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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为民说话 情愿速朽 新作《国家干部》出版 |
| 2004-3-15 9:06:00 北京青年报 陶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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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3年的写作，作家张平在“两会”前出版了近70万字的新作《国家干部》。一个手下有一万多民工的房地产老总，用两天的时间读完《国家干部》后，找到在北京开“两会”的张平，告诉他，小说看完，哭了一晚上。张平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就是农民出身，虽然做房地产这几年有些成绩，但是看了小说，勾起了他对农民那段生活的记忆。这个老总的一句话让张平很感动，他说：“看了《国家干部》之后，知道该怎么对待农民工，该怎么善待他们。”12日上午采访张平，他先给记者讲了这个故事。“我想写他们，为他们说话，他们太苦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电话那端的张平，语气平且缓，但其间，也有重重的或惋惜、或感慨、或无奈的叹息。
■剪裁过的影视不能代表小说
四年前因为小说《抉择》，张平获得茅盾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获金鸡奖最佳影片奖；那一年，他不仅被人们称为“反腐作家”，还被山西省授予“人民作家”的称号。
然而，也是在张平赢得掌声和荣誉最多的那一年，有人撰文表示，对《生死抉择》影片中表现出的浓厚的清官意识、人治意识不敢苟同，觉得这是这部反腐力作的遗憾，是“反腐作家”张平的遗憾。“虽然张平并没有在作品中公开为清官、人治唱赞歌，但他的确也没有自觉以揭示清官、人治等传统反腐模式在今天面临的深刻矛盾为己任。他知道自己‘不能写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不能‘欺骗老百姓’，但他也应该知道，凡是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在讲述一个‘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把已经被多次证明‘此路不通’的清官、人治美化成反腐制胜的法宝，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欺骗老百姓’的鸦片么？”
对这样的议论，张平说他听到过。“还有的人说我的小说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把复杂的社会简单化’，但是我的小说里不是这样的。我有时候也很无奈，我希望他们看一看小说，而不是根据剪裁过的电视剧和电影来评论，毕竟这些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抉择》写的是官员业已麻木的良知的复苏，不是要靠清官、权力解决问题。”
“如果说《抉择》和《十面埋伏》里还有一点清官意识的话，也不是作家造成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点不带有时代的印记，那是不可能的。”张平曾解释过：“在人治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中，你硬是写个对清官意识严肃批判、有着现代法制精神的小说，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幻想小说。”
张平说他也狠狠批判过自己的清官意识，青天意识。“《国家干部》里没有清官意识了，全是民众的力量。社会普遍觉醒的民众的力量，对残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执政理念、僵化保守的思想，造成了最强烈的抵制和冲击。”《国家干部》直面我国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对现有的干部体制、干部政治、干部文化作了深刻的阐释和思考。张平希望，对他有这种看法的人能看看他的新小说。
■只要能对改革和发展有所促进，情愿“速朽”
从《法撼汾西》、《天网》到《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张平一直坚持“只为当代而写”的创作原则：“在我们中国作家中，应有更多一些人去关注现实、关注改革、关注当下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想同社会和生活保持距离，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永久流传，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张平甚至愿意付出作品“速朽”的代价，只要“能对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有所促进”。
《抉择》、《十面埋伏》中，张平一直在写国家的干部。问到他新小说和以前写干部有什么不同，他回答说，其实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这几部小说的语言和叙事方式上是一脉相承的，好读、好懂，可读性强；重大题材没有变，尖锐性没有变，都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现实重大题材、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不一样的地方是，前两部是从一个大的案件入手，沿案件往里走，然后再从案件里跳出来，再涉及到广阔的社会层面，所以它所描写的国家干部，只限某一领域。而《国家干部》不再借助案件，直接写社会现实中的干群关系问题，好几个情节同时展开，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更错综复杂，矛盾更尖锐。”张平说，《国家干部》不是一部官场小说。
曾有文学评论认为，张平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冲击力足够了，但小说的艺术性不足。张平却有自己的考虑。“现实题材小说，语言不必刻意去雕琢，雕琢反而造成阅读上的障碍。语言特别精彩了，会把读者从情节、故事、场景、事件中抽离出去，瓦解了阅读的快感。语言越平实越好，好读就可以了。但不是说语言一点个性、一点色彩都没有。”
■33岁由抒写个人苦情转向关注民间疾苦
在写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之前，张平是写苦情妇女的好手。他的早期作品从人的感情和命运出发，哀婉悲切，追求情感意义和诗化的风格。1981年处女作《祭妻》发表，被各大杂志转载，并获得山西文学一等奖。而后的《姐姐》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根本不愁发表不了。
当时就有人给张平下断言：“如果这么写下去，未必不能成为有更高知名度的作家。”然而，张平的文风却在33岁那年有了转折性的改变，这改变，来自比虚构故事更惊险、精彩的现实生活。
“我原来的生活面挺窄的，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姐姐》获奖之后，调到省里当一本文学杂志的副总编。1987年山西文联组织了汾西业余文艺作品座谈会，认识了《法撼汾西》主人公的原型刘郁瑞。他是汾西县长，也是省作协会员。”第一次和一个县委书记聊天的经历，张平记忆犹新。“我们聊了四天四夜，聊他当县长之后遇到的一个农民案子。败诉的农民的老婆被铐到树上，见习律师被铐了五天五夜，吃饭像狗一样……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没见过的这些事，把我彻底地俘虏了，自己像是从一口井里跳了出来，发现生活是汪洋大海，翻腾着的巨浪，令人震撼。”这时候，张平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知道仍然像原来那样写，写家庭、亲历的事情，不是不可以，然而，比小说更精彩的现实生活更强烈地吸引着他。
那时还血气方刚的张平，写就了长篇小说《法撼汾西》和《天网》。“没想到发表之后社会影响如此之大。”张平的创作走出了“家庭”，走进了社会，由抒写个人苦情转向了关注民间疾苦。
张平说：“真实的故事远比纯粹的虚构有趣。”从此，他所有小说素材的积累全部来自采访和聊天。问他为什么没选择报告文学的形式，打了十年官司的他说，从法律的层面上看，报告文学受到的限制比小说大。“报告文学对人物的剖析没有办法深入，只能揭示表面现象，如果做剖析，可能引起官司。剖析人物、写深刻的人性、揭示本质的东西，只能靠小说。”
现在，张平的采访笔记、各种资料有好几大箱。“我看到那些资料，觉得还有很多可写的，这些激励自己不断地贴近现实创作。”
■当政协委员、当作家，都是替人民说话
现在，张平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山西省作协主席，更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说政协委员的这个身份，虽然有时候给他的采访带来一些“麻烦”，比如采访、考察的时候被招待，而冲淡了采访的信息量；但也有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好处，可以接触到一大批优秀的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关注什么，是了解社会的一个好渠道。
“无论是当政协委员还是当作家，最主要的还是替人民说话，为改革开放做些事情。”这是张平永远不会改变的想法。张平在《抉择》的“后记”中说：“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张平自己曾说过：“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属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属于人民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和农民在一起生活。我的姐妹、亲戚也都还在农村，我和农村、基层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几年好像有名了，有职位了，但感情上没有任何变化。每年都有上访的、告状的、下岗的、打官司受冤屈的村民来找我。看着过去一起吃着窝窝头长大的那些同龄的朋友，像个小老头，好像闰土一样，总是感同身受，觉得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想写他们，为他们说话，他们太苦了。”
虽然有的时候张平也觉得无能为力，但是在因写作而招致的十年官司中，他曾遇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让他觉得写作仍有一种力量。“当年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竟有那么多的人在人群里认出我来。我到饭馆里去吃饭，女老板娘认出了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还说以后天天到她那儿吃饭，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是很凶。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交钱！没想到有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这些经历让张平没齿难忘。
“那时候，我真的感到文学的力量，作家到了这分儿上，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老百姓写作？”即将步入50岁的张平反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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