代社会变了，出现了另外一些人。这时我总有一种感觉文学的环境不再属于我们了。
我对读者完全没有信心，没有办法满腔热情地去写作。我一直在教书，算是个业余作家，能写就写一点，不能写就停下来了。我觉得可能会过去，只有耐心地等待。当时的心态像卡佛说的：不抱希望，也不绝望。
和你同一代的先锋作家群体性地走进了死胡同，马原、余华、孙甘露等都是多年没有作品，而苏童等写出的新作品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评，带着先锋走进传统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批人的出路呢？
格非：死胡同可能还谈不上，事实上这些作家在这些年中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也要说，当年先锋派的写作曾经把大家从传统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写作的自由。现在面对阅读环境的变化，想像力再次被束缚，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大境遇的相同让我们有些共通的焦虑和问题，让我们都企图超越自己。但每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具体到每个人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
在这种状态中，你认为自己在写作的问题上找到了什么出路？
格非：我在1995、1996年提出整体性写作，我觉得中国小说是整体性的问题，现代小说不仅仅像西方说的只能在局部上做突破。恐怕还要回到整体，我坚信一个人整体性的问题解决不了，局部性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
我以前不大喜欢中国传统小说，但经过多年来的思考和阅读。坦率地说，我的观点有了很大变化，我觉得中国有些传统小说实在太了不起了。它跟西方文学完全不同，它早已经突破了西方文学的很多界限。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在其中寻找写作的资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