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前的短篇小说相比，朱文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高跟鞋》在叙事的内容、视角、方法上有明显不同。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短篇小说大多侧重心理场景性叙事，将人物置于一个横断面式的微妙环境和情节中，然后展开心理素描，那么，《高跟鞋》更注重的则是人物性格在时代历史中的线性发展，并在此过程中挖掘人物与其生存背景之间那种相互培育的精神关联。
与朱文颍同时被媒体推出，并且成长的时代背景类似的一批作家中，当大多数作者的写作仍然在关注自身的“时代身份”在当下的生存体验时，朱文颍已经开始进入自己以及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史。
《高跟鞋》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在这本小说前面所附的作者简介中有这样的话：这篇小说“重新开始描绘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较早地完成了70年代作家向现实生活的转型。”生活的确走得很快，曾经那个物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冲击波，让人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的“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转眼之间已经成为过去。当眼下一切似乎都在逐渐地水落石出，人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慢慢尘埃落定，并且以为自己“本就如此”之时，朱文颍的《高跟鞋》对自己也对自己的同代人原本并不非常明晰的精神来历进行了呈现和探索。这就是对“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进行“重新描绘”的意义所在。
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朱文颍在进行重新描绘时，依照的是自己独特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历史发展逻辑对人们精神需求的永恒尊重，也就是说，是人们的精神需求而非物质需求，才构成了历史的内在发展线索。依靠这个尺度，她足以对过去那个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区分和剖析，比如，她对安第的那块玉的把握。立足今天回头看朱文颍笔下的十宝街时代，就会明白作者的判断：都是一样的女孩，王小蕊只是被时代推动着被动地随遇而安，而安第则是借助一种精神构建的小小野心，抓住了一根线索，让自己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即使这样的安身立命只与安第自己对历史逻辑的认识有关，而与世俗的幸福无关。
朱文颍是擅长人物的成长背景、性格心理的分析刻划的。虽然生活背景是苏州，但是朱文颍似乎对上海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写作上的兴趣，她的笔端既有张爱玲式的画龙点睛的传神，又有王安忆式的条分缕析的分寸。她把《高跟鞋》的写作背景放在了上海而不是苏州，应该是因为，对于朱文颍这一代人来说，上海是一座更能充分展示出他们的成长特征的城市，而且，在这座城市中，女性更易于发觉和把握住生活的历史感对于自身的意义，因此，对于表现《高跟鞋》这样的小说的主题会更为便利。
棉棉有一句话说得很敏锐：上海是母的。这句话说出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女性直觉独特的培育功能。在上海，写了《金锁记》的张爱玲、写了《长恨歌》的王安忆，都把上海这座城市培育出的那种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准确直觉发挥到了极致。《高跟鞋》写的是年龄类似朱文颍自己这样的女孩子在上海的成长经历，是不同于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又一代人，但是，在她们的命运之间，有的是那么一种一脉相承的神韵：她们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有着敏锐的直觉，并且这种直觉总是镶嵌在上海这座城市繁华或苍凉的历史命运之上的。
从张爱玲到王安忆到朱文颍，她们共同的特长就是，她们不仅写出了繁华或苍凉，也能够握住繁华或苍凉背后的根源。这种根源是躲过了大的动荡变迁，不露声色地沉淀在一些微小的细节和淡然的心态里的，就象安第的玉。能够把握住这样的细节和心态，就能够把握住上海之为上海的精髓所在。同样地，也足以把握住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的深处，精神构建对于生存质量的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