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诗人和社会变革家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将艺术、教育和乡村生活融为一体。上世纪20年代，他在印度桑坦尼克坦地区实施乡村建设计划，并创办后来被誉为“东方国际大学”的乡村学校。但人们并不知道，泰戈尔还曾积极筹备在中国推进这一计划。最近由英国达汀顿艺术学院档案馆披露的一批独家文献，重拾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被遗忘的历史
达汀顿艺术学院的创始人恩厚之（Emhirst）保存的学院档案显示，泰戈尔曾为在中国实施乡村实验计划进行了实地调查。1924年春，泰戈尔及其美国助手恩厚之一行亲自到太原与阎锡山商谈此事，并获得了阎锡山的支持。当时，徐志摩、泰戈尔和恩厚之都积极参与此事，并获得了惠特尼基金会创始人的资金支持。
几个月后，国内的战火将这个梦想打得烟消云散。在此期间，恩厚之也多次写信邀请宋美玲到达汀顿艺术学院去看一看，探讨在中国创建农村学院，推行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宋美龄用蒋介石司令部的信签给他回信，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工业化”为由婉言拒绝。
学者关注达汀顿模式
达汀顿艺术学院延续泰戈尔“总体艺术”理念，提倡开放自由的创作氛围和“艺术为生活服务”的理念，对当地及整个英国的手工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的达汀特恩以及周边地区依然保持着一种理想化的和谐生活状态。
面对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冲击，“达汀顿”模式下发展起来的社区能否继续保持较强的自我平衡能力？这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目前，在达汀顿攻读艺术行政与管理专业博士的李小倩已着手调查桑坦尼克坦地区现状，希望对比达汀顿周边地区，并结合邱志杰等中外学者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寻找关于中国乡村建设和艺术教育的启迪。所有的调查结果将在不久后一个题为“分水岭”的文献展中展出。
在该展览的策展人岳路平看来，当年宋美龄的工业化梦想建立在“只有乡村”的中国现实上，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错位。而泰戈尔已站在一个臃肿的现代高山上来思考人与生态，知识和自然的关系。大半个世纪过去后，文化工作者们借这段历史现实中重新梳理如何处理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问题，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回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