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擎人性关怀之大旗 深究形式演进之意义 《中国文学史新著》“心”“新”相映
1996年，一部由复旦大学著名学者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颠覆性的编纂理念横空出世，即刻引发热烈而广泛的关注，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文学史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但图书出版不久，主编者即主动表示书中仍有不少不当与不足之处亟待改进，将在此基础上推出新著，这一愿望立即引起多家出版单位的极大兴趣并导致对书稿的角逐，1997年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内部刊行了新著的上中二卷。
十载春秋，在充分尊重主编者个人意愿的前提下，这部几经修订的大著终将于本月下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与上海文化出版社联合再次推出，有望亮相重庆书市。新版图书更名为《中国文学史新著》(以下简称《新著》)，分上中下三卷，全书篇幅由原有的110万字增至150万字。在延续旧著关注人性、关注心灵这一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新著》将文学在形式上的演进作为了考察的重点，呈现出诸多别具一格的全新的特色。章培恒曾在96版《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指出:“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因此，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是全书的编纂理念，这一理念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所强调的文学社会性的挑战，也是当时引起轰动的主要原因所在。据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介绍，《新著》继续把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来描述，相比旧著虽提出这一理念，但在不少地方有所偏离的缺憾而言，《新著》比较好地将其贯穿全书，对许多作家和作品作了新的评价与解读，包括一些长期被文学史所忽视的重要作家。章培恒举例说，明末诗人王彥泓，因以艳体诗为代表作品而为主流文学界轻视，96版《中国文学史》也并未提及，此次在《新著》中将其补充进去，正是看到了他的作品在表现人性方面的突出意义。“实际上，王彥泓的诗不仅在明末，而且在20世纪的前20年乃至五四以后都十分流行，冰心、钱锺书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也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诗之美可与波德莱尔诗歌之美相通。”
贺圣遂同时介绍说，《新著》把文学在形式上的演进作为考察的重点，这是96版《中国文学史》所忽略的。关于这一点，章培恒表示，这是基于主编者本身对形式所产生的新的理解:形式对内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形式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内容，而形式是指包含体裁、风格、气韵等的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形式。例如，章培恒指出，在《新著》中卷论李贺的有关章节中谈到，“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在他诗中以空前尖锐和集中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一个敏感的青年所必然具有的对于美(包括美丽的异性)的强烈追求又常使他的这种压抑感与之结合而形成独特的形态。在压抑感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其诗呈现出一种凄艳的、有时甚或凄厉的美，这是中国以前的文学所没有出现过的，也是李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诸如此类，《新著》是根据这样的对于形式的理解来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
《新著》还着重探讨了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在《新著》中，”章培恒说，“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以及96版《中国文学史》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而是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具体而言，上古指先秦，中世指秦汉至南宋末期，近世在中国北方指金末元初至1900年，在南方则指元统一后至1900年。更强调的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机械地以朝代划分。同时，在近世文学的嬗变期中集中展示了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五四新文学乃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例如，‘自我的发现’这一‘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贡献’(郁达夫语)其实在清乾隆十年开始的小说、诗文中已有类似意识的萌芽。”
此外，贺圣遂指出，《新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在考证方面有新的发现和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都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新著》则考证其为从建安至南朝的长期演变的产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