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年来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严歌苓历时5年创作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甫一出版，即被认为是“2006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昨日，严歌苓来到复旦大学与沪上评论家交流她的女性宽容美学。
真实事件成素材
新作取材于1970年代末发生在河南的真实事件，因为担心过于离奇的现实影响作品给人的真实感，严歌苓将创作拖了20年。“用生活细节使离奇变得无奇”，严歌苓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她的文学愿望终于实现。
《第九个寡妇》写了一个自幼做童养媳的女孩，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坚强隐忍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凭借着勇敢和智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厄运，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李准夫人的《老家旧事》是女主人公最基本的形象基础，严歌苓表示，这也是她对自己作品自信的一面。
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在会上表示，他读作品时想到了鲁迅的“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一般的文学作品往往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描写历史，多有虚无感；《第九个寡妇》则借一个“民间的女神”，不仅写“大王旗”的更替变化，更突出了“慈母泪”。
评论家张新颖则认为，在一些“将个人命运与历史结合”中国作品中，往往只能看到“历史对文学的胜利”，作品结构因顺从历史框架而更容易获得认同。但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文学比历史更真实，这是“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继续女权主义
严歌苓曾在一次名为《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演讲中提到，“女性是跪着宽容世界的”。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李安东认为，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集神性、人性和魔性于一身，无法用一般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准则去解读。陈思和也认为，作品中通常理解下的“藏污纳垢”处理得非常好，性爱的欲望和人类爱的欲望（母性、女儿性等）的冲突，巧妙地借用了戏剧的矛盾表现手法。这种善恶美丑全部接受的精神、主人公最谦卑的宽容，是伟大的美学。
李安东分析说，严歌苓的作品，包括《第九个寡妇》中的男性都是灰调的、被动的，看似最谦卑的女性实际上却是最高大的，由此体现了严歌苓的女权主义立场。
严歌苓在会上表示，她想通过这部作品展示给大家看，“男性第一性，女性第二性”的观点并不正确，女性更没有必要给自己无谓地添加孔子女性观之类的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