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站——古镇旧事之十 |
| 作者：陈富强 作于：2005-6-8 20:01:00 访问：89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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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站出现在古镇已经是比较后来的事情了。从前，古镇的茶馆从一个侧面起过文化站的作用，类似于说书这样的活动都是在茶馆进行的。古镇的茶馆设施是很简陋的，说书的人一般也就是在茶馆里背对着墙，正朝着门的位置搁一张茶桌，考究一点的铺上一块绒布，说书者站在桌后就开始说了。说的内容很杂，既有《三国演义》，也有民间的野史。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听书，颇显悠闲的样子。也有在茶馆唱戏的，唱得多是越剧与莲花落的段子，唱的管唱，拉的管拉，也是配合得蛮合拍的。茶客里有喜欢听的，就听得入了神，连茶也忘了喝的，坐了一上午，竟连一壶茶也没喝完的。
文化站建立起来后，镇上试着把这些说书、唱戏的集中到站里边去，一来便于管理，二来也显出正规。但这种局面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光听戏没茶可喝就少了不少观众。
文化站建在一家花边厂的原址上。不知何故，花边厂迁走了，还是倒闭了，我不是很清楚。这家厂址其实更象是一户人家（现在又分割成几部分住了人），从边上的一个墙门进去，是一条不足五米的狭弄，到了弄底右转就是一个天井，除了左右两面，前后面都是房间，还有楼上也是。天井的右侧有一木梯连接楼上楼下。文化站刚开起来的时侯，活动内容是不多的，楼上比较大的一个房间做了图书借阅室，图书也不是很多，但这对于我来说已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了。尤其让我开心的是文化站离我家很近，从我家出来穿过一条弄堂转一个弯就到了。因此，我只要一有空就往文化站跑。而且，在我的心里，能在文化站上班是一个梦想。我有过无数次的设想，我可以买自己想看的书；我有足够的时间写作；我整天生活在书籍围成的房间里。等等，诸如此类。那时，在我的一个小本子里，记着很多类似"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样的警句。
文化站开张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个女的，长得很文静也很秀气，浑身透着江南女子的味道。我已记不起来我是怎样称呼她的了，她那个时侯应当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好象还没有结婚，这在古镇是很罕见的，象她这样秀丽的女子是不应该到了这么大年纪还独身的。她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使她看上去显得更加好看。我每次去文化站的时侯就会见到她坐在书架子后面接待借书的人，通常是刚开门时忙一些，过一会就空了，这时，她就捧一本书读。
文化站还有棋类、乒乓球可以玩，棋类室就在图书室的对面，也是在二楼，乒乓球桌则放在一楼。由于房子不大，楼下有人打球时发出的声音就会传到楼上，让看书的人很烦。这时，她就会轻手轻脚地下楼去对打球的人说轻一点，这样会影响楼上的人看书的。
渐渐地，文化站网罗了一批古镇的文学爱好者，我因为年龄的缘故，加上也没有什么作品，就很难融入到他们中间去。他们定期在文化站举行活动，探讨文学。这种活动方式就是现在的文学沙龙，只是那时在古镇好象还没有沙龙这一说的。大家聚在一起就聚在一起了，谈谈文学，也开开作品研讨会。比方谁写了一篇小说或散文就拿出来大家一起传阅，然后提建议和意见。古镇边上有一个镇的文化站编了一本油印的文学杂志，给古镇的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他们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商量古镇也要办一本杂志的，这是阵地呀。但后来好象没有办起来，估计是资金方面的原因。我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就认识了不少人。他们中有的已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但主要是新闻报导，与文学作品相差得很远，但能让手写的文学变成铅字在古镇本身就是一桩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几个人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古镇的秀才。我认识一个人，在一家丝织厂里做挡车工，他对文学有很热烈的爱好，他甚至于一直没有谈恋爱，怕谈了恋爱会影响自己的文学创作。我到他家里去过，发现他家中也是经常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谈文学的。他有一个狭长形的书房，用白纸糊着房顶和四壁，使书房看上去显得十分洁白。一张书桌是老式样的，朝窗放着，桌上是一些文学期刊，和他的一些手稿。他给我看他写得小说，也跟我说一些文坛的事情。我对这些是闻所未闻的，听着就觉得了新奇。我还对他的书房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尤其是朝北的一排窗子使整个房间显得很亮堂。他也是文化站文学沙龙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所在的工厂每天都有很大的噪声，只有当他回到家里，走进这间书房，才能给他的心灵带来无比的宁静。当时，我还隐隐约约地听说他跟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好，那女人是有老公有两个儿子的。这在古镇也是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我想这会不会跟他爱好文学有关？爱好文学的人似乎都是喜欢做一些浪漫的，别出心裁的事情的。
她依旧在文化站里做她该做的事。对于我的到来，她总是报以友好的一笑。一天，她跟我说，晚上有一个作品讨论会，问我去不去？我说去的。当晚，我就去了文化站，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没有灯光，我进去以后才见到楼上有光线。她告诉我今天文化站是关门的，不对外开放的日子，所以就挑这么一个安宁的日子来开作品讨论会。会就在图书室里开，大家围坐在阅览桌四周。这次讨论的是其中一位作者的小说，发给大家的是用复写纸抄出来的手稿。由于字迹比较潦草，我看得不是太清，大家就要求作者自己读一遍。作者读稿子时的声音听上去显得很滑稽，因为他不会说普通话，是用古镇的方言念的稿子，效果就不是太好，听起来跟平时说话一样。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说得是一个女子如何与旧观念、旧思想作斗争为自己的婚姻争取自由。作者读完了稿子，大家就轮流发言，有褒有贬，说好的主要表扬文彩、语言好，说不好的主要是说题材不新。她要我谈谈看法，我的脸就红了起来，我是很不善于在大众面前说话的。我话不成句地说我也说不好，等我写出了作品时再请大家来讨论吧。
这时，我确实已经偷偷地开始写一些诗歌了。但我现在觉得我那时写得诗歌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字的分行排列，是进不了诗歌这个范畴的。在参加这样的作品讨论会时，我的口袋里就放着好几首诗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拿出来让大家来评论。
若干年后，文化站搬地方了，与原址不远，就在斜对面的"六一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易址建了个新的，就把它腾出来让给了文化站。面积要比原来的大得多，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她似乎当了站长了，比原先显得要忙了一些。我去文化站已经不太借书了，主要翻看一些报纸，因为这时我已在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可以买一些书了。这一年我十八岁，我现在回想这一段岁月最令我吃惊的是我居然站在讲台上当起了老师。我居然拿着一本书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还敢对不听话的学生大声叱责。
她终于结婚了。是在静悄悄的氛围里办得婚事，也没有象别的古镇女子要吹吹打打迎娶。她再到文化站上班时就穿着一件丝绸做的红棉袄，人也显得有些疲惫。文化站里的文学沙龙终于解散了，大家好象都没有心情聚在一起谈文学了。说书的，唱戏的也依旧回到茶馆里去了。到文化站借书的人越来越少，一到晚上，就显得颇为冷清。
我离开古镇以后的头几年是经常回去的，每次回古镇我也总是要到文化站去看看的。文化站确实是个好地方，朝北，门前有数米宽的青石板铺成的廊道，上面则是屋檐，下雨的时侯，雨从檐下流泻进小河里，廊下依然是晴的。紧挨着廊檐的是一座石拱桥，造型虽然不是十分独特，但与粉墙、黑瓦、廊檐一起看，就能看出不尽的韵味来。
多年以后，我再回古镇的时侯，就在东街见到了一个从前的熟人。他曾是文化站文学沙龙的主角之一，我再见到他时，他开了一家杂货铺，卖得都是一些生活日常用品，因为品种不少，就用一张可折叠的钢丝床搁在街边，上面放的也是商品。生意看上去不是太好，他显得有点无所事事。见了我也有点认不出来了，我自报姓名，他才想起我是谁。彼此说了一些近况，我知道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也不想再到外面去冒险了，就开个小店，做点小本生意，如果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吃口饭是不成大问题的。我问他还去不去文化站？他显出很奇怪的神色，过了好一会才说，不去了，晚上也要开店看门的。又说，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文化站也不晓得开不开门了。我笑说，文化站不会也破了产关了门了吧。他也笑着说，应该不会吧，书总还是有人要看的吧？
离开他的小店，我又想到我曾经去过的那个丝织厂挡车工的书房。我早已知道那家丝织厂也关门了。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处境怎么样，我很想去看看他。也不知道他还写不写小说？
当然，我最想去看的还是文化站。那儿曾是我做梦都想去上班的地方。当晚，我朝文化站走去的时侯想起了不久前我参加省作协在离古镇不远的另一座古镇建立作家创作基地揭牌时的情景，参加仪式的除了作家代表，地方官员，还有更多的是镇上的，以及从周边赶来的文学作者和文学爱好者（不知道有没有从古镇赶去的文学爱好者），这座古镇在很多年之前就办过油印的文学期刊，曾让古镇的文学爱好者为之激动过。令我感动的是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还在关注着文学。我当时想，要是这个基地建在古镇该有多好，从文化的积淀来看，古镇是毫不逊色的。
我走到文化站对岸时，发现大门紧闭着。我跨过石桥，走进檐下的青石板廊道，走近文化站的大门。门确实是关着的。我将脸凑近门缝，里面漆黑一片。我在檐下站了好久，河边的路灯倒映在水中，光线就在涟漪中跳起了舞，却没有音乐伴奏。
我折回石桥，在桥上再次回眸，檐上的瓦在月色中显出鱼鳞一样的轮廓来。我走了很远的路来看文化站的灯光，以及灯下的人，它却闭门谢客。我若是下次再来，这扇门是开着，还是依旧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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