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决定要为第一届“上海写作计划”举办报告会，我就开始考虑定一个什么主题。三位作家，包括我，都是女性，于是，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关乎女性写作，可是我却觉得太过现成，亦过于明显，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具潜质性的报告会。
这些作家的材料先后陆续地来到我面前，我第一注意到来自加拿大的玛德莲·邓，她有一个颇具隐喻的身世。她的母亲是香港人，父亲是出生马来西亚的客家人，然后这一对夫妇移民加拿大，生下这位未来的作家。她的小说《确然书》的开头，一位先生去看望他的亡妻的华裔父母，他的妻子生前总是困惑于她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现在，这困顿似乎留给了年轻的未亡人，追溯的线索更加曲折了，我很难摆脱一种猜测，这位作家是在写作里寻找或者说建设着她的身份认同。
接下来我又与来自日本的茅野裕城子相遇，我接触到的是她多年前所写的小说集《韩素音的月亮》，我看见一些抽象的地名和种族名互相碰撞：北京的日本人，美国的日裔女孩，在美国的出生于巴西的韩国人，抑或出生哥伦比亚的中国人———他们猝然间相逢，没有理由地发展关系，而后陡然结束，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在世界地图上任意摆布，最后结成命运那样的果实。而我知道，茅野裕城子是一个喜欢漫游世界的人，她不停地离开家乡，去往陌生的地方，好像那里有着她丢失的什么。
再后来我读到了澳大利亚的盖尔·琼斯的小说《道歉》，写的是一对英格兰夫妻，早年来到澳洲大陆，丈夫虽然有人类学的理想支持，妻子则恪守着清教徒的妇道，可陌生疏远的环境，依然击败了他们，从故土带来的婚姻裂隙，并没有因相濡以沫而弥合，反而在孤独中变得越发尖锐，终于分崩离析，那小女儿则向土著社会寻觅人生乐园。我问盖尔·琼斯，这是不是她家庭的故事，她说不是，故事是虚构的。事情就更有趣了，我们不仅在事实上，还在虚构中经历着离开和回归的路程。我不仅想起我自己，自小学起就要填写的履历表上，总有一格叫作“原籍”，我们在其中写的那个地名，已经滚瓜烂熟，可是，我们多半没有造访过，甚至于那里已经没有亲人，可是，它千真万确就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血缘从那里发源，我曾经从历史书上去追根溯源，企望从故纸堆里浮现家乡的面容表情，回家的路则变成在字纸之间。
这时候，我发现三位报告人和我这一个主持人除了性别之外又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无论是在我们的身世、经历、生活，还是虚构中，都存在着一对关系，就是故乡和他乡。当我们身处他乡的时候，我们急迫地要寻找故乡，身处故乡时，却热切地要去往他乡，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写作的人生，想象力向我们要求着过去，同时又要求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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