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50年前的弹片 |
| 作者：东方一夫 作于：2005-6-11 9:18:00 访问：1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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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头上那日渐稀疏的缕缕银发，还有那只有沧桑的岁月才能刻画出的皱纹。冷眼看去，这，就是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而只有当你看到他那满身的战伤时才会联想到：在他那一道道深陷着的皱纹里，一定纪录着战争年代与敌人厮杀的紧张场面，在他那满身的疤痕上，也一定能够让人觅到枪林弹雨的火药味儿。是的，他就是从战争年代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人。
——他就是我的父亲。
盛夏酷暑，男人们经常穿着背心、短裤乘凉，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儿子总是要趴在爷爷的怀中，并不时地用那双小手抚摸着爷爷身上的疤痕稚气地问：“爷爷，你这是怎么整的？”
“这是狗咬的。”爷爷回答说。
“爷爷，不疼么？”
“别碰它，就不疼。”
接着，儿子好像想起了什么：“爷爷，我再看见狗，非把它打死不可！”
爸爸知道孙子指的是街上人们经常放养的宠物狗，就用手指着电视里烧杀抢掠的鬼子兵：“爷爷说的狗就是向那里演的坏蛋一样的‘狗’。”
“那你怎么不打他们呢？”
“爷爷早就把他们打死了。”
每当听到爷孙俩这一问一答似的对白，母亲那双昏花的眼睛就一次又一次地湿润起来——每当听到这爷孙俩的一问一答，又怎能不勾起从12岁就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母亲对往事的回忆… …
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在战场上入党、走上领导岗位的一名军人。他亲临了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并亲自参加了著名的三打乌拉街、四保临江和解放吉林市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在战争年代，他同先辈们一道南征北战，行军途中，先后三次路过自家的门口，而他却头也不会地带领战士们奔向战场；在战斗中，他几度出生入死，并在枪林弹雨中履立战功。在战场上，军帽被敌人的子弹打飞了，他继续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炮弹在他身边一个个炸响，他多次身负重伤仍继续战斗，而当他最后一次从辽沈战役的战场上被战友们用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已是血肉模糊 … …。至今，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仍能看到许多难以复原且大片大片的疤痕；至今，在他老人家的左腿上还残留着两粒没有取出取的弹片；至今，在他老人家的左脸上还留有难以抚平的疤痕：那事在一次阻击战中，以粒罪恶的子弹从父亲的口中射进，穿透左腮所致… …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战争年代几度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功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当年全地区粮食系统第一个被纠出批斗、第一个被戴上高帽子“示众”、第一个被挂上大牌子游街、第一个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一个被戴上手扣子脚镣子和第一个被非法关进了一个由单人厕所改成的临时牢房的人。在那个年代，能够证明父亲革命生涯的立功证、转业军人证等一切的一切，都被当作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得罪证在抄家时搜走了，就连父亲的残废军人证和他那满身的战伤竟也被质疑是假的，记得当时造反派们通知母亲到单位的牢房里“领人”那会儿，父亲由于长期被非法囚禁，身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尤其是他那伤残的双腿连站立的功能都失去了，那一阵子父亲险些失去了生命。直到“文革”后期，他才得以平反，恢复工作。
身、心双重的伤疤，并没有改变父亲那老革命的本色，节约简朴、正直坦白和被人们称为“老八板儿”的性格街坊邻里几乎无人不晓，记得那年哥哥的对象穿了一条当时比较时髦的喇叭裤来到家里，父亲发现后就单独给哥哥上了一堂“政治课”第二天，没过门的嫂子的穿戴就朴素了许多。关心政治是父亲的一个长项，读书、看报他一天不拉，就连邮局的投递员都知道：”我们给张大爷送《江城日报》已有19年啦。”
今年夏季，一粒在父亲伤腿的脚踝关节深处埋藏了五十多年的弹片突然发炎了，由于是在脚踝关节的深处，行动的每一步都很艰难。起初那几天，父母并没有在意，母亲还鼓励父亲说：“当年你被敌人抓去做‘老虎凳’、灌辣椒水都没有屈服，这点儿疼痛算得了什么？！”
几天后当我知道这一事情后，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父亲抢着话说：“你妈都是看你们太忙，怕影响你们的工作嘛。”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十六，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天，——医院决定对父亲做手术去弹片。
上午八点三十三分，父亲静静地躺在了手术台上。当年轻的手术师看到父亲腿上大片的、仿佛仍在散发着战场上那硝烟弥漫的火药味的伤痕时，感动地对我说：“过去只是在教科书和小说中能看到的场面，今天第一次亲自感受到。”说着，她的眼睛已经湿润了。
随着一大管麻醉剂慢慢地注入父亲脚踝骨关节部的肌肉里，父亲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尽管声音很小，很轻，但还是被手术师听见了：“老人家，不要怕，一会儿就不疼了。”望着手术师的手里拿着的手术刀，不仅使我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亲眼望着医生为父亲潘行义做手术、取弹片使的情景… …
此时此刻，手术室里静极了，手术师手中的手术钳的顶端慢慢地插入了刚刚切开的刀口中，手术钳与父亲脚踝骨的肌肉里的弹片的碰撞声清晰极了。随着“当啷”一声响，一块约有5毫米、且是占满父亲鲜血的弹片出现在洁白色的托盘里。这声音、这场面和电影里医生为潘行义做手术时那个声音、那个场面吻合极了。
手术顺利地完成了。
我从手术师要了一块棉纱布绷带，将弹片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此时，弹片上残留着的父亲的鲜血迅速地渗了出来… …
几天后，我发现父亲小箱中的那个老式皮夹里的那个装着转业军人证书和几枚解放战争纪念章的小布口袋中又多了一个小纱布包。 （1998年秋于松花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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