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悄悄的走来了，带来了丝丝的凉意。清晨，天在朦朦胧胧中泛着白，凉爽的风吹着，我怀着对儿时那次迁民的思念踏上了去沂蒙山区的路。对面的车灯忽闪忽闪地互相避让着。司机小李听说我是在寻找童年的那段生活经历，好奇地问我：“那时你真的去那里逃过荒要过饭吗？”在他的追问下，我微微笑着，开始了对往事梦一般的回忆。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秋天，经过上一年夏季的洪涝灾害，鲁北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刚满五岁的我，只记得幼小的妹妹饿得直哭，家里也没有吃的，外婆、母亲她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挨饿。和所有这里的人一样，榆树皮、野菜、地瓜秧、干白菜叶成了我们全家救命的食物,当时饿死人的事是常有的。听老人们讲，在那个苦难的岁月，人们饿得骨瘦如柴，有的得了水肿，无缚鸡之力的人们步履艰难地走着，地上的一根地瓜秧就能把人绊倒。饥饿像催命鬼似的一天天地逼着人们向死亡走去。就在这时，政府组织灾民向山东省的临沂迁移，我和妹妹随母亲去了临沂地区苍山县，在一个小山村里过上了迁民生活。
童年的我只记得是坐火车去的，人们拥挤在闷罐似的车箱里席地而做，屎尿味加上人们呼出的气让人窒息。经过多长的跋涉我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来到村庄的场院屋里，稍做休息，村里就有人用水桶送来了熟地瓜，人们争相抢着。我和另一个小朋友先抱了一大块，不知是那时年纪小还是那时的地瓜大，只觉得那块地瓜真是太大了，那是几天来我第一次吃过的饱饭。饭后那里的乡亲们把我们三口人和同来的五姥娘安排住在了一起。
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多里能记住的几乎都是吃。和母亲一块去讨饭，每天早晨赶在饭时挨家讨要，母亲每到一家门上就叫一声大娘，当说到“给口吃的时候”，母亲就哭。她含着辛酸的眼泪讨了这家，要那家。那里的人心地善良，见我们母子俩要饭不容易，有的把我和母亲叫到屋里，给点热粥喝，有的多塞给我一些煎饼。要得饭食吃不了的,回到住处就晒成干粮储存着。
听母亲回忆说，当时的生产队长叫李良，特别关心我们这些灾民。这年冬天，生产队里冻死了一头小猪，他差人把死小猪送到我和五姥娘的家。那天中午的饭是最丰盛的，母亲和五姥娘把肉饨好，我和妹妹吃得有滋有味，好香好香！母亲光看着我们吃，自己却舍不得吃上半口。那一次我和妹妹吃肉都吃伤了，以至于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都不吃猪肉。
村子的东边有一个石碾子，这个碾子和我们那里的不一样，它既原始又笨拙，象医院里的药碾子似的，底座是一个长长的石槽，槽的中间深，两头高，形成一个月牙状，当地人叫它槽碾子。在槽中滚动着一个扁扁圆圆的象饼一样的石砣子，砣子中间用一根长长的木棍穿着，木棍的另一头穿在另一块石头的中间，作为固定，圆的石砣子被人推着，借着力从这头滚到那头，利用惯性来回滚动，将谷物碾碎。房东李大妈晚上将豆子用水浸一下，第二天早晨拿到碾子上碾成豆钱儿，在锅里加点菜、红薯，放上豆钱儿、辣椒、盐等一煮，就成了糊涂粥，香喷喷、辣乎乎的好喝极了。那里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做这样的粥喝，李大妈经常给我盛上一大碗，我和妹妹分享着那美味的糊涂粥，现在想来难以忘怀。
李大妈有两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大一点的叫小勇，小一点的叫小胜，我和他们住同一个院子，经常在一起玩耍。他们不到饭时的时候吃煎饼特有意思，小孩子家也学大人们的吃法，将红红的辣椒撕成长丝，去掉里面的种子，夹在煎饼中间，再裹上一根大葱一卷就吃。他们吃的时候也让我吃，我一开始看见辣椒不敢吃，后来在他俩的鼓励下我狠咬了一口，结果给辣得咝咝哈哈地喝凉水，乐得他俩打滚撒欢儿，我也一抹鼻涕笑了。再后来我也慢慢地吃起煎饼卷辣椒了。
那时的老百姓用牛拉犁耕地，老农手中拿着一个短把长鞭，像马戏团的那种，长长的鞭梢拖着地。老农一手扶着梨，一手将鞭子扛在肩上，吆喝着牲口,不时将鞭子向前甩去，打出一个响鞭。这也是我记忆中唯一和吃不沾边的事。
流年岁月，光阴不再，如梦般遥远的迁民生活深深地印烙在我脑海里。那山、那水、那里的风土人情和养育过我的父老乡亲总让我时时地思念。车仍在行驶着，我远远望去，只见一座座小山叠障起伏，连绵不断，光秃秃的。那秃山旁的小村子令我心旷神怡，处处感觉熟悉，又感觉陌生，仿佛是找到了儿时的住处。我赶忙下车，向一位满头银发，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的老大爷走去，只见他苍老的弓着腰，脸上布满了深深皱纹，黑瘦的身子骨仿佛记录着他艰难的过去。我说明来意，那老大爷亲切地说，1961年黄河北来了不少的灾民，每个村里都有住的。我问他有没有一个叫李良的人，他说没有。在老大爷的指引下，我又向前边的村子走去，可仍没找到我要找的人。村子的东头还有几间破旧不成样子的土草房，整个村子向西规划成崭新的砖瓦房了，巷也不是儿时那崎岖的小巷。这个村子的大伯、大妈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黄河北的那些灾民衣不遮体、食不裹腹，拖儿带女在这里生活的情景。“我是1961年来这里逃过荒的，想来看看这养育过我的土地，我喝过这里的水，吃过你们的饭啊。”两位大伯一听说是那时的一个小灾民，非要我到他们家坐坐，一再挽留我们在那里吃饭，我询问两位大伯有没有弟兄两个，一个叫小勇，一个叫小胜的，两位大伯听了后说：前村有这么两个人，但早已不在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大伯的话，但时间不允许我再寻找他们了。看来我和母亲就在这一带生活过，但每个村子都有灾民，确切的村子我已记不清楚了。一位老大娘和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她亲切地说：“孩子，你们那个时候，生活可苦了，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在好了，光吃面，你现在来，到谁家也有酒有肉招待你。”我听了感动得眼含着热泪，半晌说不出话来。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那个困苦的年月，我们的苦难曾牵动着老区人们的心。他们朴实憨厚、勤劳善良，把生的希望给了我们，用养育过八路军战士的煎饼和乳汁再次养育了我们这些灾民。今天踏上这块养育过我的土地，聆听着老人们的那些难忘的回忆，虽遗憾地是没有找到我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和儿时的伙伴，但老区人民的恩情又一次撞击着我的心。这里的新村、新貌、新的变化又一次深深的印烙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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