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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文学是我的信仰 |
| 2008-9-3 9:32:00 新疆日报 曹新玲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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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我的信仰 ——访著名作家阿来
8月26日，《回族文学》获新疆期刊奖暨首次昌吉作家笔会在昌吉市举行。也就是在此次庆祝会和笔会上，记者见到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尘埃落定》的作者、著名作家阿来。
阿来身穿格子衬衣，深色休闲裤，朴实、沉稳得如邻家大哥一般。
采访是从他即将出版的新作《空山》谈起的。从写完《尘埃落定》后，阿来有10年时间，一直在从事期刊出版发行等工作。2005年始，阿来着手他的《空山》三部头的创作，一年一本，最后一部大约10月份与读者见面。
在写《空山》的同时，阿来今年还参加了一个由英国一家著名出版社牵头组织的创作活动——该出版社招募世界一流的百来名作家，专门创作出版《神话》（各民族的）丛书，该丛书用英语、法语、德语等六个语种，全球同步出版发行。阿来承担的是藏族神话《格萨尔王》的创作。
说到《格萨尔王》，阿来对这部神话传说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当今时代环境下，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的传说故事，必须将格萨尔王写成一部现代小说……过去传说、史诗产生的时候，国家、民族是相对封闭的，所以那些传说、史诗带有强烈的民族性，但经济全球化之后，不，不光经济全球化，现在文化也逐渐全球化，这时候我们关注史诗、关注传说，就不能只是关注单一的史诗、传说内容，而应将其放在今天的背景、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创作，这样，所创作的神话、传说其所展示的价值观等都要发生一些变化。
记者：这类似于命题作文啊，一般情况，作家是最厌倦命题文章的啊。
阿来笑了。说来也巧，在接到英国出版社的征询函之前，阿来一直在研究格萨尔王的神话、传说故事，《格萨尔王》作为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阿来对它并不陌生。所以刚好有这么一个机缘，一拍即合。否则，断不会那么轻易答应的。
中国的作家，许多时候并不是内心有种冲动才写作，而是被迫的，被外部环境所迫，被自己的名利心所迫。对此种情形，每个作家的选择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创作过程中的成功感。对自己思想情感的表达、对创作形式的追求，所有这个过程也许是痛苦的，但对我，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享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是享受包办婚姻，还是享受自由婚姻。
也可能是写作方式的问题吧，我对自己未来的创作从来都是兴之所至。当初写作《空山》的时候，也是因为一种内在的冲动。但仅仅有想写的冲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故事，有引起冲动的对象。这种对象便是由人去推动的故事。任何一件人与事都是有其含义的，追踪这个故事，追溯其含义，把这个故事很好地讲述出来，就是一部好小说。
我觉得，好小说与一般的小说就是进入写作的方式不一样吧。
就因为这样的写作方式，我不知道我明天会为哪件事而激动。
记者：现在许多写作者，以暴露个人隐私、以身体写作、以审丑为荣，你的《尘埃落定》写得那么美，作为一个以创作美为荣的作家，你对此种现象怎么看？
阿来仍是那种平和的微笑：文学创作对我而言是个人的宗教信仰，在许多人都没有信仰的时候。
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善，应该是每个人通过修炼、自省都能达到的，而美是需要艺术来达到、来实现的。美在我看来，一在自然界，一在艺术，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容忍她（艺术）不美。
生活中丑陋的东西是不少，但艺术能弥补生活中的缺陷。中国现在最大的缺失是缺少美。何谓艺术家的天职？那就是捍卫美，创造美。美不像真理，美是有灵魂的，是能感觉得到并且能看得到的东西。
不能否认，现代生活中也是有许多美的东西的，但它需要艺术家的眼光去发现，去提炼———可中国的不少作家大概都把重心放在具体的“生活”中，忘记了去发现，去提炼……艺术诞生于宗教，她有宗教的成分，她有另外一种责任，那就是把人从庸常的生活中提升出来。我觉得，艺术应该对今天的生活有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解构性的作用。
记者：作为一位使用汉语的藏族作家，你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
我不赞成强调汉族人或藏族人或其他民族之类这种外在的差异，我更赞成从人类共性的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如情感，如信仰，如追求，如生老病死，如爱恨情仇，难道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真有什么质的不同吗？欧共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再如《简爱》，我们被其所吸引的不是小说所描绘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庄园、城堡及女主角简所穿的细腰拖地长裙，不是有着差异性的文化，而是简与罗切斯特之间真挚的爱情，在人类共有的情感面前，文化的差异早就被忽略不计了。
记者：自《尘埃落定》之后，你整整有十年的时间，专心致志做期刊杂志，作为一位作家，十年，你不觉得可惜吗？
我终生认定自己是一个作家，但作家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参与生活。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期———主要是指经济的转型，这其中文化的转型也同时存在。也就是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我对于这一转型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写作嘛，随时都可以进行的，而经济转型期，它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会有开始和结束。实则也确实存在文学、文化上的转型，而这个转型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
做杂志，我们做得也很成功喔，我们曾经发行五六十万份哪！
记者：在阅读方面，你平时都看些什么书？你有特别赏识、钟爱的作家吗？
在阅读、做学问上，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边界，当然，读到一定程度，知识、学问就会系统化。世界上许多学问、知识，都可以这么归纳。
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阅读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写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我们更多地关注个人感受，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将个人命运更多地跟国家、民族、时代、甚至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当我们已经不再处于成长阶段的时候。
我是有好奇心的人。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知识我都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作家思想上不能有禁区，当然是负责任的、怀有深刻善意地进行一些探索。目的是为了人类更好的沟通，更好的交流。
记者：你是四川人，汶川“5·12”大地震对你有影响吗？地震过后，你有否写过关于地震方面的文章、作品？
当然有影响，影响到现在还没有过去。作为一个普通人，灾区的普通人，我觉得更有义务实实在在去做点什么。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重建自己。比如重新感受和体会怜悯、同情、仁慈、扶助等人类共有的那些情感。
直到现在为止，还在参与灾区的一些具体工作，其中有的工作还要持续更长一段时间（是建学校吧？记者插言）。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自己。整个地震期间，我处于“失语”状态，一种无意的“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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