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当世纪之末，读那些回眸历史风云、追溯旧人旧事的散文，仿佛不经意地掀开雾锁尘封的一角帷幕，感受到阵阵苍凉和悲壮，也就不由自主地增添一层厚重感和沧桑感。

　　想起上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叶，出现了严复、梁启超、邹容、柳亚子、陈天华、秋瑾到李大钊的一大批警世钟式的政论性散文，犹如黄钟大吕，在沉沉暗夜中振聋发聩，唤起民众奋起的国魂。澜涛汹涌，风云开合，读了如披襟当风，振臂高呼“快哉”！不仅当时风靡了奔走天涯救亡图存的知识界，也开启一代文风。直到几十年后，我们还能感到它们的影响和重量。

　　岁月悠悠，又到了世纪之交。经历了百年风雨，尤其是关系到全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大动乱之后，每一个在狂涛中受到冲击洗礼、在炼狱中得到煎熬磨砺的有志有为之士，都会或早或迟地摆脱愚昧、迷幻和盲从，唤回理性与良知，对人对史对己对事作出冷静的反思和冷峻的剖析，以强烈的责任感还历史的真实面目。于是我们又陆续读到一大批具有千钧重量的警世雄文，从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韦君宜的《思痛录》，近年又读到于光远、李锐、张光年等同志的新作。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真话、抒真情，叙真事。于严峻、严肃、严厉的同时，显出凝重、厚重、沉重。在他们面前，你无法轻快、轻松、轻浮，因为字字句句，都是从心田深处伴着血泪汩汩地流淌出来的肺腑之言。

　　这样的散文之重，将会延续到下个世纪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