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童年第三章（6） |
作者：娉 蔻 作于：2005-6-8 20:03:00 访问：2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
狭隘的上海人意识
“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苋米苋炒咸菜。”狭隘的上海人意识，最初的形成可能是源于这个带着偏见和捉弄口吻的顺口溜。幼儿园的小孩尚可以不懂人情世故，拿来觉着有趣地口无遮拦地当作山歌唱。可是脖颈衣领处已系上红领巾，右手臂上别着红杠杠的我，三年来的学校教育对我已经产生卓有成效的影响。特别是搬家、转学，使小学三年级这个阶段成为我成长道路上意义特殊的一堵墙。现在走回去站在那岁月的墙头，清清楚楚能看到两边是不同的自己。如果说墙壁后的世界，还是带着点混沌不清的朦胧黑白色，那么墙壁前方就真真正正是迎向灿烂阳光，连记忆的色彩都是清晰鲜明的了。
这种特殊的感觉，可能更是因为年龄和思想的日渐成长而使然。在学校，接受着传统美德和正规的社会主义教育，然而告别阳春白雪走出学校门，就会一头扎入“阿拉侬我”的俗世里去。
走在回家的弄堂里，会有张家伯伯一手抓着生炉子的破扇子，一边拎起自家小孩的耳朵大声训斥：“小赤佬，叫侬做点事体，给我调抢花，骨头发践了？”抡起手来毛栗子就要往小孩的脑门上敲过去。（小鬼，让你做点事情，给我搞花样，讨打啊？）
坐在一边的苏北老太会站起身来打圆场：“我说黑炭呀，小把戏他不懂事，侬个做爷的太辣手辣脚了。”（黑皮啊，小孩不懂事，你这做父亲的下手也太狠了。）
“我教训自家小人，跟侬勿搭介！”（我教育自家小孩，和你没关系。）
老太一听心里可不舒服：“我好心劝侬，反倒被侬触蹩脚，死棺材！”（我好心劝你，反倒被你中伤，该死的。”
正在一楼灶披间（自搭厨房）里拣菜洗菜的张家女人于是袖管一卷冲出来了：“啥人是棺材，你才老不死的呢！看侬死样怪气的，还能活几年！寻死啊，一日到夜就看到伊一只马桶放在门口晒太阳，哪能好走路？”（谁是棺材，你才老不死呢！看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还能活几年！找死啊，整天就看到她一只马桶放在门口晒太阳，还怎么走路？”
苏北老太的儿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也冲入唇枪舌战中去，一时间小孩的哭闹、男人的咆哮、女人的尖骂声，炸开了锅。弄堂会一下被围观凑热闹的姆妈阿姨爷叔们，堵得水泄不通。
“佚家人家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没有太平日子的。作孽啊！”
“个寿头男人去和老太搞勿拎清，太勿上路了，娘娘腔！”(这傻男人去和老太搀和，太没素质了，跟女人似的。)
“老太年纪大了，多管啥闲事体，瞎搞百叶结！”（老太年纪大了，管什么闲事，瞎折腾。）
……
但这事情还无法最后了断，如果不是此刻突然响起一个几乎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分贝女声：“断命煞千刀的，阿里个死人占了水龙头不汰，自来水就这样流！寻死啊，到时光平摊水费，阿拉勿吃佚个亏！”(该死的杀千刀的，谁占着水龙头不洗啊？找死啊，到时候平分水费，我们可不吃这个亏。)
众人于是定神静了下来，那扇门里传来李家女人狠命用菜刀斩在砧板上重重的“笃笃”声，一边还“煞千刀，煞千刀”地咒骂着。
“佚个女人结棍啊，骂起三门来，十七、八代祖宗都带进去，今朝有好戏看了。”
“男人好象是个老师，戴幅架梁蛮斯文，女人却象个泼妇。”
张家女人被好死不活骂了一通，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默不出声地走进灶批间去。随着里面传出小菜下油锅时窜起的刺激的滋拉声，战争也就平息了。一声异样腔调的“削刀，磨肖刀”的吆喝声由远而近，走街窜巷的磨刀人走来，围观的凑热闹者们渐渐散开了。
弄堂，是上海手掌心上盘根错节、细细密密的纹路，静静渗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转角。弄堂里的建筑，在这狭小拥挤的空间里、时常混合着厚重的煎炒油烟、混合着呛人的煤饼炉子散出的有害煤气、混合着不知谁家窗口收音机里传出的戏曲段子、混合着谩骂争执的诅咒和发泄。上海滩上大多数的普通人家，当时就是蜗居在这样的生活压抑和郁闷中。于是，无法改变大环境的上海人，无不精打细算地处处力求以小见大小。
我看到花花绿绿的上海粮票中，有半两的票面，买食品点心用到1两半、2两半是常有的事，这可能算是全国人民的勤俭节约典范。突然想吃苹果的时候，妈妈会带着我和姐姐上水果店只买一个。售货员对谁都板个冷脸、倒也面无表情，卖一个也是卖，倒并没看出他们觉得有什么特别麻烦的。所以也没感到有丝毫的窘迫，只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被北方人当作笑柄的。
全国统一的全日制学校课本，为何教育出的各地学生文化底蕴各不相同，其实在人年幼时便已有了差异的萌芽。
具有生动表现力的一句上海人惯用反问词，“关侬啥事体？”（关你什么事？）几乎可以一言而概括狭隘的上海人意识之其一。比如以上弄堂之争中的老太，若不是爱怜那小孩、多管闲事，何以会惹火上身？明哲保身的思想，我不能确切说明究竟是从哪里灌输而来，但在当时的小小脑袋中已经将这装得满满。老师在课堂上教育我们的，“向雷锋叔叔学习、助人为乐、不计报偿”固然是正确的理论思想，然而实际生活中遇事，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合算不合算”！
特别被北方人认为斤斤计较、小鸡肚肠的这种不明朗个性，却被上海人沾沾自喜地引以为“门槛精”。每一条延伸在大上海血管里的弄堂，都有“门槛”精得不得了、道行了得的女人和男人角色。也因此各种明争暗斗的惊涛骇浪，此起彼伏地冲击着平庸琐碎的生活礁岩。胆子不大、不做“冲头”、失算不多、讨点实惠，这大概就是上海人处事的行为准则。独管独、各行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遇上别人的洋相，乐得凑个热闹。
“佚个小囡，‘门槛’一点都不精，‘戆头戆脑’……”（这个小孩，一点都不机灵，傻头傻脑。）如果被大人说成这样，这个小孩多半就是傻乎乎的，不懂得争取和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了。谁都不愿被认为“坍板”（差劲），我也如此，孔融的谦让行为固然正确，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谁不发疯地抢座位？为了做个“门槛精”的小孩，又不违背课堂教育，我经常向大人汇报一些口是心非的东西。这是否属于善意的谎言，而我说谎的历史也由此开始了。
“戆”字又是上海俚语中的一个特色词语，“戆大”如果直接从字面翻译也就是傻子、呆子的意思，泛指智力低下。然而正常情况下被指为“戆”、“戆大”，多半是认为你不不会捞便宜，尽吃亏，得跟经济利益、自身利益扯上关系。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呆”、“笨”、“蠢”……和你真正的智力也许并不相关联。
上海人跟上海人之间如果有勾心斗角，通常都是躲藏在桌面底下暗暗地、狠狠地进行。即使在弄堂里搞得乌烟瘴气、声明远播的人，走出弄堂依然是要堂堂正正做人的。这可能归属一个“面子”的概念，上海话里“坍台”、“阿斯臭”都是丢面子的意思。在这方面，我有非常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妈妈对我，一个8岁女孩的衣着，规定了弄里弄外要有明显的区别。弄堂里倒垃圾、泡开水、上同学家做功课、玩，都可以穿着随便、甚至踢蹋一双拖鞋。而出了弄堂，即使只是去南货店买练习薄和铅笔橡皮，也得穿戴整齐、象模象样。这是我最初受到的来自妈妈的、小上海人生活守则教育。为自己身为上海人而无比骄傲自豪，“上海人，什么市面没见过？上海，什么东西没有？”
于是走出弄堂的上海人，势必都要立刻抛下局促和寒酸。忘掉弄堂口老虎灶门前堆积得小山一样的纸板木屑；忘掉各家门前刚刷过的湿漉漉的马桶；忘掉搁在电线绳上的龌殂拖把和废旧塑料桶；忘掉锁在井边上、回收废品报纸的生锈黄鱼车；忘掉灰暗破旧、长年累月积聚在墙角背阴处的霉斑和阴沟里发散出的厚重粘湿的气味。上海人必须是见过世面，“台形”十足的。
从各条弄堂里走来，汇聚到一起的上海人，于是在一平米容纳十双脚的超爆车厢里，一齐将满心的怨怒和郁闷狂潮一般地发向“乡下人”。这不自觉地一致对外，在唯“个人实惠”是图的上海人身上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乡下人”，我印象里是上海郊县挑着扁担进城贩菜的农民，以及上海周边江浙地区涌来的卖鸡蛋妇女等等。他们的脸孔黝黑里透出红亮，双手勤劳而粗糙，尚且不论他们装束的落后及不合时宜，让我整体感觉到的是：不整洁，不干净，不清爽。这样的人，拥挤的公交车里自然不愿意他们挨近。夏天，我有了第一条属于自己的花边连衫裙，虚荣和爱美几乎很快就冲开了我蒙昧多年的思想堤坝。乡下人、不讲卫生、太脏、太丑了！尽管回到家中我得立刻换下连衫裙，拿起扇子帮忙扇煤球炉，有时甚至搞得满手煤灰，但我仍然不忘抬举自己是个小上海人。
“乡下人”也泛指所有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来沪者。在上海人的耳朵根子里，吴侬软语的上海话才是最动听、最时髦的语言吧，于是盲目排外。以至于外地人到了这里，一看到上海人互相说上海话就眉头皱起、恨得不行，总怀疑是说他们的坏话。其实不然，普通话是学校的教育语言，“阿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语言。如果两个上海人互道普通话，又不是在拍摄电影念对白，那一定是被周围的人当作神经错乱的。那个年代，普通话在上海人生活中的普及率及低，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管如此，“北京”依然是一个威风凛凛、响当当的名字。我们都会自豪地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足不出户、不知天方地圆的小孩固然对首都憧憬不已。同时为孩子们树起京城光辉招牌的毕竟是大人们，妈妈就经常说，局里评选出的**先进去北京开会了；爸爸会举着报纸说，**中央会议在北京召开了。由于缺乏实际接触和具体感受，“到北京去”还只是属于少数先进人物的光荣和骄傲。
在我的眼中，北京是个闪耀着金光的神圣所在，“中央”是多么富于权威和震慑的词语。然而如果有人问，喜欢北京还是上海，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答：“阿拉欢喜上海。”
（完）
|
|
| 作者声明： |
|
|
| 书友最新五条评论：[ 查看本书全部评论 ] |
|
|
|
|
| 其它作品欣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