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木散文三题 |
| 作者：王散木 作于：2008-11-16 13:27:51 访问：7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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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木散文三题
□ 王散木
作者简介：王散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东莞文艺》杂志编辑部主任，《中国作家》杂志签约作家。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奔流》、《河南日报》、《故事林》、《文艺报》、《中国作家》、《报告文学》、《散文选刊》、《山西日报》、《青年文学》、《东莞日报》、《东莞文艺》等全国各级各类报刊、书籍发表文学作品（含文学评论）逾三百万字,获文艺类奖项二十余次。近年出版的作品集有《此情依依》（中国戏剧出版社），《莞情流韵》（海天出版社）、《莞土挹香》（作家出版社）。
钟灵蕴秀看可园
没到东莞之前，就知道这里有座被誉为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另外三处为佛山的梁园、番禺的余荫山房、顺德的清晖园）。因此来这里不久，便专程拜会东莞文史专家杨宝霖老先生，向他讨教了名园之名缘何命“可”。诲人不倦的杨老先生不吝赐教：这里头有些典故——
传说园子的主人张敬修在可园落成之际，准备取名为“意园”，即满意、合意的意思。完工后，张敬修广邀文人雅士、骚人墨客，大摆筵席庆贺。席间征求园名，众人不知是被美酒熏醉了头脑，抑或是这个园子确实建得太好了？一时竟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只是连声称赞“可以、可以”。“可以”两字，虽是泛泛空言的应付、推托之词，然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敬修见大家众口一词，很快联想到“以”与“意”近音，“可”在“意”之前，“可”比“意”优先。“可”有“可人心意，合人心意”之解。于是，便决定取名为“可园”——自谦为“可以的园子”。
作为岭南画派开山鼻祖的居巢，是跟随张敬修多年的幕僚，客居可园作画多年，每有得意佳作，也多盖上“可以”一印，此印尚存，也是可园命名的实物凭证。还有一种说法，是园子主人张敬修的侄儿（比张小6岁）张嘉谟在其《可轩跋》里记载：可园的命名，有无可无不可、模棱两可的意思。说是张敬修在宦海中曾三起三落，“再仕再已，坎止流行，纯任自然，无所濡滞。其于乐天知命之学，深造有得……”以图教育子孙后代在宦途上“可行则行，应止则止，乐天安命”。统而言之，可园的命名，有“可以”、“可人”、“无可无不可”三层意思。古人尝有“花能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名句，其中的“可人”就是合人心意的意思。当然，有关可园名字的由来，还有多种解释和说法，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这个庭园“可堪游赏”。随后，杨老先生简说了可园的精致景点与布局，还介绍了园子主人张敬修其人轶事。通过与老先生的一席聊侃，未入园而先神游了一回可园。
冲着杨宝霖老先生对可园“可堪游赏”的四字评断，去年春节期间，我们专门用半天时间游了一趟可园。
“可羡人间福地，园夸天上仙宫”。游罢可园，我方才由衷赞叹可园大门外这副“鹤顶格”嵌字对联确非虚妄溢美之词，概括实在精当得体，评价客观贴切自然。
由四周建筑所围成的中心大院被划分为西南、东北两个景区。西南景区主要景物有岭南果木、曲池、湛明桥。东北景区平面较方整，有假山涵月、兰花台、滋树台、花之径等景点。环绕庭院布置有半边廊——环碧廊，将三大建筑组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整个园子建筑为清一色的水磨青砖结构，外缘呈三角形，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园中建筑、山池、花木等景物却十分丰富。据有关园林专家介绍，这园子建造时是运用了“咫尺山林”手法的，故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再现大自然的景色。全园所有楼阁亭台、池桥厅房，通过130余道式样不同的大小门及游廊、走道联成一体，设计精巧，布局新奇，把住宅、客厅、别墅、庭院、花圃、亭阁、书斋、假山、水榭艺术地揉合在一起，天衣无缝。无不显示出岭南园林美妙、雅致的建筑特色，堪称岭南园林中的珍品。
我外出游览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按图索骥”，对照着景点布局图寻找最佳参观路线，并选择路线上的精致景点。步入庭园，即是环碧廊。长廊环绕整座园林，环长廊一周，全园景色可尽览无遗。环碧廊的开端设在“擘红小榭”（又称“半月亭”、“半边亭”）之中。“擘红”是剥荔枝的意思，擘红小榭就是主人邀请文友品尝荔枝的地方。双清室是可园的又一胜景，其结构十分奇妙：堂中的建筑、地面、天花、窗扇皆用“亚”字为图，相传亚字是吉祥之字（亚，表示崇高无比之意，因远古的图腾、古皇帝墓道、皇帝祭天祀祖的圣地都筑以亚字形，繁体的“亞”实际是一个简单而有繁复的四方形图案）。双清室是园主人用来吟风弄月的地方，根据堂前湛明桥翠、曲池映月之景，而命名“双清”。“双清”之后，是“问花小院”，为主人赏花之处。顺环碧廊步出“问花小院”，来到一处广阔空间，园中花丛果坛，满目青翠，被称为“壶中天”。“壶中天”无任何建筑，它是倚着四面的楼房而形成的一方独立的空间，是园主人下棋喝茶的小天地。“可堂”是可园最庄严的建筑，四条红石柱并列堂前，显得气派不凡。堂外左右两廊长花基，秀丽中蕴藏着庄严肃穆。右前方设一小台名“滋树台”，为专门摆设盆景之用。堂外正中筑一大石山，状似狮子，威武雄壮，其间建一楼台，人称狮子上楼台。
整个园子布局高低错落，处处相通。曲折回环，扑朔迷离。基调是空处有景，疏处不虚，小中见大，密而不逼，静中有趣，幽而有芳。加上摆设清新文雅，占水栽花，极富南方特色。
可轩，又名桂花厅，因地板、落地罩以桂花纹装饰得名。地板用板砖与青砖加工，打磨光滑，拼凑针插不入。厅的地面正中装一铜管，连通隔壁小房，仆人房内鼓风，厅内则凉风阵阵沁人心腑，其舒适可想而知。这应该是我国早期的“空调”吧。因为有了这一装置，宾主无论怎样高谈阔论、或者密语细斟，都不会受到仆人干扰。此厅上为邀山阁，高16.5米，是可园的最高建筑。可堂，面宽9.9米，进深9.1米，歇山顶，三开间，六角形支摘窗，梅花纹落地罩，横披、裙板浅刻花卉寿石纹、通雕莲蓬鸳鸯纹图。
进入可园，有一处景点不可不看。那就是入可园大门转左，有一大厅，这就是有名的草草草堂。见到这个名字，你千万别误解为这就是一间草堂，或者是草草了事所建，实际上是张敬修为了纪念自己的戎马生涯，而为之命名的。他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品行和办事，不能草草轻率。但是衣食住行的场所，未必要特别讲究。他回忆自己领兵打仗时，饮水有尘，吃饭有沙，住丛林，睡草地。“偶尔饥，草草俱膳；偶尔倦，草草成寐；晨而起，草草盥洗。洗毕，草草就道行之。”那时，什么都是草草了事，因此辟一堂名为草草草堂。草草草堂有一联语道出了堂名的深意：“草草原非草草，堂堂所谓堂堂。”
我偏好可园的雅致与宁静。那里的亭台楼阁、厅堂轩院、山水桥榭乃至一沙一石，一草一木都赋予了艺术的生命。建筑装饰艺术与历代民间工艺品共冶一堂，给人美的启迪和艺术享受。这是一座民间工艺的璀璨殿堂，这里的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都蕴涵岭南文化特有的气息。置身其中，我便恍恍然与可园融为一体。
穿越时空界限，可园门外，两位衣束清装的丫鬟作礼相迎。“环碧长廊”细碎的脚步，簪环作响，引领着满园的无限春光；“擘红小榭”里玉指轻托着水晶盘中的荔枝格外鲜亮；“可轩”堂内青砖桂形地板泛着水光，是否宾客惊叹之余不慎将玉碗打翻？“邀山高阁”无一钉一铁，雕梁画栋，秀丽异常，袅袅娆娆飘来淡淡的酒香……张公啊，昔日在此可曾邀月把盏？抑或抚琴弄影？一缕清风拂过，曲池风荷的“双清室”再现江南胜景：“清波青盖两茫茫，荷叶珍珠竞彷徨。池畔凉风含笑去，叮咚一串响琳琅。”文人雅士，吟风弄月，就连池中金鲤闻墨香亦欲把龙门跳跃；“问花小院”佳木葱茏，奇花异葩，竞开不谢。手执团扇的深闺女眷追蝶戏耍，疑似《红楼梦》中情景，湘云妹妹醉卧花海的地方；旁边的“壶中天”超然物外，见岭南画派鼻祖居廉居巢兄弟、诗人张维屏、篆刻家徐三庚等雅士正与主人品茗下棋。谈笑间，陈氏后人示以传世名琴“绿绮台”待沽，赵氏世交送来“千角灯”相赠，敬修老先生一语幽默：“可以！可以！老夫该将此旷世名琴、千古奇灯赠与二十一世纪的子孙，让后人共享我中华数千年灿烂辉煌之文明！”
张公一句话，惊醒幻境人。现实中的俗人我面对东莞悠久灿烂历史和精美绝伦古迹，我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景仰感奋之情，只有默默地用心去与历史交流。静默的古迹，承载了太多的责任，让人们在感悟历史的氛围中，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获得一往无前的勇气！
我游可园，别有一番微观而又特殊的体验——
游园不走重复路。可园的设计匠心独具，“咫尺山林”的技法，错落有致的构思，使整个园林从感官上显得空处有景、疏处不虚。游人可以在有限的空间里尽观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有数据为证，可园占地仅为3.3亩，园内却有一楼、六阁、五亭、六台、五池、三桥、十九厅、十五房，130余道门，108根柱。可园虽小，游园却不会走重复路。整个园景，在门与游廊、走道之间联成一体，四通八达。布局别致，直逼迷宫。游人入门左转进草草草堂，过厅徐至擘红小榭，幽深的园景便逐渐跳入眼帘。循百米环碧廊徐步观赏，可至可轩、双清室、曲池、湛明桥，以及可堂、雏月池馆、可亭、绿绮楼和邀山阁等。整个过程是处处会景，但又景景不重。
融会中西的窗子。岭南开发迟于中原，民间工匠的建筑技术主要靠私授，较之于岭北在技术的传播过程上有着一定的时差。因此一些珍存的古建筑，在细部结构上极为难得地保留了前代的古制，但岭南建筑也有融会中西的另一面。这一点可以从可园的窗子上得到一些印证。可园的窗子有木窗和石窗两种。石窗主要是建筑在围墙上，但其设计绝不单调。从构形上看，就有方形、蒲扇形、圆形等。如果说石窗只是外形多样，那么木窗在设计和内饰上都表现得别具一格。最为突出的就是双清厅的亚字窗，其亚字造型的窗棂，嵌以法国的五彩毛玻璃，在同类名园中鲜有。除此之外，主人的卧室——息窠以及绿绮楼等处的窗子，其内镶玻璃皆为磨平后的蚝壳。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完全中国特色的玻璃其采光性能不亚于西洋毛玻璃，但同时又有保护隐私的特点。主人在园子的窗子设计上融中西为一体，其意义于今天尤为特别。
半方庭院半方花。转了一圈发觉可园的居室面积都比较小。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延续了岭南建筑的特点——设计精小、结构紧凑。可园最大的屋舍只有30多平方米，最小的就是主人的卧室，只有8平方米。这里还有个说法，卧室小便于聚集人气。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神是散的，空间太大会散发人气，不利身心。“十万买邻多占水，一分起屋半栽花”，可园的创建人张敬修，文武全才。历经仕途三起三落的他，对于山水亭榭、花鸟鱼虫等大自然的造物尤为钟爱。与花之径为邻，为环碧廊所抱，主人推窗入眼，除了花，还是花，异常幽雅。可园满眼都是绿色，到处都溢满芬芳。真让人有种不知是花在园中，还是园在花中的错觉。
这座始建于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的可园，以其独具的小巧玲珑巧夺天工而跻身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列，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与杨宝霖老先生聊天时，自然要侃及园子的主人张敬修（公元1823-1864年）。此人生于清朝道光四年，尽管相貌平平，但性格却与众不同，自小勤奋好学，胸怀大志，对唐朝宰相张九龄、殿中监张九皋、诗人张志和、民族英雄张家玉等人物十分的崇拜和向往。后以例捐得官，投笔从戎，走南闯北，靠军功官至浔州知府、广西按察使、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期间，虽历经三起三落，但仍不断升官发财，从县级到地市级直至省部级。后因病解职回乡隐居，买田置地，修建可园。张敬修还是广东有名的艺术家，金石书画、琴棋诗赋，样样精通，这在可园的园林建筑风范中得到充分表露和展现。
涉及到张敬修其人，有三点情况值得探讨——
其一，是关于修建可园的资金费用。我们不敢妄议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也不能臆断张老先生为官到底怎样清正廉明，但从园子规模规制与各种设施的完善情况看，应该是一笔巨额开支。从人们经常能够听到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里，我们也许能够悟到点什么。张先生先前在军中虽然级别不高（四品以上），担任的却是专管钱粮供给的肥缺。况且，后来又是集军政钱粮大权于一身的省部级高官呢。要不，你根本无力修建起如此规模、如此精致的园子的！
其二，在个人的私生活方面，老先生同样未能免俗。据说张敬修在广西军中有一红颜知己（名为雪香的小妾），最初只有15岁，因张喜画梅花，故为取雪香之名。这一情况，是张的多年军中好友居巢在一首写雪香的词里透露的。居巢《烟语词•减字木兰花》云：“可人如玉，雪海香天金作屋。卷上珠帘，豆蔻梢头月子纤。平蛮幕里，记得羽书留粉指。细马驮将，谁识参军是女郎。”张敬修回东莞三年，曾把雪香的画像带到广州给好友张维屏观看，张维屏为之写了四首诗，都涉及到雪香，称张的军功有一半应归雪香。张维屏题《雪香小照》云：“梅花香里一神仙，细柳江干结绮缘。彩笔新词传唱遍，记将筝柱数华年。九天旗鼓肃风云，玄女韬钤自古闻。话到木兰征战事，谁云女子不从军？顾牧生来善用兵，早闻平乐保危城。近从台上观星象，上将光中有小星。信道梅花是喜神，霜威到处转阳春。他时奏凯论功日，帷幄功劳属美人。”但雪香后来不知所终，因为不是明媒正娶，张家族谱、祖牌自然不可能有记录，张家的后人亦不得而知。
其三，张敬修与曾国藩的关系。张敬修参与镇压太平军是有史可据的，但是曾国藩提议任用他，却是很有意思的。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军时，曾向朝廷上疏，要求调广东的张敬修到湖南帮助抗击太平军水军。与此同时，曾国藩也给两广总督叶名琛写信要求其派张到湖南衡阳协办水军。然而，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人极力反对，说张是桀骜不驯之人，千万不能用。曾国藩说，不要紧，我用其所长，只让他训练水军，不让他带兵就是了。由此可见，张敬修与曾国藩之间也有一段纠结不清的瓜葛。
话题还是拉回到可园。建筑学家认为，庭园要“远借”外景，必须要有高大的建筑物。参观了可园的人都知道，邀山阁是可园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4层，在150多年前，邀山阁也是东莞县城最高的建筑物。
为什么要在庭园内建如此高的楼阁？可园的创建人张敬修在《可楼记》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居不幽者，志不广；览不远者，怀不畅。吾营可园，自喜颇得幽致，然游目不骋，盖囿于园。园之外，不可得而有也。既思建楼，而窘于边幅，乃建楼于可堂之上，亦名曰‘可楼’。楼成，则凡远近诸山，若黄旗、莲花、南香、罗浮，以及支延蔓衍者，莫不奔赴、环立于烟树出没之中，沙鸟江帆，去来于笔砚几席之上。”这段话，张敬修有夸大其辞之嫌，因为建于可堂之上的可楼毕竟只有两层楼高，并不能尽览大海和“远近诸山”。正因为这样，张敬修觉得“既营可楼，而览仍不畅。”
为了真正达到“远借”外景的目的，张敬修在园的西面再建高阁，于是登临纵目，“数百里之山咸赴，其高视远览，目力且为之穷”。清朝嘉应太守张榕石将此高阁命名为“邀山阁”。
所谓众山“咸赴”，是指登上邀山阁，可见周围群山如迎面而来。堪舆学认为，周围群山朝向主体建筑，这是“宾主相生有情”的美好格局，属“贵格”。书云：“惟有朝山真有情，将相公侯立可断”，如“迎面而来”的群山山形俊秀，有利出文人；如山形雄壮，如旗如鼓，有利出武将。两者兼备，有利出文武双全之人。这些都应验了张敬修投笔从戎能文能武。
然而，万事自古总难全。虽然邀山阁和周围群山“宾主相生有情”，但作为可园最高的建筑物，邀山阁后面不见“玄武靠山”，左右也无“龙山虎山”，堪舆书称：“后无靠山孤高独耸，为官不稳且损寿”，张敬修只从造园艺术角度建楼，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邀山阁的顶层四面开窗，用于看风景固然好，但常被八面来风所袭击，难以“藏风聚气”。而且可园的平面呈三角形，古人认为，这种地形也不利健康。由于在战斗中多次负伤，张敬修于41岁正值壮年时便死于东莞博厦家乡可园。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呢？
却金碑与还金亭
南方的初冬，夕阳融融，微风和煦，没有一丝寒意。一座小桥联结起运河的东西两岸，一条略显窄挤的街道与运河西路相交成丁字形。那街道就是东莞市莞城区运河西岸的光明路。夕阳被高高低低的新旧楼房遮挡着，整个一条街的光线都是暗暗的。只有街道两边的常青乔木的绿色树冠，沐浴在夕阳的金辉里，与街面形成鲜明的反差。
光明路像一个被从两头强行拽伸的大大的“S”，我们穿行在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中，很快就来到与教场街、兴隆街结合部位的一座六角亭子前。这就是倍受百姓称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金亭碑。两块镶嵌在浅红色墙面上的黑底阴楷碑铭，非常醒目。一块大书“却金亭碑”，一块简述碑亭的来历。
“却金亭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历经460多年的风雨沧桑，至今安然坐落在三条街巷交叉的街角处，两株高大的榕树，茂盛的枝叶遮挡着碑亭上的大部分蓝天，似两把绿色巨伞为碑亭遮风蔽雨。六角亭六根浅红立柱坚实地承载着琉璃瓦亭顶，六面朱红木栏严实地围绕在石碑的周围，更显出碑与亭的庄严。碑高184厘米，宽102厘米，青石碑身和红砂岩的底座显得非常厚重。石碑打制得相当仔细，碑体的上部呈弧形，雕刻着细腻的云海花纹，花纹间是古篆体的碑额，下面是楷体碑文，镌刻精良，字迹至今仍清清楚楚。根据碑文的记载，当时广东一带有些地方对外通商秩序混乱，贿赂和乱罚问题严重，甚至还有对外商拉差、劳役的现象。兼管口岸的番禺县尹李恺上任后，对外商“不封堵（“堵”实际应为“舟者”二字的合体），不抽盘，责令其自报数而验之。无额取，严禁人役，勿得骚扰。”外商非常感激他，由暹罗商人奈治鸦看邀集外商，筹得一百两白银，送给李恺，李恺坚决不受。奈治鸦看无法将银子退给外商，就到广州找到李恺的上司巡按王十竹，请求将这笔钱建亭，以表彰李恺的清廉。得到批准后，奈治鸦看便在当时东莞最热闹、人流最集中的地方——演武场筑亭、建坊、立碑、挂匾，名却金亭，碑即名“却金亭碑”。
这座460多年前由外国商人竖立的石碑，不仅记载了明朝时期东莞给外商创造良好投资、贸易环境的史实，也反映了当时东莞政通人和、民风淳朴的社会状况，是东莞市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作为明代文物，“却金亭碑”不仅被东莞市、广东省先后列入市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又在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历朝历代，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则多如牛毛。每当出现执政者能清廉公正、勤政为民的，百姓便颂扬表彰，建亭立碑记事，树为楷模，劝勉后人。这座却金亭碑，就很好地起了表彰清官劝勉后人的作用。
无独有偶。与莞城区光明路“却金亭”隔运河遥遥相望的东城温塘村也有一座亭，也是始建于明代、也与金钱有关、也有两棵古树荫护——名曰“还金亭”。由“却金亭”出发过运河桥东行，驱车仅10分钟就到了。
亭子不大，抵达温塘中路立交桥红绿灯下，便看见亭子及其后两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龙眼树。亭子靠路侧墙上镶有一碑刻《重修还金亭记》，洋洋洒洒300余字，其中有一段引述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重修此亭时清光绪秀才袁掞英撰写的铭文，曰：“族祖友信公尝在此亭施茶，见座有囊金，知过客之遗也。守之，候其来取。不料日暮，客不至，因载归。翌日，复载而出，如是经年。客乃重来，偶说旧事。公始询悉端委，出囊还之。客谢以金，辞不受。事载邑志。兹重修此亭，敬取还金二字额之，因并载其事，所以示后人尔。”通过碑铭，不仅让我等后人记住了该亭的来历，袁公友信那高山仰止的懿德风范更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天地之间。
置身亭内，顿觉神清气爽，旅途劳累顿消。
仿古小亭正门口上方挂有黑底金字行草“还金亭”横匾，两边刻有清末温塘村秀才袁珲宇撰文、原东莞中学校长罗阳先生书写的对联：
邑乘志清芬，溯此地名贤，茶煮廉泉，三载遗金还故主；
笠车堪小驻，悯当途热客，亭修旧址，百年嘉树荫劳人。
进得亭内，后墙上方一块“古风犹存”黑底金字横匾，仿佛闪射着历代先贤洞察幽微、穿透时空的精锐目光，透出凛凛英风巍巍正气；下面是一副由东莞已故著名书法家鲁弥先生书写的对联：
懿德风规还金留胜迹，
扬彰励俗孰鉴古人贤。
左右亭壁镶嵌着四幅精美的彩瓷绘画，人物栩栩如生，构图主题鲜明，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亭子及其主人公的感人故事，每幅画有一句画龙点睛的联语：一曰“乐施好善称友信，当途热客有甘泉”，二曰“拾金不昧诚可贵，候主还金步履辛”，三曰“三载遗金归故主，袁公美德世传扬”，四曰“两朝征聘垂青史，古风永驻聚贤乡”。
亭子现在成了一处过往行人流连瞻仰的文物古迹，其惠及后辈子孙的恩泽已经远远超过茶亭本身的功用价值。它的旁边也没有了茶馆，但有一间书报亭。书报亭内一老一少，少年正专心致志地看书，老者乘购买书报的顾客离去之闲，主动友好地与我们攀谈。原来，老者是还金亭主人公袁友信的后裔。尽管通过《重修还金亭记》和亭内四幅彩绘，初步知道了袁友信其人其事，但是对其中一幅皇上召见袁友信的故事情节不甚明了。于是，热心的老者就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讲述了全部故事的来龙去脉——
明朝洪武年间，我们温塘的族祖袁公友信在路边建一茶亭，以卖茶为生，招待四方来客。卖茶之余，袁公勤奋读书，喜欢舞文弄墨，加上为人老实厚道，侠义疏财，深得乡人欢喜。因此，茶亭虽小，茶客终日不绝，生意兴隆，既养家糊口，又自得其乐。
一日，天气炎热，有位从京城远道而来的客人路过此地，见茶亭清雅，主人不俗，门口还贴有一对联：“茶煮清泉迎商旅，亭栽绿树荫劳人”。客人于是进亭歇息饮茶。主客一见如故，一边喝茶品茗一边谈诗论文。茶客赏识主人才华，便请袁公在自己的扇子上题诗留念。茶毕，客人依依离去。
日落西山，客散亭空，袁公收拾茶具要回家，却在墙根下发现一行囊，打开一看，全是银子，仔细数数整整三百两。是哪位茶客丢失的呢？天色已晚，他只得把银子包裹好带回家，待明天早上再提出来让失主认领。
次日，袁公一早便把银子担到茶亭，卖茶之余，便留心每位过往茶客。一天很快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认领。三百两啊，可不是小数目，袁公很替失主焦急。又是暮色苍茫，袁公只得又把银子再担回家。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袁友信把三百两银子担出担入，整整三年，总不见失主认领。
日月更替，寒来暑往，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这天，族祖袁公照常把银子担出来，开张卖茶。一外地客人来到茶亭，见到的是主人热情的笑脸，还有亭子外熟悉的对联，客人突然喜出望外。原来这位就是当年遗失银子的客人。他本欲打听三年前丢失银两之事，又不好意思开口，再说，都三年了，哪个还会认账呢？于是，客人转弯抹角地说：“老板，你的茶真贵呀！”
族祖袁公连忙说：“不贵呀，一文钱一大碗，比别处的茶还便宜啊。”
客人叹了一口气：“三年前，我饮了你一碗茶，丢失了三百两银子，你说贵不贵呢？”边说边亮出当年让袁友信题过诗的扇子。
族祖袁公端详着纸扇，打量着客人，高兴地说：“今天总算找到失主了，你这三百两银子，每天让我担出担入，足足担了一千多个来回啊，今天终于了却一桩心事！”说罢，从茶箩里捧出银子双手奉还客人。
客人接过银子，诚意要打赏我族祖，袁公坚辞不受，客人感谢不尽。
族祖袁公三载遗银还失主的事迹很快传遍京城。洪武三十年（1397），当时朝廷正筹备治理黄河水患，要征聘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专管粮钱。于是族祖袁公应诏入京，袁公不负众望，经过殿试，受聘任职。袁公在京任职期间，廉洁奉公，政绩斐然，受到朝廷嘉奖。任满还乡，袁公继续经营卖茶生意。数年后，黄河水患复发，先朝皇帝驾崩，新皇帝再次征聘袁友信。永乐五年（1407），袁公接旨赴任，后卒于京。
族祖袁公的事迹世代传颂，为纪念袁公，民国十三年（1924），我们温塘乡袁氏族人在族祖袁公友信原茶亭基础上重修此亭，取名“还金亭”，并将族祖袁公事迹载入史册。如果追溯此亭历史，即便从明朝洪武末年算起，也应该600多年了。
尽管老者叙述罗罗索索，我们听之仍然津津有味——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政绩壮举细节，但是袁公友信那拾金不昧精神天地共鉴、感人至深啊！
莞城有块却金碑，温塘有座还金亭，前者褒扬勤政清廉之事，后者歌颂拾金不昧美德，一碑一亭、一却一还，都是颂扬中华民族的高尚美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其精神、其精髓犹为可嘉可贵。但愿我们的各级公仆和普通大众百姓，都能够实地去看看，瞻缅先贤之高风亮节，感受古迹之教化魅力，感悟人性之善美真谛。先贤名垂千古，美德弘扬永继！
凤翀走出探花郎
地处东莞北部东江之畔的中堂镇，有一个名叫“凤涌”的村子，又写作“凤翀”。“凤涌”是凤凰栖息的河涌；“凤翀”则是凤凰振翅直着向高空翱翔。两种音同义不同的称谓，都跟吉祥高贵之鸟——凤凰相关。也许是因了这个吉祥地名的预兆，也许是汇聚了浩浩东江的风水地劲，村中走出了一位万人仰慕的探花郎——陈伯陶。
村子正中并排坐落着两套灰褐古朴的清代建筑——陈氏宗祠和胜起家祠。两祠均为三间二进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硬山顶，台梁式与穿斗式木作梁架，镬耳封火山墙。2004年就已经被列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胜起家祠就是清朝光绪年间探花陈伯陶的故居。现在，这里的两祠既是凤涌村史馆，也是陈伯陶生平史迹陈列馆。全部内容分为五个专题，图文并茂加实物陈列，全面介绍了陈伯陶一生求学为官经历，功过毕见。同时有陈氏家族细致翔实的繁衍迁徙情况。五个专题分别为：“家风儒雅师出名门”、“金榜题名仕途通达”、“创办学堂泽被后代”、“潜心著述怀故忧民”、“颖川望族粤海名宗”。前三个专题陈列在家祠内，后两个专题陈列于宗祠里。
探花祠门前是一口足有几亩地面积的大池塘。眺望远处，当年应为一片开阔的农田，如今已是工厂林立、企业商场连片。祠堂是典型的清代岭南风格建筑，门上的“胜起家祠”四个蓝色楷体字还保存得很完好。“胜起”，是陈伯陶祖父的名讳。四个字则出自两名广东探花之手，“胜起”二字由陈伯陶手书，“家祠”二字则出自顺德探花李文田之手。李文田是陈伯陶父亲的挚友，咸丰九年的探花，官至礼部兼工部右侍郎，从家史画册上看，两人关系亲密并多次合影，可谓为忘年至交。陈称李文田为师，师从李学习书法，因此“胜起家祠”虽为两人手书，结合得却天衣无缝。家祠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纶索承天宠”，下联“文章蔚国华”，横批为“探花及第”。踏进大门，迎面而立的是一尊呈紫褐色的陈伯陶塑像，须发飘然，目光炯炯，审视着进进出出的参观拜谒者。左右是厢房，正中后进是大堂，中间悬挂着“谊睦堂”大匾。家祠右边的陈氏宗祠大门两边的对联分别是：“颖川望族”，“粤海名宗”；横批：“三元及第”。后进大堂中间，悬挂着“德星堂”大匾。“德星堂”两边朱红立柱上是两副金字阴刻、记述陈氏世系源流的长联。
陈伯陶生于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卒于民国年间（1930年），字象华，一字子砺，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秀才，光绪五年（1879年）考取解元，13年后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探花。据苏泽东编撰的《东莞题名录》载，他是东莞历史上唯一一位文探花。他少年勤学，生性聪慧，十岁便能背诵五经。某日，父亲的两位朋友方文炳与方应锡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就出了“半夜读书灯火细”的上联叫伯陶应对。伯陶应声对曰“三更饮酒月轮高”。听后，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方应锡即与陈家订立婚姻，把次女许配给陈伯陶。
说起陈伯陶的学业仕途，陈列馆专题中称他“仕途通达”，还有人曾评价说他致身清要，一路顺达。实际上，他生当清末民初的多事之秋，很不顺达。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其生平史迹陈列馆资料显示，其一生的道路都是坎坎坷坷的。
陈伯陶21岁中秀才，25岁获乡试第一名。他的老师、岭南名儒陈澧更以对联赠送勉励他“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乡试以后，陈伯陶上京准备会试。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他的祖母刘氏和父亲间隔15天相继去世，陈伯陶只得回莞奔丧。此后数年，陈伯陶便以教书为业，用所得薪金供养母亲和弟妹，直至弟妹婚嫁完毕，到光绪十八年38岁的陈伯陶才复出应试。在殿试中他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在试卷中，他将“宣抚司”误写成“宣慰司”，因此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他据理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方改列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史馆协修、总纂，武英殿校理、文渊阁纂修，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后出任贵州、云南、山东乡试副主考。后来又被授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按今天的官本位级别说，陈伯陶也算得上一个副省级高官吧。但是他生不逢时，自然命运多舛。
他高中探花的那一年（1892年）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好年景，30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成果，被3年后的一场甲午海战打了个精光；再2年后的戊戍变法，又仅仅维持了107天就宣告结束，中国失去了最后一个维新自强的机会。所以，陈伯陶他们那批官员的仕途异常艰难，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和建树。
甲午战争爆发时，李鸿章听说英国暗助日本，就派陈伯陶到新加坡侦探虚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陈到达新加坡不久，便得知日本攻陷大连、旅顺、威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是，陈伯陶返国。1898年，李鸿章与英酋戈登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及香港周围的235个岛屿租予港英当局99年。陈以资政大臣、国史馆总纂身份参与了这一事件。此事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卖国事件之一，但陈伯陶自认此举乃“剜肉医疮谋国计”（陈伯陶诗词）。在那积弱难返、列强环伺的时代，为求“全国”，李鸿章、陈伯陶们没能找到更好的处理办法。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该条约又成了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功过是非，孰与评说？
庚子之乱时，陈伯陶得知慈禧挟持光绪帝逃奔西安，就从东莞起程千里迢迢赴陕西护驾。中日和议达成后，随同帝后返京。1905年，入值南书房行走。其后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授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在此期间，他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国内首个培养侨生的高等学府——暨南学堂，也就是今天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及国语等，陈伯陶更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暨南”二字也是他亲自取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远传播到五洲四海。他与中国教育的深厚渊源，由此可见一斑。1911年，他任广东省教育总会长，此时正值辛亥革命期间，陈伯陶献计逮捕国民党人，革命军攻破广州，他逃往香港九龙，从此淡出官场，专心著述。民国初期，他不应内阁总理熊希龄、广东督军龙济光、广东省长张鸣岐等征召，拒绝复出。但在1922年，已被废的清帝溥仪大婚，他却带上一万元礼金，跋涉万里到京“跪请圣安”。1928年，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案发生，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被盗掘一空，七十多岁高龄的陈伯陶痛哭流涕，筹款数千元，送往天津溥仪处，作为修复陵寝之用。遗老之心，可哀可叹。1930年农历八月廿日卒于香港，终年76岁。其一生著作甚丰，有《孝敬说》（三卷）、《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东莞县志》、《瓜庐文剩》、《瓜庐书剩》等，其中以《胜朝粤东遗民录》、《东莞县志》最有价值。
清朝初期，文字狱之风尤甚，晚明史料及明遗氏的著作所剩无几。陈伯陶从方志、史乘、族谱、专集中广为搜罗、剔抉爬梳，搜集明朝遗氏312人，将其生平记录于册，成为后人研究明朝遗民必引之书。陈伯陶作为前清遗老，其忠君效主情怀从赴陕西护驾、为溥仪大婚送礼金等事件上可见一斑。陈伯陶“归隐”后的人生，似乎因为本质生命的回归，成了一曲高昂的咏叹调。他时常来到离住所“瓜庐”不远的宋王台，吟诗当哭，抒发内心之痛。并以此种心情，撰写《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明季东莞五忠传》等书，彰显不屈之志。他又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清朝遗老，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以国学的传扬，对抗铺天盖地的新文化革命热潮与混乱的人心。在逆境中，他俨然归于本位，心态也越来越趋近于高人隐士。他在《春夜起坐》中云：“春寒睡苦短，推枕待天明。野火淡孤戌，村舂疏五更。风尖林鸟起，月黯路人行。老我心无事，敲门自不惊。”仿佛渊明再生。他对自己的家乡东莞，也因爱国爱家之心切，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组织数十人，博行采访，详加征引”，编撰出《东莞县志》98卷，此书“为历史上东莞志书之最”。“兴废莫问胡与华，海滨避世风涛赊。”他认为朝代变迁，除了那些忠烈之士值得称道外，“虽欠一死，后皆终老岩穴，无履新朝者”（《胜朝粤东遗民录•自序》），亦是节义之人，这就为他隐居九龙作了很好的注脚。他不愿看到朝代更迭、社会变革，虽有满腹文章，无由报国，只得避世著述，是他无奈而最好的结局。陈氏生逢易代，矢志不事二朝，以遗民终老，即景寄兴，情调凄凉，易代之悲溢于言表。陈氏在诗中经常自比管宁、陶渊明，可见其重视个人的气节。如《九龙山居》二首其一：“布衣皂帽自徘徊，地比辽东亦痛哉。异物偶遇柔佛国，遗民犹哭宋王台。惊风蓬老根常转，浮海桑枯叶已摧。欲学此机狎鸥鸟，野童溪叟莫相猜。”诗中表达诗人孤独凄冷，心恋故主，身遁海滨，托古伤今，无限沧桑。陈伯陶所居官富场，即南宋帝昺的行宫所在处，宋王台即在附近。陈伯陶在港二十年，常集赖际熙、苏泽东、吴道镕等人到宋王台凭吊寄兴，曾辑有诸人之诗作，如《宋台秋唱》，流传至今，依然为后人津津乐道。又如《宋王台怀古》、《登九龙城放歌》诸作，都是他抒发朝代兴亡，感怀身世，忠于前朝而不仕新朝的气节。
陈伯陶学识渊博，所辑史志，搜罗赅备，有功文献，所作诗文，颇关心民间疾苦。生活于清末兵荒马乱、水旱频仍的中国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亦是司空见惯，作为诗人的陈伯陶继承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饱蘸着感情的笔触，在一些诗作中诉说了困难百姓的辛酸：“玄穹暗惨云四垂，喳喳老鸦绕树飞。破屋雪深一尺厚，居人瑟缩长啼饥。貂裘公子骢马肥，健儿俊仆纷追随。马蹄就冰不知冷，相约赏雪城南陂”（《大雪后出行城南》）。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这是陈伯陶思想光辉的一面。还有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值得探讨。陈伯陶敌视辛亥革命，甚至向旧僚告密搜捕国民党人，但他与孙中山先生的交情又非同一般。中山先生一幅流行于世的著名手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就是写给陈伯陶的，并且前有“伯陶先生嘱”的小字题款，后有“孙文”落款署名。
综观陈伯陶一生，从少年勤学，师出名家到高占巍科，致身清要。始终效忠清室，敌视变革；入民国后，遁迹避世；一生有功文献，嘉惠学林……其功其过，后人自有公论。临终前一年（1929年），陈伯陶替乐善堂撰写的一副对联，也就是今天凤涌陈氏宗祠中其生平史迹陈列馆结束语中的那副陈伯陶手书墨迹：“乐以忘忧事由发愤，善而不伐志在安怀”，扼要地表达了他毕生的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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