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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经典”改编应是经典再生 |
| 2006-8-8 13:42:00 文艺报 曾祥书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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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有哪些现实意义？现实意义是“红色经典”改编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吗？“红色经典”改编是忠实于原著、注重故事的完整性和人物的鲜活性，还是改编者以主观的意志给“红色经典”添加新的故事情节从而赢取市场？日前，在电视连续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座谈会上，与会者围绕“红色经典”改编是否赋予现实意义问题进行了研讨。
“红色经典”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些与会者说，诞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鼓舞和激励了几代人，这些作品内蕴着一种历史魅力，内含着深厚的历史观和美学内容。改编这些作品更重要的是突出其现实意义，使人们在回顾和反思中接受教益。作家孟伟哉认为，“红色经典”改编无论是从历史教育意义出发，还是从文学积累角度出发，都是“经典”再生的过程。电视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无疑要有教育意义，要赋予“红色经典”以现实意义，但要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不应颠覆原著。１９６２年上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提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要不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要不要拒腐蚀等事关我党前途命运的问题。随着周恩来先后８次观看该剧，同名电影上演和毛主席《八连颂》诗句的传诵，“南京路上好八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所以这出话剧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今天改编这部“红色经典”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近３０年来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丑恶现象。文学艺术的使命是什么？中国当代文艺真正的出路在哪里？一个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文艺家的作品应该更多地反映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对国民灵魂的关注。
在物质生活已较为丰足的今天，艰苦朴素的精神要不要继续发扬？与会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第二任指导员和第十八任指导员都认为，随着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上海的霓虹灯越来越多，越来越亮。作为上世纪６０年代艰苦朴素的典型，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其意义和作用。党中央提出创建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八荣八耻的荣辱观都说明了这一点。
“红色经典”改编要增强人文精神
我国的“红色经典”改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红色经典”的电影化与小说诞生同步；第二次改编热则是近些年“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化。但现在的电视剧化与小说原著和改编电影的时代相距已至少３０年，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策略决定了改编的价值取向。当年电影化的改编在相对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着重强化政治功能。而在今天的消费社会，如何使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对英雄产生敬仰，如何使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显得可信，使观众爱看？这是“红色经典”改编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团长应志琪认为，“红色经典”改编应注意扩展原著的时空维度，增强原著缺少的人文精神，在人性人情的深度上去挖掘。使其英雄有出处，有思想变化过程，有心路历程。只有这样，英雄人物才能立得住，才能散发出精神感召力和艺术魅力，观众才能接受，才能有利于“红色经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播，有利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政委黄继胜说，“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如何才能和当下电视观众发生联系？当年的部分“红色经典”存在着主题单一，人物立体感欠佳，人物命运感缺失，缺少富有悬念性的故事情节等缺憾。今天的改编过程应该是在扬弃中继承的过程。电视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一编剧公正也认为，改编是艺术的再创造，不是复制、克隆，就《霓》剧而言，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还须丰富原著已有人物的前史，还须增加新的人物，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组织人物关系，编织新的情节，展开新的矛盾冲突。只有这样，才能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流行之外提供一个可共享的精神价值体系。
“红色经典”改编还能“热”多久？
红色经典改编能“热”多久？电视连续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策划人嵇道清认为，改编要有助于“红色经典”在当代生活中发挥作用。电视剧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市场性，“红色经典”改编恰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点。《霓》剧制片单位之一部门负责人蔡传道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还会继续升温。一是因为它的政治性，二是它有较完整的故事和较为深厚的底蕴，三是它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缅怀。尽管“红色经典”改编难度较大，但影视界仍乐此不疲。
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红色经典”改编剧？《见闻中国》主编苏振双从普通观众心理角度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使观众认可，改编须更大程度地提炼原著的精神，不能把今天的社会现象强加给那个时代，不能用今天的审美情趣去匡正当年的审美情趣。史就是史，那种一味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改编最终是审美错位，造成观众误看。演员孙海英认为，在大众娱乐情趣蔓延的当下，人们选择观看“红色经典”是基于“红色经典”传递着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一种崇高的道德力量。当下观众是理性的观众，用感性思维去改编“红色经典”观众很难接受，我们不是要强加给观众什么，但我们要传递一种意义和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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