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红楼追溯（上） |
作者：闻舞 作于：2008-5-3 22:24:23 访问：5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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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王府井新华书店出来，与同伴顺王府井大街北行，路过商务印书馆用着的原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办公楼时，想到了雷达先生忆及“文革”期间作家遭际的那篇心绪痛苦的散文，仿佛听到了国歌词作者田汉响如大厦倾倒的下跪声音。田汉一度抗拒跪下的叫喊，即或被按头也挺直身躯不跪，可当会场出现瞬间静寂时，田汉突然自动跪下。他或许意识到，眼下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代。
到五四大街东口西拐，过中国美术馆不远，便找到五四大街路北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院门。里面那幢地上四层并地下一层的“工字形”楼房，就是因红砖砌墙和红瓦盖顶，建成后被浪漫地称为“红楼”的所在。这里的地皮本属皇城，邻近故宫和景山。早年，红楼矗立于平房四合院居多，青砖灰瓦格调的街市当中，给梳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无疑是标新立异的感觉，而众多视天下事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对它格外倾心的现代化感觉，又何止于它取西洋建筑风格的外在物象？
同样，为北大红楼打造地基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建筑工匠。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无源之水，它兴起之前经历了若干次思想舆论的争鸣。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从来都不缺乏仁人志士。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演进包括蒙受短暂复辟的搅扰，都少不了付出流血甚或白骨堆积如山的代价。北大红楼的存在属于文物类见证，里面已恢复李大钊的119号办公室、报刊阅览室和文科教室，并在其他房间设有专题图片展览。它是一条连接近代史与现代史的纽带，展开它，许多故去的人物，便栩栩如生地迎面走来。
应当承认，清末民初是比较注重引入西方文明的历史阶段。清末与明末相比，不仅限于购置“红夷大炮，”还实行了所谓“同光新政，”出现了“洋务派，”开始建立新式军备，比如大量购置外国先进船只，操练水师，以增强守卫边关的能力。慈禧太后两度垂帘听政，准许装备海军和引进师范教育都是她的功绩，但默认亲王挪用海军经费为她庆贺花甲大寿扩建颐和园，使李鸿章购买世界最快巡洋舰的计划落空，导致本来略强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被装备了那艘最快巡洋舰“吉野号”的敌手重创，则与日本皇后连首饰都捐作购置“吉野号”的经费相形见绌。北洋舰队受挫后采取李鸿章的消极防守策略，于威海卫港中遭受日军水陆夹攻，并被内部洋员盗名降送所余船只而覆灭。封建地主阶级致力于“求强”自救的洋务运动，最终败落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屈服于辽东战场抵抗失败和日军蛮称要在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的压力，甲午海战的次年，慈禧太后不得不派李鸿章到人家的马关去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如果把倭寇的贪婪比作苍蝇舔吸汁液的口器，那么慈禧的做派，就犹如把鸡蛋一再磕出缝隙来让人家叮咬。据说李鸿章也有难言的苦衷和牢骚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李鸿章在马关期间极力想缩小割地面积和赔款数额，费尽心机和口舌，还不幸遇刺负伤，终不能如愿，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啊！梁启超曾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但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个月，1300多名享受“公车”待遇赴京应考的举人，会集到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拒绝议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随后，得中进士的康有为，连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谭嗣同等人，开始利用办报、组织学会、译介西学、著书、设时务学堂等手段，宣传变法主张，很快使舆论声浪波及到许多省市。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变法维新开始在光绪帝下诏后推行。短短103天期间，共颁布诏书谕令一百多种，其中包括“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许民间创办报馆等。”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掌握着实权，发动了政变，随即取消了除京师大学堂之外的所有新政。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此警示后人，在封建恶习深重的国度，走改良之路无异于幻想。
梁启超奉命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拟开设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明显带有东洋和西洋色彩。京师大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九日正式开学，学生基本为官宦子弟，教师也有不检点的人在，他们连八大胡同也常涉足过夜，败坏了京师大学堂的名声。开学第三年，由于议论到义和团运动，管学大臣（校长）许景澄本来力主镇压，随后却被清廷“以‘极谏’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的罪名”杀掉。京师大学堂陷于政治风波，停办一次，旋又按慈禧逃归京城后的懿旨，恢复办学。京师大学堂还沿袭科举头衔授士，对学业不等的毕业生分授贡生、举人、进士等资格，遂成官僚预备机构。
中国最早在著述中提到马克思的人，并非是日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入文时间比民国成立（1912）正好早10年。由于直译用字随意，当时在《新民丛报》第18号刊发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写作“麦喀什。”民国元年，20岁的胡适对梁启超评价道：“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我国之思想界。”“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污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自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译学馆）改称北京大学的民国元年起，陆续因交通或战事拆墙和辟门，皇城除南垣（毗邻长安街）尚存外，已同外面的街巷融为一体。整条五四大街本属清代皇城内通道，如今的名称来自对“五四运动”的纪念。颇为流行的说法“沙滩红楼，”实际不够准确，失之于笼统。红楼前面的五四大街东段，民国时称汉花园，西段才是非常有名的沙滩。历经三年于民国七年（1918）落成的红楼，归旧北京大学校部、图书馆和一院（文学院）使用。旧北京大学二院（理学院）位于马神庙即今沙滩后街西口路北，原有主体建筑已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现代楼更换，仅遗留偏西的原教工宿舍旧院落。那里是京师大学堂所在地，其命名前，为乾隆帝赐予其四女和嘉公主的府第。三院（法学院）最初在北河沿与南河沿大街路西，后来曾迁移到一院。看来，旧北京大学所属三个院相距不远，据说凡上大课，都到二院的大讲堂进行。
责任编辑：海日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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