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令人手不释卷的长篇
我自愿阅读长篇小说的历史，应该截止到《废都》《白鹿原》；后来在作家出版社编书，读小说成了工作，成了被迫，甚至成了生意的一个环节，就更不会自愿读小说了。不再自愿读小说的主要原因，一是活得心浮气躁、实惠平庸，很难静下心来与书中的人物同生死、共悲喜；二是没有碰到令我手不释卷的好小说。好小说罕见的原因有许多，只想强调两个。一是在这个权贵资本主宰的时代，很多聪明人都去挣钱、谋官了，而不屑于干写小说这个费力难讨好的苦差事。一个被大多数天资优越、有才能的人不屑的行当，自然是很难搞出好东西。二是虽然创作的禁区已经很小了，但传播的禁区还很大，除非你不想发表，否则你的创作就只能在狭窄的空间中挣扎。其实中国近百年动荡、畸形、疯狂、残酷的历史和热闹诡异的现实，原本是诞生伟大文艺作品的肥沃土壤，然而这土壤还不足以迎来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还要有自由的空气，还要有宽松的传播环境，还要等待文艺家摆脱穿着小鞋在夹缝中跳舞的窘境。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再等上一二十年，经历丰富的一代人就将风烛残年、驾鹤西去，生命中鲜活的历史就将变成被过滤的、书本上的干瘪文字。随着这一代人的消逝，中国千载难逢的实现文艺复兴的时机也将与我们擦肩而过。到时候我们看到的中国，很可能是这样的情景——在缺乏厚重文化的暖棚中盛开着一朵病态的经济牡丹。不管我的这种悲观主义判断有没有道理，起码我的文艺心绪是麻木冷漠、消沉颓废的，但即使这样，当看到戴定南的这个稿子时，我的心还是忽悠了一下，看下去，竟然还有些手不释卷了。
同样是穿着小鞋在夹缝中跳舞，戴定南不但不逃避，不暧昧，还一定程度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讲了真事，抒了真情。他的舞步虽然照样有些局促，却决不磕绊，甚至还有着几分自由自在、潇洒飘逸。2007年7月的一天，戴定南电话说写了三四万字想发给我看看，书名叫《生于1964》。读完后我给他回信说：“是难得的好东西，具有多方面的天才性。你的魅力在我们初见时就已显现，但在后来的日子里却发生了畸变。今天看来，你是天才的艺术家，也是个精彩的、有重大残疾的商人。这一切源于你的基因、幼年经历等。你人格深处、心灵深处、思想深处的复杂性异乎寻常。从前称你戴总，是礼节, 是尊重，是疏远，也是蔑视。以后只能称你老戴了。上帝把你搞到世上，让你搞了那么多事情，似乎都是为了帮你最终成为一个出色的文艺家，而文艺在历史上，比权力、金钱要高贵许多。搞这类事，比搞权、搞钱要精彩许多。更关键的，这可能是你的宿命。”这是读完后兴奋状态下的私交真心话，冷下来，并把这话公布于众，自然有点脸红，但当时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真实的魅力
稿子虽然有些自传的味道，但终归还算小说。喜欢读纪实、资料性文字的我之所以喜欢它，首先应归于它的“真实性”。
真实，本应该是起码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而不应该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也不该有多么大的艺术魅力，更不该成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核心标准。只是因为我们多年被虚假所包围，被虚伪所愚弄，一旦醒过来，便觉得真实是那样的难能可贵，是那样的魅力四射，是那样的应该成为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石。可时至今日，人们在努力揭示历史的真相、憎恶现实的虚假的同时，仍然还有很多作者习惯性地在创作中掺杂了各种虚假的成分。虚假，仍然是许多作品的大问题。
文艺创作中的虚假可分为主观的虚伪和客观的虚假。前者是作者本人就不够真诚，其品性中就有着较多的虚伪、投机的因素。这样的作家即使有些才华，即使它的作品被天真的读者大加追捧以至成为大畅销作家，但是由于作者灵魂的肮脏、心理的龌龊，他的作品总给人以一个骗子在讲述真实故事的感觉。他的畅销书即使在技术层面真实无误，也照样是把屎盆子当砂锅炖得的红烧肉。明眼人不但很容易嗅出其作品“香”后面的“臭”，就是看到他的名字，都不舒服。所谓的客观虚假，指的是作品的逻辑、故事情节、语言等方面的虚假。这个层面的虚假主要是因为作者的能力不够，诸如思维逻辑性差、视野不够宽、生活经历单调、思想缺乏深度、心理比较幼稚、艺术天赋较差、不了解读者趣味等。客观的虚假虽然不像主观的虚伪那样可憎，但这样的作品很不好看，甚至连天真的读者都蒙不过去。而阅读《折腾》，我感受到了作者写作时的真诚状态，感受到了人的真诚品性的魅力。戴定南虽然才四十多岁，但他的经历比较复杂，尤其是他在官场混过，又在商场折腾了很多年，我猜想他一定干了不少见风使舵、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事情，我也断定他品性中会有不少巧滑、虚伪的因素。然而他又能够写出这样真实性很强的书，我猜想他的品性中自也有诚实天真的一面，甚至可以说，诚实很可能还是他复杂品性的基调。起码可以断定，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对待这本书的心态，是真诚的。然而主观的真诚还不足以解决客观真实的问题，更不能保证作品具有很好的艺术魅力或曰可读性、市场性。相反，很多品行很好的人，倒是很难搞出魅力四射的文艺作品。就此，在品性尚好、还算真诚的前提下，作家丰富的阅历、不安分的性格、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等非正常人的特点，倒是能够创作出既客观真实又充满魅力的文艺作品。戴定南的《折腾》之所以好看，正因为他具有这些特点。生于1964年的戴定南，算得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跨时代的人，他的家族复杂怪异，他出生在湖南的偏僻山村，他少年时来到湖南的小城市，大学在成都，毕业后分到新疆搞地质勘探，偶然的机会他又便被部长钦点调到北京的部机关办刊物、研究宏观政策，并成为了最年轻的处长。没多久他又下海到海南做起了融投资、包装上市的生意，继而又到重庆搞房地产，又回到北京做广告公司、咨询公司、境外电视台等。伴随着时代的巨大变革，他在丰富的经历中碰及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他的奋斗过程充满着成功和失败，但总的来说，他在官场和商场折腾了这么多年，虽然不能以失败来概括，也不能算是很成功。读完他的《折腾》我甚至宿命地想，上帝让他如此曲折地生活了40多年，让他见识了那么多，可能就是为了让他最终成为一个出色的文艺家在做准备。写《折腾》这种小说，有好的生活积累不一定能写好，但没有好的生活积累是一定写不好的。
点石成金的“天赋”
产生这种宿命的想法还和戴定南的文艺天赋有关。在我看来，别看他有官场的奇遇，有商场的磨砺，然而他骨子里却不是一个政客或商人的好材料，他的天赋更适合做个文艺家。别以为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曲折的人生体验就能成为出色的文艺家，就文艺这个行当，点石成金的关键还是天赋。就我的观察，戴定南当属艺术天赋很不错的人。所谓的艺术天赋，主要指的是先天的、适合搞艺术的气质。这种气质大概包括敏感、主观、矛盾、孤僻、不安份、人格复杂、既自卑又自傲、有激情、好联想、善提炼、审美欲望强烈、有变态倾向等等。戴定南属于这类人，他混迹官场和商场却不能出类拔萃、功成名就，也正因为他的这种气质。而一旦进入艺术的世界，他的这种气质才会使他真正的如鱼得水。虽然青少年的戴定南曾经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但他那时多是写诗，而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尽管《折腾》实实在在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尽管其中也有青涩之处，但它给人总的感受，还是超乎一般的沉着、娴熟、自由、飘逸，甚至还有些淡定、老辣。
《折腾》中涉及的人物、故事及情节不但真实可信，而且还讲述得非常简洁并赋有趣味。尤其是后者，更加依赖于作者的艺术天赋。相对于真实可信，便是很多小说在人物、故事及情节方面有着明显的凭空编造的痕迹。这种编造缺乏生活基础，不符合生活逻辑，浮浅而幼稚。相对于简洁有趣，则是叙事的繁琐冗长，情节多为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而且语言刻板乏味。这类作家大都是自己的智商和趣味比较平庸，同时也就自然会低估了读者的智商和趣味。这类作品在封闭愚弄的时代可能还会有些读者，但在开放醒悟的当代，在信息爆炸、传媒发达、生活节奏很快的今天，就显得格外的平庸乏味，好像没烧开的乌涂水。
一本唤醒记忆的书
《折腾》约26万字，可分为历史和现实两部分。历史的部分写了主人公的家族、亲人、邻里、乡亲……写了他的童年、少年。一般来讲，这部分不会太好看，因为一个无名之辈的家族历史和幼年经历，凭什么让现代人感兴趣，其中又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然而作者却将这部分写得着实好看。为了更加客观地判断《折腾》的质量及它的市场性，我曾把稿子分别送给几种人阅读，他们之中有畅销小说作家、表演艺术家、学者理论家、大学生、好读书的少妇、社区保安、编剧等。我挑选的这些人形形色色、趣味不一。结果反馈回来的信息没有一个人说这部分不好看，相反，还觉得很精彩。一位偏爱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甚至认为，《折腾》涉及到了中国近百年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尽管着墨不多，又是以家族和自己的角度描写的，却有情有景、真切动人，尤其是作者对这些事件、“运动”及某个历史时期还作了较精辟的评判，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历史学者喜欢这一部分，是不是大学生、家庭妇女、农民工就会不喜欢呢？我们不妨摘取书中的两段供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一九六○、六一、六二年，被中国人称做苦日子，官方称做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中国人命运的起点。据资料记载，这三年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的死亡人数。我一位朋友的小孩有次曾放出狂言，说即便他当国家主席，中国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我没法设想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当国家主席中国会怎样，我更没法理解那三年竟会饿死三千万人（平均一天饿死三百人，那是怎样的死亡的加速度？ ）。我庆幸自己生于一九六四年，苦日子刚过，我就到了世上。我吃奶、红薯藤、南瓜和不多的米饭长大，这与我姐姐吃观音土和树叶长大不同。我的一位女友，是一九六八年生人，曾给我描述过她优越的童年生活：“我是喝牛奶长大的！”她骄傲地说。我则到了十六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初中二年级才知道世界上有啤酒和冰淇淋。但我对饥饿的体验不是亲身的，我的与饥饿相关的知识和感受大多来自外婆和母亲的口述。比如，我的姨奶奶和舅妈就是饿死的，我母亲的身上经常一按就是一个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是饿死人的故事。唐家山有一个专埋死人的地方，叫九狮岭，以埋打死的和饿死的人为最多。重庆沙坪坝有一块墓地，埋的都是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其中一个墓最大，埋了十六个人；南京有纪念抗日战争死难同胞的纪念碑；唐山有纪念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死难同胞的纪念碑。还有各地的烈士陵园，是用来纪念、凭吊先烈的，也常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常想，如果研究一下各种死亡，就会发现：战死的人可以当英雄，地震死的可以叫遇难，武斗死的可以叫活该，病死的可以让人哭，叫不幸病逝。饿死呢，可真不好说了，总不能叫遇难或不幸饿死吧。如果一个人饿死了，我们说他懒，活该，三千万人饿死呢？瑞典的奈丽 · 萨克斯以写死亡及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苦难而出名，还得了诺贝尔奖。如果她活着，我很想请教她，三千万人饿死该怎样写？在我看来，饿死是所有死亡中最无力的。饿死可以叫做冤死，或者叫无法说清楚的死。但饿死的人会说一句心里话，叫：我不想死呀！如果三千万饿死的人都说：我不想死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继续安心地活着吗？所以，我常想，得赶紧给饿死的人找个说法，也修个纪念碑什么的。但这想法我一直不敢正式提出来。我如果提了，别人一定认为我是吃饱了撑的。一个吃饱了饭的人，去操心饿死的人，还真有点不合时宜。好在历史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就是能把它认为不宜于记住的事删除掉。但我心里依然想，如果真有人为饿死的三千万人立碑，我一定会对这人给予莫大的尊重。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所谓的饥饿，所以我要说的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馋。但馋也可以称做是比饥饿稍高级一点的形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馋。有一次，小朋友们在一起讨论：毛主席每天都吃什么？大家举了很多例子，最后我说：毛主席肯定每天都吃炒豆子！我这样想并这样说了，是因为我自己最想吃炒豆子。
馋是对饥饿的延展，是吃了却没有吃饱时，胃、心理或精神的一种反应。如果饥饿是有罪的，馋则近于羞愧与无耻。关于馋（或者饥饿的另一种稍高级一点的形式 ），我的另外两个例子是这样的。小时候我最想吃的东西是鸡，但吃鸡是太不易了。鸡要用来下蛋，蛋要卖了买盐、课本、衣服，鸡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非到过年才会杀。怎么办呢？我想出了好办法。我偷偷地将鸡抓起来，藏在衣服里，手扶拖拉机开过来时便将鸡飞快地扔过去。鸡死了，只好吃掉。我靠制造车祸来吃鸡，没有一次不成功的。但这方法太阴毒，也太冒险，我一年也只干一两次。为了吃鸡，冒这么大的险，心地又如此阴毒，可见馋与饥饿一样难以抗拒。除了馋鸡，还有馋鸡蛋。小时候，外婆宠我。每年过生日，她都会把我一早叫醒，塞给我两个红鸡蛋，蛋是用红纸染的色。我拿了鸡蛋，便又蹦又跳地去上学。这一天我的地位完全与众不同。上学的路上，我每见一个同学便让他看一眼红鸡蛋，看馋了，则允许他剥一点皮，用舌头小心地舔一舔。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一只鸡蛋被十几个同学看过并舔过了，依然没有吃一小口。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在半醒半梦中将鸡蛋一口吞下去。我大约是唐家山唯一能在过生日时吃鸡蛋的人。我一年吃一次鸡蛋，一眨眼竟长到了十二岁。”
看,作者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将饥饿的历史,将人祸天灾，写得如此有趣又不乏思考。再看看他是如何展示中国人的劣根性——“观念杀人”的吧。
“我母亲在大界卫生院工作时，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纤，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每说一句话都要停下来喘好几次。因为这个毛病，三十多岁了也没有嫁人，农活又干不了，便在村头开了一个裁缝店，靠给人裁衣服、做鞋垫，维持简单的生计。纤有四个姊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个个都貌美如花。漂亮，而且貌美如花，这在宁远可真是一件祸事。纤的大姐五十年代就嫁到青海去了，姐夫已经是高级干部。二姐和大妹也陆续嫁了人，一个在武汉，嫁给了石油工人；一个在青岛，嫁给了海军军官。纤的一家，不仅出美女，还出干部，所以格外招人议论。是呀，大界上万户人家，为什么纤一家就能出那么多干部？而且都出女干部不出男干部？大家反复议论，就有了多个版本。最有代表性的版本是这样的——从土改开始，纤的家里就住工作组。之后每年搞运动，上面来工作组，也都住在纤的家里。工作组住得多了，当干部的熟人和朋友也多了，机会当然也就多了。问题是工作组为什么总住在纤家里？大家的结论也很简单，纤的家里宽敞、整洁，纤的母亲是大美人。不仅母亲，连大姐、二姐、纤（虽然有病 ）、大妹、小妹也都是大美人。纤家里成了有名的美人窝，县上也无人不知，所以来工作组，总是点名住在纤的家里。这也算是人之常情，无论搞什么样的运动，能住在美人窝里，心情总好些。但大家的想法要更深刻。每住一次工作组，纤家里就出一个干部，先是大姐，接着是二姐和大妹，难道就没一点名堂？巧的是，纤的大妹有次和男朋友约会，又被人堵在被窝里了。大家一下子就有了证据。有了这个证据，人们的猜想和议论就更大胆、更光明磊落，结论当然也就更明确：从纤的母亲，到纤的大姐、二姐、大妹，都一定和工作组的张组长、李组长、林组长睡过觉。我母亲是搞接生的，后来又搞结扎，相当于大界卫生院的妇产科主任，便被认做是纤一家乱搞的权威证人。说到关键处，便总有人说：不信？问唐医生去，唐医生给做的人流。母亲对自己被无端地当做这样的证人很恼火，但她又没有办法骂人，因为找不到具体的人可骂。有时候，人们也问她：唐医生，你说，怎么就她一家人出干部？母亲竟也答不上。她受党的教育多年，当然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群众的眼睛已经雪亮，事情也就很难办了。所以，对于好朋友纤一家所遭遇的流言，对于自己被群众拿去当了证人，母亲只有默不做声。她既不能为纤的一家辩护，也不能为自己辩护。流言无影，她压根儿没有辩护的机会。
好了，既然群众已经认为纤的一家是靠“搞破鞋”当的干部，观念杀人也就伺机而动。这次的目标自然就落在纤的小妹——秀身上了。秀十四岁演李铁梅出了名，便经常被县上和地区抽去参加文艺调演，十六岁进了县祁剧团，十八岁进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成了大界第一位工农兵大学生。秀的美丽多年都是群众谈论的话题，不仅村里和乡里的群众谈，县上和地区的领导也谈。我刚到大界，就听见过一支民谣：“秀的脸蛋漂漂的，两只酒窝笑笑的，走起路来翘翘的，两只奶子跳跳的。”大家都猜，像秀这样的美人，又到了长沙读大学，至少也要嫁一个处级干部了。没承想，秀大学毕业，竟回到了大界中学来教书，而且，还成了我的班主任老师。
秀回来的消息，从县上一直传到乡里，各种猜测都有。大界的群众是这样议论的：秀毕业时做体检，被查出有了身孕，差点被开除，还是省上一位领导讲了话，才保留了学籍。虽然勉强毕了业，工作却不好安排。按理，她该回县祁剧团呀，可祁剧团坚决不要，也只好回大界中学教书。我对于秀的回来，充满了莫名的期盼。我十三岁，秀二十一岁。我看过秀的照片，颈子长长的秀，头发长及脚踝。我在纤那里还见过一本画报，也登了秀的长发，像瀑布一样从头上流下来，流过雪白的颈子和肩膀，也流过了碧绿的草地。秀的长发搅乱了许多人的梦，秀雪白的颈子也搅动了许多人的心。秀就这样回来了，披着长长的头发，也拖着长长的尾巴回来了。尾巴上写了一行字：在校期间，生活作风有问题。
大界中学奇怪极了，孤立无援地坐落在一座荒山上，距最近的村子也有五六里路，不仅寸草不长，连坟也没有一座，喝水则要到五六里地以外的村里去挑。自从建了学校，又正赶上时兴“半工半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校便开始在荒山上修梯田种树。那样一种改天换地的决心当然是徒劳的，树是年年种，年年死。秀到了大界中学，很反对“半工半读”。所以，劳动课总是不积极，挑起水来像是跳舞，扭屁股扭腰的，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完全不符。秀在不知不觉中，不仅让自己犯了生活错误，也让自己成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秀的肤白、长发、会扭会摇的细腰，与学校的办学方针是不符的，也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不符。本来，秀的一家名声就不好，秀又是带了“作风不好”的尾巴回来的；现在，秀又反对“半工半读”，抵制劳动，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路线，秀的性质应该说已经变了，已经不仅是“作风不好”的问题了。所以，学校就将秀的情况反映到公社，公社又反映到县里。校领导就专门就此开了会，会议决定秀必须剪短她的长发。但是，长发是秀的命，也是秀对母亲的美的理解与传承。秀当然不愿剪掉。学校就用老办法，先是开小会，接着是开大会，再接着就是开批斗会来对付秀。老办法遇到新情况也很有效，秀很快就崩溃了。但崩溃了，秀还是不剪头发。学校就有了更阴损的招。这招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各种场合画长头发的秀的画像，教室里画，黑板上画，墙上画，厕所里也画。大家对画漂亮的、有作风问题的秀的画像感兴趣极了，所以，不仅老师画，学生也画。秀的宿舍经常有人扔进一团纸来，打开一看，便是长头发的秀的画像。不仅画了长发，还画了乳房和阴毛。厕所里秀的画像则画了又涂，涂了又画，不仅画了阴毛，还画了各种男性器官在旁边……有些画则还配了诗，将大界的男人夜里对秀的各种想像表达得淋漓尽致。秀完全被弄成了一个婊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幅画去嫖她。而且，还嫖得十分地扬眉吐气、酣畅淋漓。秀回到大界，心情本来就不好。她读大学时，有多少人将她视若天仙。她的照片被登在画报上，她被多少领导接见和鼓励过。但她一分到大界，那些追求者就没了踪影；现在，无论走在哪里，又总有人指指点点。她的名誉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名声呢，则一天比一天地变坏了。刚回来的时候，还有同学写信来，甚至还有两个小伙子从长沙来看过她。她还抱有幻想，心里在比较，准备选定其中的一个做自己的如意郎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连最爱她的那个小伙子也不来信了。与此同时，她“作风不好”的名声就越来越响、越来越真切了。不仅过去的崇拜者和追求者们没了，新的追求者也再不能产生，媒婆或介绍人也不敢登门。秀完全彻底地成了没人敢要的贱货。大家的逻辑既简单又鲜明——为什么秀的一家尽出干部、而且是女干部呢？因为秀的一家出乱搞的美人。既然秀的母亲、姐姐们乱搞，秀当然也不可能是好货。再者说，如果秀不乱搞，是好货，她又怎么可能从省城回到大界来呢？她的男朋友又怎么可能不要她呢？大界中学又怎么可能到处都是她的画像呢？而且是光屁股、有阴毛和乳房的画像？（人家怎么就不画我呢？ ）既然秀不是好货，是烂货，谁又会要呢？所以，大界的男人们会说：不要，白给我也不要！说这话虽然很有些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味道，但有前面如此强大的逻辑做支撑，倒也底气十足。可怜一生下来就受宠的秀，见过大世面的秀，上过画报被省市领导接见过和鼓励过的秀，回到大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凤凰变成了鸡。她的长发彻底乱了，开始一绺一绺地往下掉，她离开了学校，住进了我母亲工作的卫生院。后来，经她大姐介绍，嫁给了青海的一个有肺心病的媒矿工人。她婚前的体检是我母亲做的，结果表明：秀二十一岁，婚前未发生性行为。人们对这份体检抱有十分复杂的心理。秀的画像有许多被偷偷擦去了，但有几幅却还保留着。人们似乎要留下些什么作为纪念——颈子长长的秀，头发长及脚踝的形象是美丽的和永恒的。”
戴定南只用了三千多字，就讲了这么一个足以打翻读者心中五味瓶的故事。而写法，更像是叙事散文——简洁、生动、寓意深刻，又没有说教的痕迹。而这样的故事书中还很多。
历史的部分虽然广受好评，但是我想最喜欢这部分的人，应该比较集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具体情节会更感亲切，会更容易将自己融化到字里行间，使自己依稀的记忆在阅读中变成心灵和情感的真切体验。这是一种很过瘾的体验。
“大时代”的缩影
《折腾》的当代部分引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概念，这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今逢改革开放30年，各种纪念、反思这30年的讨论会、书籍有了很多，《折腾》虽然是小说，却同样具有反思的意义，而反思的结论，就是小说这一部分的观念内核。以戴定南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激发了中国人各种欲望的大爆发，结果所有的人便自愿或不自愿地开始赤着脚在废墟上狂舞。“欲望”“赤脚”“废墟”“狂舞”，这几个关键词以偏重艺术的角度，准确地抽象出了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的“神韵”及“鬼韵”。
书中讲了许多生意人的故事，但也有官员、妓女、良家妇女、知识分子、特务……这些人和故事讲得很吸引人，主要因为讲得不假、不俗、不赘。不假，因为大部分人人事事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不俗，因为作者观照这些人和事的角度、心态比较脱俗；不赘，与其归于作者的艺术素养，倒不如归于他的艺术天赋更贴切。因为戴定南没有小说的写作经验，甚至从没想过要写小说。书好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每个人物的塑造虽然着墨不多，但都个性鲜明、活灵活现。读完《折腾》，又联想到电视剧，我甚至感慨“性格即美”。尤其是书中的每个故事和在叙述的过程中，常常会勾起我各方面的深入联想——历史的、现实的、人性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当然了，这一点对于我们的“80后”“90后”们可能够不上什么吸引力，因为他们活得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沉重、善忧。
书中有一名叫程的银行职员，我们不妨摘上一段对于他的描述。
“程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他本是粤北地区的一位农家子弟。他父亲一心向党，在土改中立场坚定，曾经用砍刀砍死过两名地主。这经历使他父亲常常从梦中惊醒，并落下了梦游的毛病。后来又搞“四清”、“三反五反”、“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的胆子便越来越小，说话办事也越来越谨慎。直到程外出上学，父亲便千叮咛万嘱咐，要程一定要“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程将父亲的叮咛牢记在心，翻过一座山，过了两条河，又坐了一天的汽车和两天的火车，便到了北京的外国语学院。在学校，他牢记父亲的话，但“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却丝毫没有泯灭他的上进心。他入了党，一路都是刻苦学习的好学生，他竟能去掉浓重的粤北口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毕业后，他分到北京的一家银行工作。班上一位长他两岁的女同学看中了他的白净与本分——他一说话就脸红，一脸红就像是一个老实坯子。这位女同学是一位老将军的女儿，她父亲用训练团长的方法训练她，使她从小就掌握了“缴枪不杀”的全部技巧。她黝黑、高大、雄赳赳气昂昂，与程的白净、瘦小和小心翼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婚之夜，当将军的女儿用她高大的身体将程压在身下时，程在心里咕哝了一句新娘永远也听不懂的粤北土话，他知道他这一生将注定要“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了。他们很多年都被认为是一对相映成趣的好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团长和政委而是团长和排长的关系，且程之所以被提拔为排长，还是因为他们生了儿子。但程很满足这种关系，继续“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
程工作之后，靠每天早起早到，先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把开水打好，又靠他白净、谨慎、做事情有条有理，还靠他的岳父是“三八”式老干部，当然也靠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及“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不久便当了行长的秘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银行像他这样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他又常跟行长出国去，眼界便非同一般。所以没过几年，他就被派到纽约工作去了。几年下来，他竟成了行里少数几个精通国际业务的专家。
程就这样成长起来，四十岁出头便当上了总行国际业务部的副总经理。将军的女儿看着丈夫成长，心里自然也是高兴的。但她同时也感觉到了程心里的微妙变化，这变化使她意识到他们的夫妻关系需要进行某种调整。于是，她发明了管理这个家庭的新方法，即“沟通”、“疏通”、“打通”。从此，凡事她都开始与程商量了。但商量不通怎么办？做工作，疏通疏通。工作做不通怎么办？那就只有打通了。打通就是——“就这么定了”，“你就这么办吧”，“让你办你就去办”。这“三通”法则原本来自她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大学毕业后，和程一样快速成长，在机关已经当了副局长，若论行政级别，则比程还要高出半级。遗憾的是，那些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并不能完全移植到家里去。且在这“三通”中，她又是习惯了用“打通”的。因为“沟通”和“疏通”仅是手段，“打通”才更符合她“缴枪不杀”的本性与目的。程对她的手段既然反感，对她的本性与目的便总是抗拒，俩人的关系便渐成僵局。但程的抗拒依然是“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的。他最大的抗拒也只是“不作为”。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向来都是将军的女儿将程压在身下。不知何故，最近一两年，将军的女儿却总要求他在上面。如若心情好，程固然也会爬到上面去，将军的女儿便会发出像母狮一样的嚎叫。如若心情不好，程就会以“不作为”来反抗。起初，程的“不作为”只是拒绝爬上去，后来，程甚至在将军的女儿将他压在身下时也不作为了。无论在身上还是在身下，程都开始一天比一天地“不作为”。将军的女儿开始失眠，大夫说，她的更年期提前了。”
就是这位被将军的女儿压在身下以“不作为”进行反抗的苦孩子，后来竟以尝试各种女人为他人生的第一乐事，可见这个“大时代”使中国人的本能欲望从地狱一跃来到了的天堂，而这样悬殊的境遇变化，又怎能不令人疯狂！又怎能使人不折腾！这段文字的“画外音”同样是丰富的。他勾起了我许多方面的联想——文革的扭曲力量、人格的可塑性、红色愚弄、开国军人的习惯气质、官场风俗、穷孩子的心计及永远去不掉的人格烙印、女强人们的配偶选择及生活得失、性格的性交表现等等。
然而《折腾》这锅炖菜的深层魅力不只是因为它的原料好、火候佳，也不只因为那些浮在表面的花椒、大料。厨界有句名言“咸为鲜之首”“要想鲜，一把盐”，那么《折腾》这至关重要的一把盐是什么呢？是它的悲剧性。
读《折腾》，读着读着，你会感到大时代中的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读到后来，还会进一步发现，虽然人物命运各异，但几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即使不是物质、境遇方面的悲剧结局，也是心灵世界的悲剧结果。而作者高就高在将悲剧从有形的物质世界，延伸到了无形的心灵世界。有了悲剧，就有了厚重感，就有了叩击读者心灵之门的重拳，书也就超越了可乐、啤酒层次，而有了威士忌、老白干的境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折腾》的不安基调和悲剧性照样让作者写得不张扬、不造作，是一种平平的传达、隐隐的无奈、悠悠的痛楚。而这始终的不安全感和悲剧性，不得不让人们不断地发问：“为什么？”
令我有些吃惊的是，一向自视很高又没有宗教信仰的戴定南竟然跨过世俗悲剧的河流来到了宗教终极关怀的草地。他仰面躺在草地上，尽量使自己的生命纯净、晶莹得像草尖的露珠，并与上帝有了这样的对话。
“现在，我所思所想便只有一个主题——既然神存在，且借我们俗世的父亲生了我们，那神究竟赋予了我们怎样的目的？我们活着该向何处去？同样，万物皆有生命，比如地上的麦子，它生命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私下里这样想，麦子的目的便是为了成为一粒好麦粒，进而成为人的粮食。人也如此，人的目的便是为了成为一个好人，进而成为神的粮食。人是有局限的，短暂的，须得依赖粮食活下去，所以人种麦子，并赋予了麦子生命的目的。神是无限的，永恒的，须得依赖比麦子更好的粮食才能拥有大能。那么，神的粮食是什么？我想，神的粮食便是人的灵魂，神靠吃人的灵魂而拥有大能。如此，事情便清晰而简单了——人活着的目的便是为了成就好的灵魂，正如麦子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好的麦粒一样。人靠神的种植而成就好灵魂，就正如麦子靠人的种植而成为好麦粒一样。麦子有好的和饱满的，饱满的麦粒被人收走，成了人的粮食，从而实现了麦子生命的目的，这样的麦粒便是完满的。不好的麦粒，发霉、空瘪的麦粒便被弃之一旁，烂在了地里。人也一样，好的灵魂被神收走，成了神的粮食，从而实现了人生命的目的，这样的人是完满的。不好的灵魂，发霉、空瘪的灵魂，便被弃之一旁，成了孤魂野鬼，或直接下了地狱。人种植、收割麦子，正如神种植、收割人。人靠播种、施肥、除草、杀虫、浇水等工作种植麦子，用镰刀收割麦子；神则让诗歌之神、智慧之神、美神、爱神……种植人的灵魂，让死神收割人的灵魂。诗歌之神、智慧之神、美神、爱神……无处不在，神一直在种植，死神也无处不在，并以超出人的想像的速度穿行于大地。比如发生车祸或在病床上病死，实则便是死神穿行而至，收割人的灵魂来了。死神看这人的灵魂是好的，便带走，让他去了天堂，成了神的粮食，让这人生命的目的得以实现，也让这人的生命是完满的。死神看这人的灵魂是不好的，便弃之一旁，使之成为孤魂野鬼，或直接下了地狱。神一直在种植，也一直在收割，便有了生与死的轮回……我的乖女，确信有神，于我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我自此不再虚妄、焦虑，也不再计较俗世的是非得失。人是上帝的麦粒，也让我有了属神的目标。有人说，自然科学家的全部工作都仿佛在登山，当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时，神学家却早已在山顶向他招手了。我此前所为，无论好坏，都已过去。我借了你的祈祷，相信神的力量，并听从神的默示，心静如洗，开始了新的生命。我也信任何人都可借神而重生。”
这段文字虽然还欠老辣，但我从中看到了已经不只是作者的灵性，还看到了他神性的影子，还谈谈地感觉到了文艺大师的某种味道。
难产的书名
一本书的名字和一个人的名字差不多，本来不大重要，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与书的质量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文化商品，书名便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来说，书名几乎是书的第一卖相。一本书在书店混迹于庞杂的书堆中，能不能让读者驻足看一眼拿起来翻一下，书名的作用是第一的。因为一本书的资金投入和利润很有限，所以一般不适于投入大量的广告费进行宣传，这样就使得读者口口相传的广告形式对于一本好说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就此，一个好的书名能够使一本书在书堆中颖脱而出让读者驻足，变成了“口口相传”的起点。只考虑能够概括书的内容，轻易就能想出许多风格各异的书名，若考虑到卖相，起一个满意的书名，便成了搜肠刮肚、海里捞针的事情。想这本书的书名从接到书稿一直想到出版，历时几个月，最终也没能想出一个很满意的。
作者煞费苦心地起的书名叫《生于1964》，不考虑卖相，应该是个不错的名字——朴实、自然、平和，也不俗气。但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则缺乏鲜明的卖点，还有限制了读者群之嫌。之后又尝试了几十个，并初定为《赤脚狂奔》，最后锁定为《折腾》。大家还是认为“折腾”卖点不强烈，还有点俗气，在南方市场还可能有点水土不服，属于时间紧迫、黔驴技穷之结果。选定它的根据是：1、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书的内容和主题思想。中国近百年来异常动荡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折腾的历史。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在不同的时期，形形色色的人前仆后继、没完没了地上演着千奇百怪的悲剧性闹剧。“折腾”一词确实有点俗，但它可以较好地兼顾底层的读者群，尤其是此书虽然不是“地摊儿文学”但它同样能够抓住“地摊读者”。我们还想到，若是书的内容很俗，再起个俗名，那就是彻底的媚俗了。若是书的内容较雅，起个俗名也无伤大雅，还可能有“大俗大雅”的味道，尤其有利于消除自以为是、正襟危坐、煞有介事的文化优越感，使书和作者乃至文化平和下来，平常起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