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粟谷镇轶事 |
作者：弹弓 作于：2005-7-19 21:29:00 访问：10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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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往四川，原本准备建一条川汉气管道的，据说四川那边天然气不够还是其它原因，气管道没建成，却有了318国道。318国道上有一颗明珠镇红岩寺，红岩寺再向南曲折蛇行百余里，是幽幽八百里清江，清江边上有一个小镇，那便是我魂牵梦萦的粟谷镇了。
其实，从红岩寺到小镇，中间就隔着一条清江而已。鄂西大山的地貌，往往是两山夹一河。站在河北岸，可以呼喊河南岸的人家，但走起来尚需一日半载的工夫。五十年前我老师和我老师的老师，曾站在高高的青龙崖上即兴吟诗，师爷吟“青龙有座鸦鹊山，离天只有三尺三，下去擦背脊，上来顶鼻梁。”我老师吟：“景阳有条粟谷河，河岸尽是麻岩壳，喝的懒豆腐，吃着马尔科（方言指马铃薯）”。吟毕，二人相视大笑。
如果说清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一条支流，那么粟谷河最多也就是清江的一条支流而已。粟谷河究竟发源于哪，县志里没记载，即使去探究，也无实质性意义。民间相传是在其上游几十公里外的坛子崖中，那是廿几年前，父亲和堂兄去那个地方伐木，听当地人说的。那地方凶山恶水，谁也没去过，听说常有猛兽出没其里。据推测应该不是很远，整条河流也不过百余公里而已。因为地貌的关系，又因为那时山林尚较原始，所以每年春夏之交都会随着山洪爆发，冲来一批又圆又粗的木材，那是上游人家准备在岸边放排的，却因突如其来的山洪冲走。在我读小学四年级那年的一次山洪里，甚至有家具、牲畜之类的财物随水冲来。粟谷河边的人家，便自制了筏，拖着一头带有爪钉的竹篙，去泥浆一样的水里捞取身外之财。更为惊险的是，从上游山上冲下来的许多财物，堵住了仅十来米宽的阳门峡出口，整个坝子里的人家全淹到了二楼底，如果不是泄洪时间短，后果自难设想。
粟 谷 镇
粟谷河从崇山峻岭中的坛子崖汹涌奔出，沿途呼朋引伴，一直到了下游的粟谷镇，才浅低吟唱。这是一个四周对峙，中间凹陷平整的高原盆地，从上游冲出的肥土，经过这里便缓缓淤积下来，形成平整的粟谷小平原，养育着粟谷河两岸的人家。粟谷河的优美还在于，她在这个长不到五公里的平原上优美地画了一条弧线，然后又快乐地钻进了阳门峡谷，呼啸而出，从八百米高空落下，喷薄而成为鄂西最壮观的龙湾飞瀑......
粟谷河两岸不知什么时候就长着两排高且直的杨柳，顺着河岸边的山脚下住满了人家，青一色两暗一明的土家族式土木结构楼房，形成以粟谷河为中轴的粟谷小镇。站在河北端高高的云坡垭口逆望上去，两排古老的房子就掩映在绿树丛中。每当春夏时节，油菜花、豌豆花、桃花、梨花、樱花、桐籽花次第开放，阳光在上面抚摸，那倒影在水里的木桥，映出桥上的行人来，别具诗情画意，外人乍到，以为误入陶潜公的桃花园了。
这是一个以自然村落为集中点的小镇，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北靠宋朝宰相寇准曾任过县令的巴东，东邻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根据地之一的鹤峰，典型的湘鄂川革命老区。据我双手可同时替人写状词的秀才爷爷说，解放初期，贺龙的神兵曾在青龙河与清江交汇的野三口，与当时的悍匪刘志武展开血战，最后走投无路的刘志武被迫逃上三面绝壁一面临江的土司大寨，踞城死守九九八十一天，最后因弹尽粮绝而饮弹身亡。
四五十年代有关小镇的记忆，已找不到一鳞半爪了，因为我那时尚小，只记得六七十年代，小镇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面。那时人民公社社府设立于此，有供销、工商、税务、医院、农行、邮电、烟草等部门，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政府还在此设立了“五七”高中，理所当然地，那些只有初中水平的教师堂而皇之地成了高中教师。其实教高中也并不需要多高水平，大部分时间都在支农，为党和人民培养“德智体美劳”五好接班人。因为地势相对集中，粟谷镇的影响力辐射可至方圆几十公里百多个生产队，包括今天的摩峰、青龙、硝洞、挖角四乡五万多人口。全镇有十来间铺头分布在各个大队，而粟谷河两岸就占了一半多。这些铺头通常仅卖针头线脑日用小百货，稍微上档次的商品，要翻山越岭到几十公里外的清江边去买。
交 公 粮
小镇最热闹的季节，是夏秋两季交公粮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乡亲莫不披了牛皮坎肩，竹篾脚背篓上架起山一样的麻包，腰里别着钉了铁钉的木打杵，先是一个人上路，走着走着就不断有人马加入，最后竟成了长长一支颇为壮观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嗨哟一声，后面的大队人马立刻就寻找平稳之处，拿出打杵将背篓歇上，然后跟着一声长吆“嗨......哟......”山谷里就传来一阵绵长的回音，上一稍的辛苦便随这一声长吆，和风远去。也曾听老辈人讲，说玉皇大帝终日坐在金鸾宝殿觉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有一天微服到人间溜达，但见山洼里一队人马，背上背着沉沉的货物，歇息时一阵嗨哟后，就个个拉开裤门，一边用衣襟揩汗，一边握住那东西往地上写着字画儿，竟看得他脸红心跳，感叹到：原来最快乐的人，却是最贫穷的百姓！
农民每年必须以低价交给政府的粮食叫公粮，其意明了，不言而喻，但交公粮亦并非那么简单，其中有的是学问。粮所仓库前一字排着数部风车，顶上有斗可装百十来斤，风车正面是一手摇柄和一手动闸门，闸门和摇柄互相配合，便把粮食分为两个等级从不同的漏斗流出来。二道口里的次等品粮所不收，粮官因此有了肥缺。削尖脑袋的人懂得这学问并且识做，就不致于杭育杭育把次等品往家里驮。这把戏当然瞒不了乡亲，山里人憨厚不愿做出头鸟，他们知道一旦将关系弄僵反而后辈子要倒霉，粮官退休后，带把儿的又要顶班，秤砣捏在人家手里，只有忍的份。
写到粮所，不免勾引起我初中生活的一段插曲。那时我读初三，那个远房表兄跟我同桌。他老爸是个粮官，表兄也因此比同班别的人阔绰，比我这个泥巴杆儿子就更是天上人间。那时，他是全班唯一用计算器计算数学中的算术的。因为同桌有一天下午我偷偷地用了一下他的计算器，然后又放回原位，谁知第二天早上就不见了。我也承认头天下午曾用过，但表兄无论如何都说绝对是我偷的，要我照价赔偿。我的天！我家里连买盐的钱都一直吃紧，几十块钱的电子计算器就如同现在小车之于我。我因此在那年中考中一败涂地。时光轮回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听说他以前的灿烂辉煌不再，甚至破落得跟我当初差不多，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将公粮忍气吞声交了，便放平背篓坐下来，从荷包里掏出一个黑包，一层层打开，取一截叶子烟在口中哈气滋润一下，然后卷成长长的“喇叭筒”，边吃烟边讲些年岁收成的话题，从麦子讲到红苕，从红苕讲到老前辈，最后落到女人的话题上，便多少有些眉飞色舞了，全忘了先前的种种不快。
小镇上也有开饭馆的，乡人去那地方叫上馆子。饭馆里多卖馒头、包子之类，也有小炒，与农村里大致一样，只是天天有或瘦或肥的猪肉罢了。很少有人进里面坐，即便来熟人或亲戚，也就扶着门枋招呼一声而已。他们称在小镇上做生意的是尖尖脑壳，专门剥削别人赚人家的钱。婆娘们自然不敢奢望，把钱捏了又捏，差不多捏出水来，才买上一二个包子馒头，那多是临出家门前，娃儿哭着赶路脱不开身，最后只得哄娃儿说噢噢噢娃莫哭娘回来给你们买馒头，哭声便嘎然而止。买了馒头，然后又折转身去合作社称盐打煤油买针头线脑这些婆娘们份内的活计，只有隔壁那个女人跟人跑了的王老五才隔三差五地舀几升包谷，兑上几斤包谷老烧，去那家叫“好再来”的饭馆里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
鼎 盛 时 期
打我记事以来，小镇的鼎盛时期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正值全国包产到户的改革春风劲吹，就连最偏远的小村也使人嗅到了一股躁动的季风，这风其实就是发源于山旮旯。几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小镇东面诞生了一名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婴儿，这婴儿甫一出世就适值饥荒马乱的年月，在屎尿浸泡中长到十几岁。后来这年方十二的少年小伙子跟着一帮去四川云阳（今属重庆）背盐的“背脚佬”，上了三峡的一条商船，后来在下船时因人多与大班人走散，只好又折身上船，懵懵然在宜昌下了船，被一对四十多岁膝下无子的夫妇收养。二十多年后，这个从小无依无靠被人收养的小伙子，成了该县的县委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书记不忘自己的生育之地粟谷镇，多次派人前来研究土壤，竟发现，这个二高山地区最适宜种植白肋烟，两地父母官于是联姻，开始实施对口扶贫。一时间，小镇四处贴着用废报纸写的“要想钱，就种烟”之类的宣传口号。一时间，全县发展烟叶竟达百万亩之多，小镇更是空前热闹，劳动力齐全的大口之家几乎所有的责任田全种上了白肋烟。烟农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年就诞生了十几家万元户，这在穷山僻壤的小镇不啻于放了一颗卫星。过年时，山旮旯里传来的尽是李玲玉甜甜的歌声。山里人在这之前只听说过或偶尔见过小小的收音机而已，根本没见过这洋玩意儿，因为它具有收录放三种功能，故乡人亲切地称之为“三洋”。有了钱，再也很少去吃那种又硬又难咽的苞谷面饭，而是用拖拉机一车一车的运回大米。山里妹子也一时身价陡涨，无论谁家的媒婆来提亲，必言“三转一响”，即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和收录机。
巧 烟
秋冬时节，这窄窄的粟谷河两岸就逐渐变得闹热起来。烟草收购站突然变得闹哄哄的，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持续到天黑。烟价不算高，最贵的一级品才二块多钱一斤。站内的墙壁上展示着不同级别的标准样品，于是，又有一些削尖脑壳的开始钻营取巧，趁了黢黑的夜晚，将家里上好的猪蹄，或是攒了又攒连娃儿生病也舍不得吃的鸡蛋，送给那些被乡人称为同志的收购员。他们吃别人送的鸡蛋就像吃洋芋一样心安理得。后来，探到妙处的人多起来，先前的猪蹄子腊肉只能靠边站了。送礼这东西，说来简单，其实充满了学问。如果你直白白地送给他，交易的隐蔽性一点也没有了，人家也不会收，一定要转弯抹角使他收得合情合理，你也心中安然。送家具者有之，送高档商品者有之。无门路者心中愤愤不平，仍是上上下下，欲打通关节，以便让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几百斤烟卖个好价钱。
上餐下餐鸡蛋腊肉挂面吃得连吐唾沫都油腥四溅，吃得脑满肠肥，直吃得某一处地方钢筋似的，收烟的同志便开始谋思着怎么样行动了。老婆不在身边（收烟者多为托关系走后门用钱买来的合同工人或临时工），翻山越岭太麻烦，黄脸婆更是一点味道也没有了。于是从那时起，小镇就有无数个向往舒服日子的靓女被人给弄了。弄了并不白弄，不仅自家的孬烟叶卖了高价，连亲戚有时也跟着沾光，先前脸上无光的亲戚讨得了实在，那种无光的感觉已不复存在，甚至有些得意洋洋了。
收烟的抬了这边的价，就得压那边的价，这叫平衡。什么事情都讲求平衡，他们年尾交货时要平衡，老百姓心里也要平衡。胆小者忍气吞声，胆大者却没收了收购站的秤砣，去县衙告之。县太爷发话下来，谁家喂的狗咬熟人？想想在理，又无它路可行，只得作罢，心里寻思，扁担就是拗不过地脚枋。在武警当过兵的大海偏看不惯，竟连政府官员在场时也敢教训烟官们，并言，我乃专门打给你们父母官看的，不怕死者就来吧。父母官亦乃爹妈所生，又知大海乃武警兵退伍，曾在中南六省散打中夺得季军，一身功夫了得，惹不起便做和事佬。结果，大海及其哥们的烟均提一级，明知是烟贩子，也不敢吭声。
镇 府
小镇的代表性建筑物，是一座五层高红墙黄瓦的政府机关大楼。刚成立公社那阵子，政府的人全挤在一幢两层全木结构的低矮楼房里，冬天为了取暖必用煤炭或木炭生火，隐患十分突出。政府便召集乡里手艺最高的木、石二匠，个个施展绝手好艺，将一块块炸出的奇石，砌成壁面耐看高达近二十米的石墙屋。墙身上红色涂料，然后用雕刀刻成无数条块状，整个大楼就像用红砖砌成，在夕阳的关怀下显得更加肃穆端庄。建筑物的正前方，挂着几块油漆喷就的木牌子，上面是：xx县粟谷公社革命委员会、人民武装部等，这是权力的显示。
又一年春天来临，呆在政府中心的官员按惯例，去各自的挂钩点发展新一年的烟叶种植生产，并再次承诺不仅提供资金借贷和技术，还承诺收购烟叶的种种措施，可是我敬爱的农民伯伯在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欺骗和玩弄后，说什么也不肯种烟了，为什么？卖烟时收购站将烟级压得低低的，末级烟仅一毛六一斤，看着用汗水滚出来的烟叶变不成钱，只好伤心地又背回家中。烟叶这东西不能当粮吃，所有的田种了烟叶吃什么呢？书记大人在驻队干部回来一番垂头丧气的报告后，显然有些愤怒了，掀桌子摔杯子：刁民他妈的是越来越多了，我这父母官难道就让他们小瞧，岂不是从门缝里看人！全他妈的龟儿子，怕钱多咬手。即刻叫文书下文，凡不按政府规划种烟者，扯掉其它农作物。武装部和大队民兵连只对几个典型的钉子户做了个杀一儆百，面对武装部的警棍，农民乖乖伏法。这年的公社书记受到县政府的表彰，并在全县烟叶生产发展总结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至于发言内容就不得而知。
私 奔
尽管烟价难升，收购站又拼命压级，就整体而言，农民们的普遍生活水平较之往年还是有所提高，毕竟种一亩烟尚可弄到几百块钱。那时除了种烟，还有一些因早年有杜仲、黄柏树或是芍药的，也都或多或少赚了一些钱。然而，这些资源毕竟有限，再生期较长，一时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弄到更多的钱，于是，又有削尖脑壳的人开始谋思新的门路。
那一年，有位跛脚后生，跟他回来探亲的叔父去了一趟河南，回来便将自家的妹子送去了那边。他回来后一个劲吹着河南的种种好处，什么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平原，全年吃着大米饭和馒头，婆娘们一年四季只要在家弄弄饭，照顾一下娃儿就行，甚至连猪也不消喂......直听得十七八岁的山妹子心里痒痒的。要知道，山区山高路远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就守在家里弄饭喂猪，连灶门槛也没有跨出过一回，上顿下顿合渣苞谷面饭噎得泪水直流，能吃上大米饭和馒头无异于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据说跛子后生送他妹子去那边，男方一下子就给了女方三千块的彩礼，这在当时的小镇上无异于爆炸新闻。要知道，三千元对山里人来说，无异于一组天文数字。还听说山外的世界跟电影里的一样，每天按时骑自行车上下班，星期日还可以到杨柳依依春意绿的公园里散步，或者坐在凉亭里很惬意的玩，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山妹子纳着纳着鞋底就把手指给扎了，这才想起现实，禁不住有些面红，慌忙起身去看煮在锅里的猪食，原来早已灰尽火熄。
曾有女子在父母面前提及过，孰知刚一开口就遭到一顿臭骂。山里人认为是把自己的闺女卖给远方的男人，拿了臭钱，一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做父母的也曾听人说过，山外有轮船、火车、飞机以及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从没有幻想过有朝一日能到山外看看，因为，那毕竟太遥远了，遥远得一点也不现实。
终于有一天，三叔家读了几年书的英子，趁湖南的猪贩子来买猪恰巧父母走亲戚未回，便偷偷将两百多斤的年猪给卖了做盘缠，然后跟人跑去了湖南常德，从此杳无音讯。
并 区 民 流
接下来便是撤社并区，先前的几个公社合并成一个区，隶属县府，小镇便开始一蹶不振了，特别是那条唯一通向山外的公路因少有车跑无人修缮，日渐显得原形狰狞。水沟长时间没人清理，一到雨季，特别是山洪暴发，山上汇聚的山水冲来得不到及时疏通，本就不平的路面，更加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与山路无二，只不过略宽而已。一般每天也就几辆拖拉机。柴油车扑扑沓沓屁股里冒黑烟往小镇上运煤炭，尽管甲虫一般蠕动。歪歪巅巅不堪重负，满满一车煤炭上面，仍坐满了那些减免劳行之苦的乡人。偶有东风汽车从垭口冒出，正在田中种地的乡民定当驻锄观望良久，往往要等其走过之字拐一直稳稳当当停在政府门口，这才想起手中的活计。
撤社并区后，小镇仅剩下供销、粮所、医院、学校、邮局等单位。房子偌大，流动人少，没有人租，人一走就分外显得“庭院深深深几许，春来还发旧时花”的落寞，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光景不再。一到夏季，火红的太阳晒得苞谷芜子卷成了喇叭筒叶子烟一般，蝉们躲进了河边的杨柳树林里去了。只有供销社后面的铁匠铺里，发出“叮——当——叮——当——”的打铁声，直到最后了无声息。尔后，裁缝店里有一阵阵轰轰声，是河对岸石拱桥下那家店里传出来的。店里老板娘与我有着或多或少的亲戚关系，瓜皮青罢。但这并不妨碍我将她的故事写进书里。早年的老板娘，要条子有条子，要面子有面子，因而嫁了个在县城吃皇粮的机械厂工人，因为种种关系她最终没有跟老公去县城，于是就在乡里的小镇上开了间裁缝店。许是老公常年难回寂寞难熬，老板娘与一个小伙子产生了感情并进而成直线上升。那小伙子一米九的个头，一把种地好手，先是在老板娘家做帮工，后来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老板。如果此事就此结束的话，也并无甚新意，小镇的茶料也仍是淡淡的白开水。后来，这老板娘的儿子长大成人去县城投靠生父，在一家工厂里做事。这小子其它本事没有，抠女却是无师自通，抠到一条女，竟然是其父亲的饭菜，小镇上于是多了这段父子同槽的“佳话”。
我 与 母 校
夜晚的小镇总算有了些许氛围。安在政府五楼北窗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整个坝子都能听见。正在吃饭的人们一边吃着饭摇着蒲扇，一边听着喇叭里的新闻、时事。一些只穿着裤衩光着身子肩上搭了毛巾的男人们，两趾夹着一根筋的拖鞋，扑沓扑沓走向清清的粟谷河，扑通通一个二个全跳进了粟谷河里洗澡。忽然广播里传出了我的一篇赞美粟谷河的文章，从那时起我的名字就时常被小镇上的人提起，父母也因此沾光，直到我后来像沈从文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跑到山外。
只有我的母校，才是小镇永远引以为荣的话题。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阵子，小小的粟谷镇还办了“五七”高中。小学、初中、高中师生共有近千人，每年都从这里往各重点中学输送了一批批优秀苗子。曾有几个在县一中考取了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一些重点大学，成了我校无尚的荣耀。撤社并区后，有许多老师因为教学出名被提拔从了政，并在后来的实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县一级的实权人物，也大多从粟谷镇这里“毕业”，这一事实，成了小镇人引以为荣的话题，每每同外乡人谈起，都要补语般强调一句：我就是县委书记老乡那地方的，听者莫不频频颔首道：好风水，好风水。
水 怨
粟谷河的水难道真是一股好水？粟谷河来自大山深处，边流且有沙石过滤，自然清澈见底，的确是一股好水，只可惜途径粟谷镇医院后，就再也不是好水，虽然看起来仍然清冽无比。那时医院的规模较大，常有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拿到河里来洗，弄得下游的人怨声载道。吃水人家便只得在河中掏开砂石，掘出深深的井坑，那经过层层过滤的水，是真正的好水呢，可是，吃水人家心中仍然放不下那些疙瘩。一股好水却被医院糟蹋了。
地主的四合院
水好可山里人穷，光靠饮矿泉水长不了膘，唯一途径就是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趟过这座独木桥。小镇有句三岁半孩子都会说的口头禅：养儿不读书，只当喂头猪。因此，政府也十分重视教育。母校的最前身，就是现在那家仍保持古老风格、长满青苔和绿草的四合院古建筑。据院子的主人我姑父说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姑父祖辈世代都是大户之家。“四清”运动被划为大地主，差险乎被专政。为了讨好政府，姑父主动将其中的正屋让出来借给学校，一分钱也没收。那些时他已摘掉了帽子，许是感谢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吧。越来越多的人来四合院读书，政府就邻着姑父四合院旁边，建起了一幢可供近三百人上课的学校，楼下是学生的课室，楼上则是教师办公兼睡觉的地方。教师紧缺，往往布置了作业，就返回办公室备另一个班的课。我们在下边也挺规矩，偶尔有顽皮捣蛋鬼高声喧哗，老师便在楼上用脚跺木质楼板，下面立即悄无声息。
五 七 高 中
后来，公社办了“五七”高中，学生不够地方读书听课，低年级的就两个班挤在一间教室里。校长老卢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要在全校开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活动，利用课间十分钟去粟谷河搬运石头扩建校园，然后就按各年级大小将任务划给各班主任，然后班主任又划分到各小组，小组长又分成二人一小组。因为我们太小，只能两人一组合伙劳动，备上长青藤和水竹篾做就的攀，带上自家的扁担，从河里抬石头回来。这时节正是隆冬时令，河床上裸露着许多被冲刷得光溜溜的圆石，学生们争先恐后，劲头十足一边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冷红苕洋芋，一边抬石头。当然也有挖空心思的尖尖脑壳，他们往往在码放石头的过程中，将空间放得更大，以便按方计量时占些便宜，起初将老师也蒙骗过关了，后来还是被人揭发出来只得老老实实地干。尽管天寒地冻，我们每人心中都有一团火焰：再过一年半载，新教室便可启用，那时，公社还会做一批新课桌，几个班再也不会挤在一间窄窄的教室里上课闹轰轰的了，心里都暖烘烘的。
除了搬石头，我们还要背沙，甚至去十里外的地方背瓦，抬椽角、檩子。“五七”高中生是学校的得力干将，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而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就只好大帮小凑盆大刮稀饭。备齐了所有的用料后，就赶上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我们又被安排到各生产队支农，重活自然吃不消，撕苞谷壳、扯黄豆、拾麦穗正好是我们这个年龄的手上活。《教育方针》被印在练习本的扉页上，每当我们开始做业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温习一遍：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在德、智、体、美几个方面得到发展，使我们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知是谁将《方针》谱成了曲，音乐老师就教我们演唱，至今我仍然可以完整地唱完，一唱起这首歌就想起了那时的种种情景。
标 语 口 号
与“农业学大寨”配套工程还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粟谷镇大大小小的医生都有一个红“十”字药箱，常穿越跋涉在深深的峡谷与崇山峻岭之中。沿着新通车公路边的岩石上，全是用石灰浆刷成的各式各样的口号与宣传标语，诸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学习大寨赶昔阳，力争粮棉双超纲”等等，当然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有些聪明人将这些标语串改成“深挖洞广拆墙，头层楼里卖烟酒糖”广为人知这也是后话。因为有时被田地间隔，一条标语往往要跳过很远的地方才能接上气，我们每天放学后，就一路追踪着念标语口号。不知不觉间，我们也就小学毕业拿到了奖状一般的毕业证书，标语口号在我们小升初立了头功，四十分的作文奇迹般地拿到了三十八分，我不能不感谢这些东西来。
敲 门 砖
“农业学大寨”中，我们虽然不像初中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全班专驻龙湾开荒种地，但也免不了去各生产队支农挖田，因为往往是全校出动，我们都很兴奋，借此可以疯一疯，老师不再像教室里那样死严地看着我们。只要一回到学校，我们就专心致志地听课，生怕听漏了一个字。班主任是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常在给我们布置作文后自己也写一篇出来，然后拿到课堂上念给我们听，虽然那时不时兴普通话教学，他用家乡特有的语调仍然念得抑扬顿挫自我陶醉其中，我们似懂非懂地听着，竟也能听出些写文章的章法来。接着他又教我们练字，每次作业不仅讲究答案正确，更讲究字迹的工整，然后综合评分。我们个个认真做作业，相互暗地里与对手较劲比着分数的高低，以致后来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都有共同特点：写得一手靓字。老师说那东西叫敲门砖哩，直到高中毕业前夕，我才真正懂得敲门砖的真正涵义，那时老师刚实行职称评定，全校大部分教师职称评定的抄写工作就落在了我身上，一个月下来，我竟挣到了全年的学杂费，自己解决了父母的一块心病。我从内心里真正感激起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来。
杨 家 街
写小镇，最值得一写的就是杨家街了。这条街奇就奇在整条街上竟没有一家人姓杨。何辈人取的名，有些什么渊源，无从考证，县志里也没有记载。倒是杂七杂八之姓支撑起了整条街，最主要有陈、熊、刘三姓，而这三家起初又特以陈姓出人最多，官至州府要员。再后来又以熊姓人家人才辈出（小镇通常把吃皇粮的称为人才），虽然整条街未出“特别”的达官贵人，但吃皇粮的却有三成之多，在小镇乃至以外更广的地方为人称道。
据老辈人讲，五十年代前，这条街上没出什么能人。六十年代，因为这条街道占据学校近的便利，这三姓人家的娃崽就近多读了几天书，后来自然因各种机会慢慢改变，先是小队队长、记工员之类，然后步步升迁，直至政府要员，县交通局长等职，其后人亦多读中专师范等技工学校而成了国家职工。那时，山里人穷，一辈子就靠读书冲出去，否则就永远是泥巴腿子。这三姓人家因了上辈人较好家境，纷纷教育孩子拼命读书，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届考不取又来一届，死缠烂打，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当然托关系走捷径的自然水到渠成。
熊家的一个“典故”也是促使熊姓人家子女勤奋念书的又一动力和生动教育材料。熊家共有七兄弟，老二家境贫寒，育有三男二女，当家的以割漆为营生，老俩口含辛茹苦吃了近十年的南瓜洋芋合渣面饭，好不容易熬到大儿子高考，接到高考确切分数的那个黄昏，熊漆匠正在树上收漆简子，一听说儿子离上大学仅仅两分之差，当时就如一截干柴棒一样从高高的树巅上跌落下来，重重砸在那片青青的苞谷林中。他儿子躲进吊脚楼顶的苞谷壳叶里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下楼。后来老漆匠四处借苞谷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将分得的生漆全卖掉让儿子去补习，儿子终于考取了大学，一时在小镇传为美谈。
乡 村 官 道
粟谷河岸边的杨柳青了黄黄了又青，一个又一个的大学生从这里走了出去，无论官至何级，再也很难回一趟小镇，那条通往区公所的乡村公路，也因为撤乡并区后年久失修而变得满目疮痍。
从区公所到小镇二十多公里，汽车颠颠簸簸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簸得全身骨头都要散架，更何况拖拉机。颇为滑稽的是，小镇门前的那一段路也是波浪起伏，晴天，拖拉机一过，一条长长的灰龙腾空而起，直呛得公路两边的行人使劲捂住鼻子。下雨天又是另一番景象，像受了水灾似的，每当供销社从区里调货回来，行人老远就像避瘟疫，那浑黄的泥水在车轮碾过时，溅起两道波浪。开始人们有点不习惯，就像过足了富裕日子复又回到贫穷中有种深深的失落感，总觉得镇长该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其实，这点小事实在要不了多少资金，打点砂石料，掺和些黄泥巴铺上去就可完工，可官员们时间全放在催粮催款上去了。渐渐地，人们在饭后的闲聊中麻木且习以为常，倒觉得小镇是该恢复古镇本色了。
后来有一天，从小镇走出去的县委书记说要回来走亲戚，这下可慌了镇长手脚，几天几夜没睡安稳觉。几次召集各大队修补公路都没有成功，原因是各大队的生产组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多年以来悬而未决，每年最伤脑筋的便是催上交款，这次可是多年未回的县委书记回家探亲，虽然不是公事，但是公路这么差劲，万一书记在我地盘上有个闪失，怎么担当得起呢？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应付，便召集所有政府官员一起研究，采取非常手段，一定要把此项工作落到实处。于是广播紧急通知，全镇所有年满十八岁的村民必须出工，镇分到各乡，乡又分到各大队，队又分到组，层层落实，责任到户，这阵势来得太猛，以致于少数钉子户轻而易举地就被这阵势征服了。乡里所有的碎石机齐齐上阵，轰隆隆闹了个底朝天，沿途就像一剃了发而又未剃干净的秃驴，让人看了浑身不自在。再过几天，县委书记秘书又来电话，说临时要到另一处重大工程搞开工剪彩仪式不准备回粟谷镇了，镇长方大松一口气，沉沉放了一个响屁，倒在床上三天三夜没醒来。
公 路
粟谷镇通往山外唯一的一条公路，年久无人维修也是多方面的原因，责任到劳后，每家每户都在做自己的事，那些原来大集体时出了名的懒汉变得特别吃苦耐劳了。乡村干部虽然也拿着国家工资或村补贴，平时多在忙自家财，一年去几趟区公所，遇上有运煤炭的农用车或是拖拉机，就省省脚力赶趟顺路车，尽管在上面颠颠簸簸车到终点骨头都散了架。这修补公路之事也曾萌生过找区长谈谈的想法，可一回来这念头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关你屁事，一年才去区公所开几次会，走路也就那么几个钟头。自家的盐罐不生蛆就得了，何苦屎不臭偏要挑起来臭呢？如果要那样做，自家的生产岂不白白耽误了，再说区里头也没把这事作为政绩考核挂钩，除非是憨头，傻B，想到这里，乡干部面上露出了些许笑意。
盲 流
曾靠种烟过日子的因为烟价越来越差，即使卖的价钱过得去，又是清一色的白条子，没办法就拿这些白条子去商场买东西，一百块钱的条子只能买到八十块钱的物品，不用问，那就是百分之二十的蹊跷所在了。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跑到山外去打工，先是一窝蜂地去省城武汉，然后又起鸡瘟症地往石家庄，京城赶，多数年轻人没甚文化，又无特别技能，只好在砖厂里或建筑工地做苦力，辛苦是实在，但比较单纯，除了开工就只要打理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像在家里两头摸黑，不需做一辈子做不完的家务，更何况一个人的吃喝拉撒全部弄走，光景好点还可一年落余几千块钱，也就心满意足了，年前回家大人娃儿透身换新，弄套城里人玩的VCD之类的风光风光，日子倒有些滋润。老汉们在家开玩笑说，讲不准哪天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抬丧的人一个也无。年纪轻的人统统都跑到山外挣钱去了。
改 革 茶
小镇虽说贫穷落后，但改革的春风却不知怎样地转弯抹角地吹到了山旮旯。政府开始对各乡镇的官员进行政绩考核。那年镇里新调来一位武装部长，为了带领粟谷镇星光村脱贫致富，在该村的机匠包大搞毁山种茶。那时改革开放已有几个年头了，农民靠种植白胁烟或做些小本生意手头稍微活络了点，就开始大兴土木，纷纷兴建土家族别具一格的木石结构吊脚楼。在农村，有几间像模像样的房子，不仅人前人后脸上有光，而且在年老时在后人面前腰也伸得挺直。几乎是一夜之间，密攒攒的松树杉木林全被伐倒，只剩些茅草荆棘和一些未成材的树苗儿了。镇武装部黄部长就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在土质极好又向阳的机匠包上，开始大展宏图。那一阵子甚是红火，全村几乎倾巢出动，纷纷带上锄头镰刀背篓等家什，备上红苕洋芋，大有决战到底的架势，村民们信心十足，整个工作顺利地开展，然后施肥、播种、很快光秃的黄土坡就泛起了一层浅浅绿意，村民们的心也泛起了丝丝欣慰的涟漪。
两三年的光景倏然而过，就在这几百亩茶叶即将收获的时节，不知是何原因，黄部长莫明其妙就被调走了。据说是镇委书记见他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怕保不住书记这顶乌纱，就想方设法将黄部长挤走了。黄部长是哪天走的，群众也不清楚，直到有好久机匠包的茶叶地里见不到黄部长熟悉的身影时，这才估计到确实是走了，心里顿时有一种沉沉的失落感。好官命不长噢。
黄部长一走后，偶尔有大队和镇里的人来看看，接着就没了下文。交通本就不便，又没有一套完整的营销策略（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营销），那一坡的茶叶，便成了附近村民的自留地，一年上头的茶叶不用拿钱去买了。
韵 事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举国上下时兴下海的潮流，那时我在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一个月的工资尚不够下海人一月的烟钱，九三年新年刚过，我就打好了背包，孑然一人来到人才济济的京城，从此就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有关粟谷镇的一些人和事，则只能从教书朋友的来信中了解到一鳞半爪。后来我又从京城跑到沿海的这座名人城市，不断有更多南下的老乡加入，在与他们的闲谈中我又了解到了粟谷镇的点点滴滴，那多是有关故乡的风流韵事。我曾任教的那所中学搞派系斗，被整的教师，或是乱搞两性关系东窗事发的，常被教育站“充军”到全区最偏远的粟谷镇或更为偏远的青龙河去教书。据说粟谷镇中学的戚大校长与该校初三女学生偷情，被校长夫人逮个正着，告到区教育站，不仅校长的乌纱帽丢了，还要“充军”到清江北岸的学校教书。乡下教师多为“半边户”，通常将他们分到最近的学校教书，这样，星期日便可回家打理一下家务，所以，教育站领导对这些老师最严厉的处分就是调离原学校，“充军”到几十里外的其它学校任教，让他们饱受翻山越岭和“分居”的痛。
当 下
受到南下打工潮的影响，一些中学生往往上课时听着听着思想就跑到麦子坡里去了。听周围出去打工回来的人大把地花钱说外面如何地灯红酒绿，撩得那颗春心痒痒的，做父母的也更看重“钱”途。全没有几年前的那股督促孩子念书的傻劲。
近年来，也曾听说过小镇有些发展，沿海地区有的东西在小镇上也有，并且价钱也不是很高。小镇的一些土特产也几经辗转来到了这城市的批发市场，小镇也同沿海一样风靡着港台歌星的靡靡之音。一直坚守在教育战线上的朋友阿伟来信说，清江大开发的战鼓声已擂响，西部大开发也牵动了小镇开发的脚步。不久的将来将有高速公路和铁路穿过。那时的小镇或许是会彻底改变旧时模样，多年后当我像模像样衣锦还乡时，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寻找旧时记忆中的小镇，或许，那时这一切变得再也不那么重要了，就让她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去发酵吧。
我梦牵魂萦的粟谷镇呵。
我记忆中常汹涌翻滚的粟谷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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