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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战军:文学的份额和民族标识 |
| 2008-9-18 9:18:00 人民日报 施战军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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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了一次“华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讨会，深受触动，这题中之义与言外之意都令人感慨系之。这里触及了一个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话题，这就是关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份额的焦虑。我们到底已有多少份额？如何去挤占并扩大份额？我相信这些焦虑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有，在整个文学界也似乎普遍存在。
一般来说，中国作家是以有更多作品被译介到国外为荣的，现在翻开很多作家的简历就会看到有以这种荣耀作为表征的焦虑在。这种焦虑可以理解。其他国家的作家是否也这样强烈我不太知道。中文被译成外文所传导的意蕴被大打折扣地简化甚至被粗暴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有限的翻译家的偏好将中国文学现状单一化的现象也是明摆着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学创作的实情并没有获得有效的传播，而中国作家自己的外文水平又不具备足够的校勘与辨误能力，于是连带着尴尬的焦虑也就在所难免。
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作品数量多一些肯定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有几个作家可以知道自己作品的外文版的质量呢？何况还有大量未被汉译家发现的好作家和未被外译的好作品。如果过于在乎这个问题，这种焦虑很可能会对进行着的中文写作构成一种困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就是我们看到许多作家的谈话中不断在强调“民族”标识。我们尽可以说，这可以看成在全球视野中的一个审美自觉，也可以看成西方对陌生文化“窥视”并寻求精神安慰想象的需要。就像从泰戈尔到奈保尔，和谐神秘的东方之美和受伤的印度文明又何尝不是西方这种双重眼光下的赏识之物。但是，相形之下，看西方国家的文学经典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世界文学经典的国族标识很明显吗？比如我们在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和想象的他所描写的人物是俄国人吗？包括读海明威的作品，我们会想到人物是美国人或是欧洲哪个地方的人吗？至少我不会首先想到。尽管作品里有许多直译的地名人名，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拗口的地方和人名作为一个地域限制因素，阅读的时候都可能排除这些东西，我们感知的是关于人关于人类精神的叙事，以及关于文学的叙述尺度的把握。
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况且汉民族有那么多的方言区，这导致文学表达在普适性上很难实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要是完全靠某些民族文化的标识来取得世界文化的份额，或者说用它们取得审美认同，其可能性还是应该存点疑问的。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以边地边疆生活为依托写出来的小说，完全可以像国外那些名作一样具备一种经典的品质。这种经典的品质会成为文学的一种通识。比如说，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里面就有这种通识性，没有完全排斥掉历史感，也没有排斥掉民族本身的特点，但是表达的更多还是对人类的基本处境的痛挽和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肯定。世界文学是有通识性的东西存在的，无论国际国内，与其说它的通识因素是人性、存在、荒诞感等等，这些概念不如置换成一些别的词，比如说，“魅性”。魅性的存在，让人永远处在一种对浩瀚世界的关切兴趣当中，由此产生对于深藏的人心奥秘和自然规约进行追问探索的愿望。如果一切都可以明了确知，那么我们文学本身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是那种科学主义技术理性无法透视的东西之下的人文魅性在吸引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诗歌、散文、小说，包括评论在内的各种文类都在表达对于魅性的追寻，无尽的魅性引诱着我们，并对这魅性后面的东西有所敬畏，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也好各自珍摄并共担温凉。
我们更应该反省审视自己的作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创作受到对汉译国外文学片面阅读的影响，往往更注重那种所谓的人性的复杂性、描写的繁复性等等元素。似乎忘却了文学的终极旨归，更为热衷于混乱、怪诞以及邪恶的呈现，这简直成了一种新的“纯文学恶俗”。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厌恶厌倦多于亲和愉悦、冒犯多于慎独、罪与仇多于功与恕、冲撞破坏多于建设和圆融。很多被称颂为“深刻”的作家的笔底仅止于恶、罪、冲撞破坏等心理与行为的发掘。魅性被抽空了人文的春心，包裹着魍魉的冬装穿行，它与对人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最终辨认相去甚远。魅的表面之下必有永长的单纯正常和真切美善存在。所以每当我们和不故作恶魔状的超拔于浅层言仇泄欲的作品相遇，就都有些莫名的激动，从传统而来的中国人的内心，本来就蕴藏着基本的人类精神的丰富性，我们凭什么要避而不究视而不见？好在我们还有不少的优秀作家自然而然地淡定于文学前沿，还有长篇小说佳作不断出来，可以让我们对如今华语文学经典品质的获得，拥有认证的资质和持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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