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莫言曾以小说《红高粱》名扬海内外，在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沈阳艺术节上，莫言编剧的话剧《我们的荆轲》荣获创新奖。《我们的荆轲》没有重复张艺谋《英雄》的故事，更没有克隆陈凯歌《荆轲刺秦王》的立意，以新的视角、新的人物命运、新的思想将这一经典性的人物故事做了一次世纪性的舞台颠覆。专家们称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新戏,感谢莫言为话剧创作带来了一部“思考性作品”。
没有人能说清楚，是张艺谋捧红了莫言，还是莫言捧红了张艺谋。因为张艺谋改编了莫言的小说，让作家莫言成为寻常人关注的作家；而当年张艺谋也正是拍摄了一部根据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一举奠定了其在国内外影坛的地位。
很多人走向文学道路都从写诗或散文而起，而莫言的处女作竟然是话剧。这也注定了莫言与话剧的缘分。莫言告诉记者：“我只写过３个话剧，也算是与话剧的３次缘。”
莫言笑着说：“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我的处女作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名为《离婚》的６幕话剧。那还是1978年，我在黄县当兵的时候，托战友的朋友从县图书馆里借来了曹禺、郭沫若的剧本集，一通狂读，然后就生吞活剥地写出了《离婚》，这部手稿一直保存到1982年，再翻阅剧本时，觉得写得很差，一狠心点上火烧了，就像销毁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从此之后就与话剧告别。”莫言说，那是个描红之作，基本上是照着戏剧大师们的剧本结构创作的。
这之后的十几年，莫言一直专心于小说创作，也推出了许多震动文坛之作。直到1996年秋，莫言创作了第二部话剧《霸王别姬》，由王向明导演。第三部话剧《我们的荆轲》，合作者依然选择了王向明。莫言说：“王向明对话剧艺术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这样的创作我非常欣赏。”而这次莫言对话剧创作也有了更新的感悟：“话剧是迷人的艺术，它目前正由中心走向边缘，正是它的边缘化状态使其保持了先锋性、探索性，因而自己可以在边缘性上向喜爱话剧的人展示一种高雅艺术。”
话剧《霸王别姬》曾给话剧界带来震动。有专家预测，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会给戏剧界带来更大的冲击波，莫言的历史观、想像力和表现力都让人惊叹。“荆轲刺秦”中“断袖”的历史原点，被剧作家设计为戏剧的切入点。荆轲、燕姬、太子丹，各有各的“刺杀妙计”，关键时刻，燕姬指点迷津：“一次成功的刺杀与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而最后荆轲假戏真做地杀死燕姬，让人觉得荆轲更像是“刺杀秀”的最后导演。莫言称自己笔下的“荆轲”具有后现代特点。这时的荆轲不再是简单的“侠士英雄”，作家恢复了他人性中的一面。有专家称《我们的荆轲》是先锋戏剧，莫言称，这部作品“介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荆轲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和现代人产生共鸣的，所以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角色。
张艺谋影片《幸福时光》也是根据莫言的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改编而成的。莫言说：“我认为一个电影导演与一个小说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说到话剧创作，莫言自言：“好的小说家应该能写好的话剧，话剧写好的时候，小说会写得更好。”
在文坛上声名显赫的莫言，随着《生死疲劳》的推出，有人说他已经开始逼近诺贝尔文学奖了。而这个推断也让莫言十分苦恼，他说，“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话题。”说起写作，莫言表示，他现在还是一个二流作家，而要想再进一步的话，必须要完成３次超越，目前自己已经完成了两次。莫言说，他的第一次超越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概15年的时间里，把西方文学中影响他的东西和中国的传统文学相融合，写出了一些作品；第二次超越则是从《檀香刑》开始，在中国民族文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小步，让人看到了这是中国作家莫言的作品，带有鲜明的个性；而这第三次超越也是他目前正在追求的，“作品不但要有作家自己的鲜明特色，而且还要民族化、世界化，是在为整个人类而写作，但这一点太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