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 |
作者：刘红庆 作于：2005-6-8 20:07:00 访问：4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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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
一、阴历九月廿日
35年前的阴历九月廿日，我从19岁盲母的身体里出来，肯定张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的存在，让不谙世事的母亲多了一些生着的平静与从容。
许多年后母亲间或讲起我襁褓里的事：文攻武卫思想指挥下的工职人员，父亲单位——县外贸公司的两大派：“红总站”和“二五”，经常夜里相互夺权，吵闹声、枪炮声从我们居住的屋后轰隆而过。
父亲是“二五”的成员，似乎也战斗去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二五”是保卫毛主席的，是好的。“红总站”站在“二五”的对立面，是坏的。
后来我已经记事了，经常自己出入父亲的单位，依旧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一个邢台籍的挺着大肚子的文员名字叫“文生”的，上衣袋里插着钢笔，对我这样的孩子似乎很不错的态度，那时却是大批判的对象。外贸公司院子里用席子搭建的大字报的长廊，“大肚文生”无数次地再现：肥头大耳，挺挺的肚子，中山装的上衣袋里插着钢笔……
往大字报上画“大肚文生”的是家住三家村的彦红，他在外贸开汽车还是干别的？我记不清了，但他的画我是记得的。他瘦而矮，说话似乎不是很利索，满口河北腔的“大肚文生”出口粗气估计都能把他吓晕。
尽管在大风潮中单位里的人各有伎俩，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没有我后来读到的类似境遇中的回忆所描述的那样凶残与阴险，大人们在一起也很和谐。
父亲是个粗人，不识字，在文革中应该不会有上佳表现，至少没有写过大字报。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将外婆家东厢房盖了起来，他当着我的面，有一些启蒙的意味，在泥墙上用刷子刷了两个字：“左权”。这是我记忆里父亲唯一的一次写字的纪录，他或许就会写这两个字吧！
我上学了，父亲就很以为荣。那个年代单位里的员工经常要写《决心书》、《倡议书》、《应战书》之类，比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化悲痛为力量”、“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这些时候，父亲都从单位领了彩纸、毛笔、墨汁回来，我要起草了，书法上去。很多次我对自己的表现都极不满意，写得不好的字总要另外找一块纸打个补丁上去，但父亲不管内容，也不管书法的好坏，兴高采烈地拿走，张贴在他们单位的大院里。
画过大字报以后，彦红还画了我们家的炕围。他来也不怎么说话，默默地干活，父亲后来经常将炕围画的内容说给我：《孔雀回头看牡丹》、《富贵不断头》……
母亲为了哺乳期的我免受惊吓，在1966年的无数个夜里，抱着我独自坐在我们家的一盘炕上，点着一盏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的灯。肯定她哼唱着她所熟悉的民谣，反反复复的应该是：“逃难逃在外呀，娃娃抱在怀；不是狼吃日本鬼，哪有这一回……”
二、三弟没有被投进便盆的原因
我出生四年后，母亲一个人摩挲着去了医院，至今我都能回忆起那个秋天的北寺巷，母亲颠着肚子走在寂寞里的背影。她没有让我和她一起去，我一个人呆在院子门口，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出神。
二弟出生了。他出世时闭着眼。八十多岁的奶奶和我们一起住了，她的经验里有些初生儿会像猫的幼崽一样，七天以后才睁开眼睛。于是全家人期盼着。
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直到今天二弟的眼都没有像母亲期待的那样睁开，他成了母亲永远放心不下的牵挂。
二弟出生后又过了四年，已经八岁的我放学回家，看见炕的中央躺着刚刚出生的三弟。我爬上炕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我们家崭新的成员，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怪怪的味道。三弟的脑门上有一圈明显的阶痕，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所有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于是我放心地吃过午饭继续上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生三弟的时候母亲决定在家里而不是上医院，这件事让外婆很不高兴，因为我们住外婆家的房子，女儿在娘家生育，这在乡间民俗里似乎有伤娘家门风。但这些责任都由母亲担着，她许多次地说过：“一碗水泼在地下了，一碗水泼在地下了……”似乎无可收拾，任凭外婆的怨骂。
后来我抱着三弟在巷子里玩，为母亲收生的邻居老太婆看见了，指着三弟说：“瞧这孩子的眼睛多大！他降生那一瞬，爱爱还问我孩子有没有眼睛。并坚决要求‘如果孩子没有眼睛，就将他投进便盆里’哪！”
爱爱是我母亲的名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的心受到的震撼至今都让我隐隐作痛。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四弟出生后我已经能干一些家务了。父亲常常是从中学的课堂上把我唤回家，让我给月中的母亲擀面条。那时候白面少，面条要掺杂大半的豆面，擀好也不容易，但我却擀得很好。
三、“雪皑皑，野茫茫……”
我的懦弱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我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三年级时一个中年女老师用浓重的方言教我们一首诗：“雪皑皑，野茫茫……”，我的邻居又是同学的王建明就改编成：“瞎爱爱，眼盲盲……”来嘲笑我。
今天想来当年也只有十岁的王建明未必就是要使坏。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寻找自己的乐趣。但他们的乐趣建立在了对我的伤害之上，我的脆弱的灵魂一直振颤到今天。
到30岁的时候王建明已经学会了拉拉面，在小城车站的寒风里呼喊里着：“拉面，大碗拉面……”来谋得生活。有几年我经常出入小城，看见王建明的机会也有过几次，偶尔也打个招呼。
我回小城结婚的时候王建明来为客人拉拉面。他看见我们从外地带了摄像的，就悄悄的问我：“拍了电视，在哪个频道播？”
30岁以后我与许多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相遇了，我或许会有一点点优越感。比如当年副县长的儿子、我们小学年代的班长王新权在今天小城的重要部门任职，一次回乡碰上了他，他就夸我在报纸上的几篇文章写得不错，还会用自行车载我一段路。而在20年前我大概是不会与他怎么来往的。我深深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压力，因为母亲的缺陷，我多了一些谨慎。
假如说我身上会有一丝一毫忍辱负重的品质的话，这不仅是自信的结果，更是自卑的结果。面对王建明们蹦跳着高喊：“瞎爱爱，眼盲盲……”，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抗。我面对的势力是何其强大，我又没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那些最最无助的遭受伤害的日子里，我只能默默地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尽管在许多年里我不愿意与人们谈论有关眼睛的话题，尤其怕听到“瞎眼”这个词，但我一直做着盲母的竹杖却从来没有羞惭过。直到三弟可以拉着母亲的衣角陪她上街了，我才从母亲的身边解放出来。那已经是我十几岁以后的事，上了中学，功课似乎也紧了，陪母亲就逐渐的少了。
可我多年里是母亲会说话的竹杖啊！我终日牵着母亲的手在小城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出入。比如我们把从灶台上焙干的南瓜籽拿到收购站去找老尹，就会换得几块钱。我拉着母亲去买鞭炮的地方就可买到草纸。为什么母亲有一段时间要用草纸？那时候我似乎知道，也似乎不知道。懵懵懂懂的童年懵懵懂懂地就过去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六一”的衣服》小文章，是讲做母亲竹杖时期的事的：
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经常有新衣穿。记忆里似乎除了春节，就是只有到了“六一”前夕，盲母才为我们兄弟几个张罗新衣服。
妈妈看不见，我就领着她到百货大楼的布料柜台前，我将我能看到的适合我们兄弟穿的花色讲给妈妈，她或者斟酌一番，或者让我拿主意，先选好了布。然后，再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可以得到帮助的关系户，做成衣服。
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穿带小格的白色夏衫，大家都说选得好。隔年，实在没有更好的可选，我勉强定了一款白底有椭圆小黑点的布料。待做成衣服“六一”穿到学校，许多同学都说不好，他们认为这种图案应该穿在女人身上。不久之后，我果然见到街上有中年妇女在穿同一花色的衣裳，就很泄气。不过小时候难得有新衣服，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再也不穿这件衣服的决定。
我一向是个自卑的孩子，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没有上佳的表现，所以直到六年级的时候，才加入少先队。我的新衣裳是一定到“六一”才穿的，可我入队那年，五月三十一日就要举行仪式。那天上学我穿的是一件别人剩下的海蓝色的春装，衣服还有些大，很不合身。到上台宣誓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曹老师还犯嘀咕：“看你穿的什么衣服！”
那年虽然入队了，但那个“六一”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四、“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
拉着母亲去听盲人宣传队的演唱也是我童年时代的重要节目。母亲记性好、喜欢唱，她与宣传队的几乎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人演唱家们一旦进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王生彪的父亲是宣传队的队长。每次开演前，锣鼓声之后，都是王生彪的父亲先讲话：“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经常要买票。国营单位、国有企业的效益似乎都还不错，于是盲人宣传队就在县城各单位巡回演出常常达半个月。他们下乡之后，我们就没有了节目可看。
王二小是那个年代最受人欢迎的盲人艺术家。他的一只手上长有六个指头，我小时候似乎也拉着他的这特别的手玩过。
王二小40来岁吧？他略略能看见一点路，就成了宣传队的向导，一串盲人走在街上，光头王二小总是最前面的那个。
盲人宣传队里还没有女性，所有节目中女性角色都由王二小担任。他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表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与喝彩，他是那时小城最出彩的演员。
喜兆是吹唢呐的。30多岁了可能攒了一点钱，有人就撺掇他娶妻，对象是患有精神病的“疯桂珍”。20多岁的“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们逗着。喜兆花钱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因为有好事的人教唆，“疯桂珍”就在街上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
这样一种生活境遇里的喜兆吹起唢呐，高亢里就多了一层悲凉。
五、仙梅
记忆里王生彪的父亲是40多岁，话不多，嗓门也不大，温和而迟缓地摸索在他有些黯淡而空阔的老屋里。如果他下乡演出，我就许多日见不到他。当然也不会想起要见他。
其实真正与他这个老队长聊天是最近的事。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是长辈，我和别人说起他，只说“生彪的爹”；现在他虽然依旧是长辈，但我长到可以和他平等面对了，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王贵明。
老队长的妻子——仙梅是母亲的朋友。我小时候无数地去他们家。我记不得母亲与仙梅每次会面的话题，但我知道仙梅是幼年出水痘的时候没有防光失明的。
仙梅总是穿着很干净，干净得好像身上的衣服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在商店里试穿。仙梅说话细声细气的，干活慢条斯理，这似乎与我性急的母亲很不一样。
不过，我以为他们家可气的是仙梅的母亲，一个小脚的又小气的老太婆。每年晚夏，她都从乡下提了半蓝小果到城里卖，我上学有意经过她的跟前和她打招呼，她居然仅仅舍得往我手里塞两个小果。
仙梅年龄还不是很大就卧病在床，她的次子结婚那天，母亲去参加婚礼。我正好有事找母亲，就去了他们家，从前一直干净着的仙梅孤独地躺在热闹之外的一间小屋里，猜拳声不时传来，但很快为屋里的浊臭所冲淡。
仙梅死了，但这不应该是老队长最伤心的事。长子王生彪在27岁那年遇害身亡才真正让老队长难过，他说：“可能发生在1981年吧？生彪属鸡，活着也40多了。但案至今没有破，20年了，我都不知道谁杀了我的儿子。”
六、我不能容忍母亲随盲艺人四乡游走
喜兆的两个弟弟和两个舅舅都是盲人，也都在这支宣传队里，他们共同来自南乡的一个名叫“石暴”的小山村。许多年后我经常乘车经过那里，高山深谷，落寞的人家，脑子里就立刻会浮现出五个瞎子的形象。
喜兆的俩舅舅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一人一根竹杖，相互搀扶着出双入对，我便不能将他们独立了看。至今想起他们，仿佛是他们生就的连体人一样，默默而寸步不能离开地行走在我记忆的深处，唱着无声的对于命运的挽歌。
喜兆的一个弟弟性情怪异，在宣传队呆了不久就离开单干了。一次，他来我家撺掇母亲和他去卖艺，说什么收入之丰厚，我就大动干戈，毫不顾忌母亲的面子，将他骂出了家门。
母亲是不是真正萌动过跟着这帮流浪艺人四处漂泊、寻找她另一个理想意义上的生活呢？我今天当然可以心平气和地问她。但在许多年前，这些盲艺人只要在我家与母亲说起要她一起走的话，我就会雷霆大怒。
尽管我从来没有鄙薄过盲艺人，但我不能容忍母亲也去了，与他们一样四乡游走。
我生气了并竭力阻挠的事是不是就一定会对母亲有影响呢？我不知道。母亲在家里摸索着抚养大了她的四个儿子。冬寒棉，春暖衫，针线活，三餐饭，盲母默默经营着这一切。现在想，母亲是不是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记得我小时候，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哼唱着忧伤的歌谣，甚至锅灶前刷碗，她都曲不离口。这些曲子大概都是那帮盲艺人唱的内容吧，还有就是我们地方流传了千百年的“开花调”……
我一直想，做儿子的我能成器，就是盲母今生最大的快慰与幸福了。尽管母亲没有别人家的荣华富贵，她甚至没有许多人都拥有的光明，但她的儿子应该是令她骄傲的。
1996年年底离开家，到第二年的岁末，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妈，我其实不习惯给您写信，也几乎不直接给您写信，因为，这些字都须麻烦别人读给您听，于是，信好像是写给别人的一样，总不像是我和您直接交流。您写来的信不能由您执笔，那种亲切感好像不存在似的，叫我对它有些排拒。
“我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吗？第一次用我惯常用的文字向我的母亲表达一些意见吗？我也真有些委屈，我能用文字写信给许多陌生的人读，惟独使用它向母亲表达一份敬意时却如此困难。许多回梦想着给母亲一双眼，您能用它来看您养育的儿子和儿子所写下的那些别人都夸漂亮的文字。这个梦做得好苦，并永远只能是一场梦。就如同我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一样，我无法还给我以生命的母亲一双眼。
“文字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流了很多泪。我义无返顾地走一程、再走一程，我忍受着心灵的巨大创痛。我一般不和别人谈论家事，我不是不热爱我的家，而是谈论它时心情太沉重。离家而去，我远一程、再远一程，但对母亲的牵挂、对父亲的愧疚，伴我走天涯。……”
在这封亦泪亦愧的信中我惋拒了母亲希望我在北京为四弟找工作的要求。我会是母亲的骄傲吗？
七、二弟接了喜兆的班
二弟和我一样，是在太行盲人宣传队的唢呐声里长大的。可是，长大后我离开了太行，而二弟却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其实二弟可以不与他们为伍。家里供他在省城读完了盲校，并学了健康按摩。毕业后，他在一家大型浴池做活。我去看他，他说给我按摩，我谢绝了。我宁肯花钱找别人，我也不会用二弟。不是身体受不了，是心受不起。
二弟执意要回到乡下，为此，与一位恋着他的聪明的盲姑娘分了手。二弟把自己融进了那群流浪的盲艺人里，并成为其中最优秀的歌者与乐手。
从1995年到现在，二弟在太行山上游唱了六年，背着被卷不分寒暑，将全县360个村庄走过了六遍。
二弟最早学的乐器是弓弦类的，进了盲人宣传队，就喜欢上了唢呐。喜兆主吹，他也跟着吹，无师而自通。
喜兆和他的三弟都在盲人宣传队，他姐姐生的孩子依旧没有眼睛。他们家三代里出了六个先天盲，并且只遗传男性，不遗传女性。二弟说盲艺人们经常逗喜兆，说他们家是“六兄弟”。
1998年，“六兄弟”里的喜兆只有55岁，却因肺气肿而卧床不起。这时候，二弟已经成长了起来。他到那个名叫石暴的小山村看望喜兆，喜兆喊着：“我去了，把位置留出来了，给你！唢呐是咱盲人宣传队的精气神，一路辛苦一路累，一路风雨一路吹。火辣辣的情，亮堂堂的声，带领咱盲哥们找光明！”
除了唢呐，二弟一样拿手的是他自拉自唱的晋剧。《下河东》、《打金枝》是最受老乡们欢迎的，二弟依靠磁带学会了演唱，并可以操晋胡给自己伴奏。他的表演很出味道，是盲人宣传队节目里的经典。
他们也自编一些针砭时弊的说唱节目，比如现在腐败现象严重，他们也编唱出来，挖苦腐败分子。然而，有些人是不乐意接受这样的节目的，所以在迎合市场与为谁演唱之间，盲艺人偶然也可能碰到两难。
二弟说每一个村里对盲艺人都不赖。因为大家行动不便，住在一起有个相互的照应，所以一般不分散到家户住。过去有大队办公室，现在没有了，就住学校。夜里将孩子们的课桌一拼，走了一天又唱了半宿的盲艺人们很快就睡着了。
条件好一点的村庄安排他们到饭店吃饭，条件差的就将饭派到家户。二弟说，好说话的人家就老派他们去，所以现在许多都逐渐变得不太好说话了。不过他们从来没有饿着过。
如果遇到农忙的时候，村里没有时间安排他们，他们一到，只要天气还早，村长就赶紧给了钱，连忙打发他们继续上路，到下一个目的地去。这样，有时候他们一天能走四、五个村子。
村里一般都给一、二百元，再差的村子也会管了吃住再给三、五十元。村里不愿落下不热情的名声，盲艺人们的游走以来每个村庄的热情，所以他们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一段时间政府为盲人宣传队招收了几位明眼姑娘，一边从盲艺人身上学艺，一边照顾盲艺人的生活。但是姑娘们跟着盲艺人们四处游走，所到之处常常受到野男孩的骚扰，所以走了不久，又只剩下一群盲人了。
二弟属鸡，32岁了，没有成家，他用自己游走四方得来的钱贴补母亲。我建议他上长春的盲人艺术大学，但他怕考试。他就愿意自己的戏、自己的唢呐声回荡在太行山的山山水水间，而他自己唱着，吹着，行走在太行山他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大地上！
50多岁的母亲打算替二弟抱养一个女儿，将来好照顾二弟的生活，但我不同意，我是怕这孩子像我一样，终身在心里隐隐疼痛。
至于二弟，他歌唱着，行走在太行山无穷广袤的大地上，他的健康的生活本身，就理所当然是母亲的快乐与骄傲！
三弟和四弟都没有怎么读书，似乎小学都不曾毕业。三弟学习差，留了几次级，班里的体力活就归他干。父亲骂道：“今天老师让回来拿镢头，明天让回来拿铁锹的。这是念书？你大哥就从来没有回来拿过这些！”
三弟不服气，反驳说：“让他拿，他能拿得动吗？”
三弟先于我有了孩子。父亲对三弟的婚事很不满，嫌弃三弟媳妇娘家穷，很闹了一些别扭。到父亲去世了，他的下煤窑时期的工友常林和三弟的丈人给父亲穿寿衣，常林知道三弟丈人可以让死人坐起来，就说：你出个招让大家看。三弟丈人不干，说：这样吓唬孩子们不人道。母亲大骂常林：无聊！
在童年的阳光下，母亲曾经张着她无珠的双目问我太阳的颜色。那时候我还是她不懂事但会说话的竹杖，我说太阳是红色的。什么是红色呢？母亲尽量张大了眼来感受光的力量，她似乎说过有了一些光了，似乎就是红色的……
可是什么是太阳，什么是红色？母亲哪里能够知道呢？但我常常把自己穿得红艳艳的，我就是红色；我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太阳的“阳”，她就是母亲眼里的“太阳”。还有什么能比亲生骨肉更可感知的呢？我想母亲会懂得红色，会看见太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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