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进城了，作了一辈子农民的二伯住进了自己在城里买的房子，父亲也没想到六十多岁的二伯会进城。
父亲去探望二伯时，二伯的眼神还是那么怯怯的，从小他就这样：胆小、憨直。俨然不像魁梧高大的大伯和文质彬彬的父亲，带着小伙伴们冲锋陷阵玩游戏时的大伯从不安排二伯扮演任何角色，只当他是多余；而当父亲滔滔不绝的念叨他肚子里的故事时，二伯总在远远的皂夹树下专注地听。
二伯是因为移民而搬迁进城的，乡下的新集镇占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新近，他最后的果园和柑桔园也被征收，他便在政府的动员下，随儿子迁进了县城，进了城的二伯把乡下所有的农具全部带来了，房前屋后，伺机寻找一块空地，种点什么，但到处都是水泥地。于是，他只能佝偻着腰背穿行于城市小区林立的高楼中，搜寻着泥土的颜色。
二伯是有很多机会进城的，大伯进城做工人时带他去，他没去，父亲上大学在城里做了干部让他去，他仍不去。自个守着祖辈的老屋在几分薄田里刨衣食。按着乡下的风俗，成了家，有了孩子，日子过得风平浪静。
木讷寡言的二伯与大伯、父亲相距并不遥远，一衣带水，二伯绝少进城，在他的山田里按着祖辈们传下来的矩规种田开垦，清晨一个背篓、一葫芦水，晚上一背柴禾一身汗，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有时也靠在树下休息一会儿，长江穿山而过，水中百帆竞技。他也望着大伯和父亲居住的南岸发上一会儿呆，又忙他的事儿去。
大伯对二伯从来都不屑于顾，回到乡下常常只是向邻居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欺负二伯，说几句请邻人多关照之类的话就走了，父亲倒是常常回家，扛着锄头同二伯上山砍柴挖田，那几天二伯倒也很快活，但很少说话，至于我们，很少想到他。
第一次让老家人和大伯及父亲吃惊的是，是二伯的女儿考上中专的时候，二伯的女儿是自父亲之后，又一个从老家考出去的“城里人”，这一消息曾让老家人议论传扬了好几年，也成了母亲教育我们的口头禅，那时凭自己的本事从乡下进城的人很少，二伯的女儿，就是一个，而二伯又是老家人最瞧不起的农民。
二伯是老家最迂腐而又是勤快的农人，别人的庄稼一次种下地，他要细细地把田整上好几次才肯种，其后，还要细细伺候，而他的收成又不比别人多多少，于是他的勤奋成了别人的笑料。他有事没事总爱到自己田里种上一两株向别人要来的这样或那样树苗，分给他的荒山也不例外。
后来的很多事，改变了老家人对二伯的看法，那年大旱，庄稼几乎绝收，二伯的田里也一样，不一样的是他田间地头的树上挂满了果。二伯种的果树丰收了，成了老家的有钱人。
二伯很爱种树，老家的房前屋后全都是他栽种的各种类型的林木，二伯种树时，全然一种陶醉的神情，他种的树，没有不活的。二伯种树发了财，但他还是很仔细很认真地种庄稼，把最好的田土用来种粮食，为这，二婶不知骂过他多少回：死脑筋。骂过了他还是那样！二伯没有爱好，唯一特长就是种树，自己的荒山种满了，他又开始放羊放牛。而这时，很多老家人开始外出打工了。二伯始终住着父辈的老房子、穿着大伯给他的旧衣裤，二伯的子女相继都进城工作了，劝二伯搬进城来住，说得多了，二伯脸急红了：“我只会种田，就种田了”。之后，再也不说。他还是那样。
后来，当我坐在聊天室同天南海北、素不相识的人说起我的“二伯”，很多人竞不相信世上还有如此之般的人，二伯的确存在，并且很健康，脸上还有着年轻时的红润。二伯还经常独自蹲在老屋的皂夹树下，“咕嘟嘟”地喝着玉米粥，不时，摸着身边小孩的头，给他们讲着我父亲讲给他的那些故事，我想：这也算是二伯的外交活动吧！
二伯在城里的房子完全一种乡野农家的样子，倒也干净整洁。二伯在楼顶上堆上了土，种上了庄稼，栽上了树，二婶说：“二伯一天到晚痴呆呆的，只在楼顶的那块土边转来转去。”，“要不移民，该多好”二婶有时也埋怨。
进城的那天，二伯哭了。大伯和父亲曾多次断言二伯不会哭，奶奶死时他都没哭过。其实，老家同新家仅一江之隔，二伯现在的房子都能看得见他原来种的田和山。
进了城的二伯没田种了，做起了背夫，穿行于林立的高楼中给城里人或乡下人背这背那，二伯还是农民，都市里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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