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快餐，少到七八种，多至十几种几十种，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菜喜欢的饭，直到吃得酒足饭饱、心满意足。至于卫生如何，营养如何，那倒在其次，就是一个快捷一个便宜。
我到深圳十年，心里估算了下，可能有半数以上是吃快餐，那种建筑工地附近的快餐点我也光顾过，因为它们快捷、便宜，吃完了嘴一抹就走人，好在我身体素质一向不错，偶有闹肚子，三两片“诺氟沙星”，也就忘了一时的肚痛。现如今，我偶尔休假在家，虽然餐具炊具一应俱全，但我还是一个电话，“来个快餐（盒饭）！”
这大概也是一种个性，我宁愿去吃快餐也不愿到大酒楼大饭店。
好，言归正传。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有了“文化快餐”一说。可能多半指报纸杂志而言。而据我观察，图书出版业好像也有不甘寂寞不甘势弱急起直追的架式。那就是在书名上、在包装上大做文章（冷不防又杀出一个“读图时代”。这大概是专为投我等喜欢街边快餐人的所好吧！）看来，现在我们这些普罗大众还是欣赏这种“个性”的，只要你注意看下现在的书名，你就明白这种“个性”是多么的眩目和耀眼了。我想：“读万卷书”万不可像吃快餐那样哦！眨眼一看，那门外面一溜排开的大菜盘子里哪些符合自己的口味，哪些不符合自己的口味，然后交两块三块钱，坐在那儿，三两口便可吃完；但是，你不可能一眨眼，从封皮上就知道这本书符合自己的口味，哪本书不符合自己的口味，你得耗时间费精力去读，你才能知道它好不好，值不值得读。有的好作品是需要读三遍五遍，甚至终身都需要读的，当然，那是指那些经典著作。而现代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那种大部头，去琢磨那些深奥的问题呢？于是乎，这又给我们出版社出了难题，一本文学书毕竟不是像新闻纸那样，几百字、千把字，就可以把一个问题谈得比较清楚，并且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营造一种“快餐文化”的氛围。于是乎，我们这些出版人，便开始关注的多半是“急用先学”的、“立竿见影”的、可以对人们目前生活和工作有用的书。至于以后，那以后再说呗。那么，该怎么做呢？于是乎，我们社会中出现了大批的“快枪手”，你没时间读嘛，那我也就没时间去写没时间去出，一天五千上万字不在话下，一年写一本十本甚不在话下；一年出百本千本也不成问题。又于是乎，我们还可以在书名上做做文章吧，《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了快感，你就喊》、《丰乳肥臀》、《作女》……等等，我们现在便看到了更多的类似书名。而我也许骨子里就有着叛逆性格的吧，甚至我连翻一翻书皮看看内容的兴致都打了折，也只是“看书看皮”而已。虽则如此，我还是挺理解这些作家们和出版社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读者眼球，也才能让读者买你的书读你的书，才能很快产生巨大的“实用价值”。岂不知，光看了书名挑起了人的欲望后，人们还是要读下去的，但人们读着读着，发现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就像卡夫卡在《乡村医生》的结尾时说的那样：“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是永远无法挽回。”
其实，据我观察，发现我们中国人最具有这种“共性”中的“个性”了，普通人多一点少一点也就罢了，作家们——作为灵魂工程师，拯救人类的从事神圣职业的作家们，按理说最应当具有思想个性的，除非他（她）不把这一职业看得那么神圣——现在也融入到了普通人的大潮中，他（她）要寻求一种共性中的个性，他（她）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引领一个时尚引领一个群体，而是要去迎合那时尚和那群体，要不然我写的书没人读，我出的书没人买怎么办？就没有想到我写的书对人家无益——因为人家要花钱买你的书，而且现在定价还都那么贵，甚至有害怎么办？那我总得养活自己，也别说老婆孩子和一家子了。“名利名利，先有名后有利”，想来想去，说来说去，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驱动。所以，我就说，这还是一个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从哲学上搞清楚什么是“共性”什么是“个性”，因为中国的哲学一直以来都是“感性”多于“理性”。可是，时间之河已经流到了二十一世纪，有人说，就经济、文化而言，美国是二十世纪的中心，而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心，但是，回过头看，二十世纪，人家美国出了那么些有份量的作家，如：福克纳、海明威……等，你再看他们的一些书名，《村子》、《押沙龙，押沙龙》、《喧哗与骚动》、《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太阳照常升起》……它们或是朴实无华的，或是富有哲理的，或是引人深思的……你几乎找不到一点点挑逗和刺激的痕迹，都是那么老实巴交，真像一个“乡下人”。但是，你能否认它们都是一些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吗？！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来，供我们一起来——也算玩一次深沉——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们是给百姓们一些“快餐”作品，换取一些“妈……呢”，让人读完不留下一点点印象甚至反而啐上两口呢？还是认认真真地坐下来，甘受一年两年甚至更多年的孤独与寂寞，好好地用心地写一本两本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他人，给人们留下一些回味的文学作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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