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先生走了3年了，背影由清晰变成浅淡，由浅淡而为模糊……风，夹带着沙尘鼓打耳膜，一个似模糊又似清楚的声音：
那是1986年的一天，做儿童工作的同志们说到有少数人看不起为儿童工作，为儿童工作的人在社会上没地位，说什么“小儿科”等等。严文井义正词严：“明天代表今天，孩子代表中国。”他反复强调：“眼中有孩子，心中有未来。”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做儿童少年工作的编辑、朋友，曾向他谈了些大人对孩子，男老师对女学生，大孩子对小孩子，大同学对小同学，男女同学之间等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惊呼道： “我仍然听见/鲁迅在呼喊/救救孩子！”
严文井从不轻视孩子。他不怕给孩子们写作不能出大名，不能获得高稿酬，甚至被人瞧不起。相反，他非常尊重孩子，平等地对待孩子，甚至认为孩子是教导他的老师。从青年时期就是这样。
1938年，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余，大家在一起谈起各自的童年，联想到未来的孩子们。他认为他们现在在延安的工作和斗争，正是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于是，他用童话形式，记下了他的一些幻想和爱憎，一口气写下了《南南和胡子伯伯》等9篇童话，由国统区的同志从延安带到广西桂林美学出版社出版。
抗战胜利后，党把他从延安派到东北，担任大区《东北日报》副总编兼副刊部主任，他又与当时一些热心儿童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创办了《好孩子》杂志，此杂志至今仍办着。
全国解放后，党从东北把他调到北京，筹建中国作家协会，在这儿，他创立了儿童文学委员会，又和一些热心儿童文学创作的朋友们一起，办了《儿童文学》杂志，此刊物现仍在出版中。此间，他自己还利用工余时间，给孩子们写了长篇童话《下次开船港》和名篇《小溪流的歌》和寓言等数十篇。
“文革”后，他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在这儿建起了儿童文学组，并办《朝花》杂志，直至他离休。
他不仅在国内儿童文学战线奔跑，还活跃在国际儿童工作领域。在一次亚非作家会议上，他说：“我就是想通过互相交流，写出一些能唤起人们觉悟的作品，也包括孩子们觉悟的作品。”他希望现在的作家们，能写出一个关于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民族的孩子们，怎样排除各种偏见和误解而成为好朋友的童话。这个童话的主角们有新的寻求，新的探索，新的险遇和新的战斗，他们经历了曲折，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理想世界。他相信，这样的童话是会出现的。
他与日本的许多儿童文学家、出版家保持着友谊，如跟岛多代、中由美子女士、松居直、加古里子先生等，他在同他们交谈中说过：“只要我们心中有孩子，眼中有孩子，我们笔下就有儿童文学。”
“对于未来，我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以为：世界的发展与进步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孩子们的心灵一定会随这个趋势而日趋成熟；属于孩子们所有的儿童文学也一定会跟着孩子们的成长而变得具有新的特色而丰富起来。”他的这些谈话，和跟国内国际朋友们，同行们的交流、通信、题词等等，都是出自上世纪90年代。这时，他已年逾80高龄，帕金森已悄悄进入体内，两腿步履蹒跚，两手颤抖，满身病痛，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然而，他毫没减弱关怀儿童少年的热情，他的善良和对孩子们的爱，使得人们至今都还记得他，把他的童话搬上舞台，出版他的童话、寓言，且一再重印。
他的心中一直装着孩子，他从孩子身上看到祖国和世界的明天，他希望孩子们长存精神，让刹那能成为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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