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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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作者：文　哲作于：2005-6-8 19:59:00 访问：311 评论：12（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一  泥土
　　清早，接到从故乡山区打来的紧急电话，说母亲今早病故。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令我头晕目眩，几乎瘫倒，不禁眼泪而下……
　　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驰着，我的思绪也像一匹脱缰的马，急剧的驰骋着，母亲的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件件，一桩桩：
　　我记事的时候，您已寡居，带着五个孩子。哥哥比我大三岁，妹妹比我小两岁，还有一个五岁的弟弟、一个两岁的弟弟。全家的衣、食、住、行，就靠您的一双手。那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记得是解放前一、二年，正赶上闹灾荒，家里断粮了，您打发我和哥哥去要饭，我们跑了一整天，往返几十里，两手空空，淌着眼泪，一瘸一拐的回到家里。实在没有办法了，第二天您到亲戚家借了二升糠，而且是过了筛的。细粉儿的，人家留下了；粗皮子，借给了我们。您领着我们去挖野菜，回来用热水“抄”了，攥成团儿，然后在糠上轱辘，粘上薄薄儿一层糠，就送上蒸锅。您告诉我们这叫“欢喜团儿”。这是多么好吃的“欢喜团儿”啊！我们争着、枪着，没等下一锅出来，上一锅早已吃光。我们还最爱喝您做的“白玉翡翠汤”（这是我后来给起的名儿），每当“青黄不接”，土豆还只长到鸡蛋大，就挖出来，洗净了连皮用菜板子成细丝儿，烧一锅开水，把土豆丝到在里面，放上盐，待开锅时再在上面撒一些菜叶，乳白色的汤，淡绿色的叶，又好看又好吃，我们五个孩子比赛着喝，我可以一连五碗，连最小的弟弟也可以吃三碗，一个个肚子喝得鼓鼓儿的，不过，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又饿了。五个孩子的嘴，需要多少东西填啊！妈妈，您领着我们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小学毕业了，而且在全年纪考了第一名，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每周，我要三天下地和您一起干活儿，三天去学校。毕业考试前夕，因为没有时间总复习，我哭了。您让我把书带到地头，活儿干累了，就看书。看到您那瘦瘦的佝偻的身影，我怎么能学得下去呢？现在小学总算念完了，您让我留在这块土地上，做一名庄稼人，并张罗着给一个才十三、四岁的孩子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媳妇（这是当时山区的一种习俗），这样家里就可以多一名劳动力。因此，我和您发生了争吵：我要上学，我要读书。您一气之下，打了我，可是当我们班的王老师来做说服工作，说孩子还小，又聪明，让他学习，家里没钱可以考公费的师范，您还是答应了，而且向亲戚借了五斤小米，让我到城里考试住店时熬粥喝。
　　考上了师范，我是多么高兴啊！您没说什么，只是把我的衣服、被子全洗了，破的地方都补上了补丁，一直忙了几天，而且告诉我：笑破不笑补。临走的一天，天还没有亮，您就起来为我做饭、打整行装，又一直送我到村头。一边叮嘱，要好好念书，毕业了就回这堡子教书，您总是忘不了这块土地。我走了，您站在村头的大树下看着我，走了几步，我回头看，您还站在那里；又走了一程，我回过头去，您仍然站在大树下面，仿佛是一座雕像。我的两眼视线模糊，泪水夺框而出，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您站在大树下的这个剪影，这座雕像却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了激励我不断成长的精神力量。不管我走在哪里，天南地北，您总是站在我的身后，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
　　有一件事我至今也不能原谅自己。那是我上师范读书的第二学期，就要期末考试了，可是同学们的注意力却在鸭绿江岸，学校墙上挂着巨幅朝鲜半岛的地图，上面遍插着小红旗、小黑旗，红旗、黑旗的变化牵动着每一个学生的心。学校领导关于“唇亡齿寒”的报告更加激励了同学们的政治热情。就这样，我没有征求您的意见，就向学校一连六次递了申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被批准以后，我又背着您，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拿起武器、穿好军装……再见吧，妈妈！别难过，别悲伤……”偷偷地换上了军装。当您接到我捎去的行李及第一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战斗在朝鲜的土地上。我的不辞而别是多么刺伤了一颗做母亲的心啊！后来，听说您当时是哭了的，但您原谅了我，虽没讲什么大道理，却相信自己的儿子干的是“正事”，只觉得自己给予孩子的太少了，是生活逼得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过早的自立；其实，是您引导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56年春天，我从部队回来。您高兴的不得了，甚至不相信这个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是您的儿子，非让我摘下军帽看一看头上那块疤还有没有？您以为我这回可以扎根这块土地了，可是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励下，我要把丢掉的知识补回来，决心参加高考。您又再次谅解了您的儿子，每天在炕头上放一张小桌，让我复习功课，中午还要为我做一顿“蛋抄饭”，享受着客人一般的待遇。没有辜负您老人家的一片深情，我和五年前的同学们一起迈入了高等学校的大门。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异地工作，很少回来看望您老人家，别人问起来，您总是宽慰地说：“他工作忙，我不缺吃，不缺穿，让他回来干什么？！”近几十年，我在本市工作，多次劝您来城里过几天舒服日子，我们也好尽一点孝道，可您就是不肯，说什么哪儿也不如您那炕头好。实际上您是离不开您的鸡鸭鹅狗，离不开您的园田地，离不开故土的山山岭岭，离不开乡亲父老，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在我的记忆里，您从来没开口向孩子们要这要那，但是我们还是定期把钱寄回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稍有所安；您给予我们及这个世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要求于我们及向这个世界索取的又的确是太少了。得到您离开这个世界的噩耗，我实在感到惭愧，几十年来，来去匆匆，事业上的追求，政治上的进取，生活上的拖累，使我对您关照的实在太少了，而现在连一个补偿的机会也没有了，我怎么能不哭！
　　回到家里，听弟弟说：昨晚您老人家还在看电视，今早还在关心别人，向别人递烟，可是，一转身，就倒在了您睡了几十年的炕头上，再没醒过来。连死，您都是那样的简单、自然，尽可能不想招扰自己的孩子和亲人。
　　办完丧事，我告别故乡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我告别了村子，走了很远，忽然又想起了母亲在大树下的剪影，可是回首一望，剪影不见了，雕塑也没有，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山影。就在这时，我眼前一亮，对母亲的一生看得格外分明：她热爱这块土地，来自这块土地，现在又复归到这块土地。她本身就是一泥土。像泥土那样平凡而伟大，又像泥土那样无私而无畏，劳而无怨，与世无求，只是默默的奉献和给予。我们固然应该赞美历史上的女英雄、女文豪、女科学家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应该忘记那千千万万像一泥土一样的母亲。是她们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社会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历史应该从她们写起。
　　一方石碑
　　今天是公元1994年4月1日，再过4天就是清明节了。昨晚弟弟来我家，商量给母亲做一方石碑，扫墓时一并运回山区，还主动提出所需经费，由他“拿大头”。我未置可否，非不想也，只是考虑国家倡导火葬，几天来报纸上又宣传清明祭扫要节俭，这样做是否妥当？可是弟弟的心情，我又非常理解，母亲已经故去八年了，几次商议立碑都没能实现，这已是旧话重提。看我没有表态，弟弟便以母亲清苦一生，我们理应“尽孝”相规劝。弟弟的话，又一次勾起了我对母亲的回忆。
　　母亲，常秀君，这是一个很少被人用过（包括她自己），至今也没有几个人记得的名字。她20岁那年，嫁给了比她大八岁的父亲，“续弦”来到我们家，先后生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与父亲共同生活了不到15年，她又开始寡居。一个大字不识的34岁的柔弱女子，只身支持撑一个6口之家，最大的孩子只有13岁，最小的才2岁，没有一个劳动力，要供养孩子穿衣吃饭，要让他们上学读书，这得需要怎样的脊梁与臂膀啊！在民风质朴的山村，同情的目光，可怜的叹息并不缺乏；但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事也是有的，而且多是来自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先是分家就极不公平。父亲他们兄弟3人，一切动产不动产本应按“三一三十一”的原则加以分配，可是15间瓦房，我们竟没有得到1间。我清楚记得，那天主持人用1个米升子，里面装上粮食，在粮食上面放着3个纸阄，然后又蒙上一块红布，就在蒙红布时，伯父、二伯父与主持人串通一气，变戏法似的将有房的纸阄埋在了粮食里。按着习俗母亲不能参加抓阄，哥哥年纪又小，哪知道这里面的名堂，上去就抓了一个。一锤定音，我们只好扫地出门。分地，从表面上看，3家数量差不多，但我们的地不是地处边远，就是沙包子、涝洼塘，打不了多少粮食。母亲据理力争，他们就把“泼妇”、“横不讲理”的罪名加到了她的头上，好在没过多久，那场如暴风骤雨似的群众运动来了，伯父、二伯父的机关算尽竟成了一枕黄粱，他们携家带口全都逃进了城里。当时正值寒冬，每到晚间，北风呼啸，狼嚎犬吠，偌大的院落，只剩下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蜷缩在一起。就在这年的深秋时节，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事：庄稼撂倒了，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把高梁头拉进场院，上了垛，谷子也堆了堆。一天晚饭后，有位家里叔叔，进屋就往北地一蹲，一边抽烟，一边东一句西一句与母亲唠家常。同时我们就听到场院里的狗叫起来了，因为家里有人，母亲不便出去，外面漆黑一片，我们几个孩子又谁也不敢出去看看。约摸个把小时，叔叔走了，狗叫也停下来了，全家人上炕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到场院去玩，发现高梁垛被别人拆走了一大半儿，车轮的辙印还清晰可见。人啊，怎能这样自残骨肉！我开始仇恨这个“家”了，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让我从懵懂中走出来，开始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也正是父亲的这几位兄弟！后来在学校里，当我了解到鲁讯少年失道时代的遭遇，又读到他的这样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么？我认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那时是怎样的狂喜啊！并立即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
　　那么多次被人愚弄，又是这样孤立无援，说来奇怪，我竟没有看见母亲当着别人的面掉过一次眼泪；她也从不向别人诉说不幸，以求同情。只是，我常常看见她夜间一个人独自坐起，身上批一件旧衣服、烟袋锅吱吱做响，火亮一闪一闪的：莫不是思念已经离去的父亲？还是在筹谋明天的锅上锅下？唉！当时我们怎么那样不懂事，家里本来已经没粮了，母亲每天不得不给我们熬糊涂粥、做“欢喜团”（米糠加野菜）吃，可我们一上桌还要叫号比赛，谁也不愿少吃一口。为了维持这一家人不“吊顿”，母亲是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变卖衣物、采摘山菜、东挪西借，小土豆才鸡蛋黄那么大，就扒出来给我们充饥。记得一年冬天，为了多换几斗粮食，母亲还领着我在咱堡子的集上卖了一冬豆腐脑儿。凛冽的寒风，她抱着双肩瑟缩地站在雪地里，吆喝着：“热乎的豆腐脑儿了，拿钱也行，用粮食也中，谁喝豆腐脑儿了！”
　　积劳成疾，沉重的负担终于把母亲压垮了，剧烈的头痛、眩晕再加上恶心、呕吐，一个多月没起来炕，我们全都吓坏了，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当时山村没有医生，即使有我们也没钱去求医买药，只好请来村子里一些老太太给扎簪、放血、拔罐子，全都不顶用，最终竟疼瞎了一只眼睛。多少年以后我自己患了急性青光眼才知道，母亲得的也是这种病，我的病是由母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基因所致。
　　同样，我的直爽、坦率、乐天，也是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因子，或者说是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虽说我很少看到过母亲开怀大笑，但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心敞”。
　　她自己也常对人说：“眼下是苦点，可这几个孩子，不傻不呆，他们一天天长大就好了！”曾有过好心人劝说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人，这可以减少一张嘴，她却说啥也不肯；也有人在背地里叨咕：“用不了多久，她就得扔下这帮孩子，再找个主儿”，这个“预言”也落空了。母亲的冰清玉洁的情操，含辛茹苦的劳作，赢得了全村人的敬重。记得她撒手离去的那天早晨，全村多少老老少少来送行！说来让人纳闷儿，昨晚还是响晴的天，一大早出灵时，大地群山竟全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这是上苍对您的赞美、哀悼？这是大自然的巧合。
　　我还记得，母亲还特别爱听别人“讲古”，一到冬闲，长长的夜，山里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她常常要在晚饭后，将烟里装满自家种的烟叶，北地上还要摆上好几排小板凳。人们陆陆续续来了，不一会儿炕上地下满屋子人，专来听一听曾在外地当过差的叔叔讲黄巢起义，怎样“在树（数）难逃”；讲女儿国、小人儿国；还有鬼怪故事、因果报应，吓得我把头深深埋在被子里，不敢露在外边。可是，也许正是这瘠薄的文化土层，使文学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动、发芽！
　　我14岁那年就离开了母亲，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奔波。但不管我走到哪里：朝鲜群山、齐鲁大地、江南水乡，我始终感到母亲与我同在，她始终在关怀着我，关注着我；即使8年前，母亲永远告别了我们，而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深深印在我的心底。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诗：“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母亲也以她那75年充满艰辛又不听任命运摆布的生命历程，同样为自己树立了这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供给她的后人敬仰。八年前，母亲刚刚告别我们不久，我流着眼泪写过一篇小文：《一泥土》，以表怀念；今天，我再提笔为文，题名曰：《一方石碑》，再抒我对她老人家的无限敬仰！泥土，孕育了我们兄弟姐妹；石碑，又为我们立极。如母亲所希望，儿孙们一天天成长起来了，这对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无疑是最大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