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一举成功，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中央第一大都督，管理外交事宜。而在民国大总统未选出以前，他又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接着，他风云际会，频频光顾国家权力顶峰，是我国惟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先后与民初的五位总统（孙中山与黎元洪在汉的合影收入台湾中学课本）同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
由于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缘故，人称“黎黄陂”。在民国初年，“黎黄陂”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恐怕算得上是民国之最了。不论是他任大总统期间，还是后来在天津当寓公；无论是总统政书、政府公文、电文，还是文史资料、文艺作品，上至中外名流，下至黎民百姓，都知道黎黄陂便是鼎鼎有名的首义都督、民国元首黎元洪。
笔者为撰写中国第一本黎元洪演义《首义都督》，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总统的身世像黎元洪那样，令人疑窦丛生，甚至真假难辨：不仅有人要将“黎黄陂”改成“黎大悟”，还有的说他是安徽人,有的说他是河南人,有的说是江西人，有的甚至说他是越南人……而且他到底是姓黎，还是姓洪，就连他自己也难圆其说。尤其是笔者看了贵刊发表的《黎元还是大悟人》一文后，觉得有必要就黎氏的身世与行状作几点阐发。
世居黄陂，生于东厂畈
我对黎氏产生兴趣纯属偶然。那是1980年秋，当时我在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工作，有一天我到设在一座旧式小洋楼（前川中学旧址，1949年至今相继属黄陂县教育局、黄陂一中、黄陂实验中学）的县教研室去查阅资料，突然发现了一行醒目的文字：“1920年黄陂创办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前黎大总统为该校捐赠了3万银元，并为首任董事长。”
当时正值拨乱反正，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尊师重教热潮，所以，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堂堂大总统，自己掏腰包资助家乡教育，值得大书特书。从此，我就开始了浩繁的调查、搜集和整理有关黎元洪的资料。
28年来，笔者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江西、安徽以及越南等地旁征博引,终于撩开了黎元洪身世的神秘面纱：黎元洪祖籍江西，世居黄陂（包括今黄陂县城、西乡、东乡与1933年前属黄陂的今大悟黎家河），生于湖北汉阳府黄陂县滠源乡（今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东厂畈（薛民见《黎元洪年谱》上海，1961）。
1982年5月，笔者赴上海访问了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他拿出经其父审定、于1925年用英文发表的《黎元洪的一生》,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长江流域的中游，要找到一个文风甚盛的县份,这便是我的祖籍地黄陂，我的祖先并不是当地土著,而是一个外来户……”
这里据说的“祖籍地”与“外来户”与现存于湖北大悟姚畈乡黎家洼黎文东《黎氏族谱》（八卷）（民国三年秋纂修）相吻合。《黎氏族谱》云：“在明洪武年间，黎家的两兄弟黎旭、黎旦住在江西豫章（今南昌）碎瓦墩，黎旦生有5个儿子，长子黎舜臣和三子黎舜元后随伯父黎旭迁往湖北，先同住黄陂中和乡（今黄陂祁家湾张家店一带），后黎旭迁往北黎家楼定居，黎舜臣则由黄陂小西门外的大板桥迁东乡，最后定居在黎家河。黎元洪即是黎舜臣的后裔。由黎舜臣传到黎元洪的曾祖黎世义已历九代……”
同时,黎绍基先生还说，这一问题，上海文史馆薛民见先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多次到黄陂、天津、北京等地考证,写成了较为系统的年谱，可作依据。（后来，我向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请益时，萧教授交给我黎先生所写类似的信件。）于是，我又赶到上海文史馆，哪知薛先生已于20世纪60年代就驾鹤西归了。不过，我没有白跑，将薛先生1961年写成的《黎元洪年谱》复印了一份回来。其中记载道：“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之沙地岗）,且一直居住到8岁才离开……”
的确，1864年，正处于走下坡路状态的太平天国军与清军在湖北进行了几场恶战。地处交通要冲的黄陂，自然成为兵家的必争之地，于是，当地老百姓不是背井离乡躲“清妖”（清军），就是“跑反”（逃难到深山）避“长毛”（太平军），搞得人心惶惶。到了初夏，在黄陂北乡黎家河，有一位名叫黎朝相的中年汉子沉疴不起。他听说全村人都外出避难去了，由于他卧病在床的原因，全家只好守在家里，心里很是难受。
那天，黎朝相把身怀六甲的妻子陈氏叫到床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平儿她娘，前一阵子不是给腹中的胎儿算了个命的吗？说这一胎准是个小子，这可是我们黎家惟一的一根血脉啊！你肩上的责任重大，再也不要管我了，赶快到木兰山去避难吧，可千万别让我背上一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罪名啊……”
陈氏挥泪告别了相濡以沫的丈夫，先雇了一辆独轮车，夜以继日地赶到河口渡口。然后，换乘木筏顺河而下，来到木兰山麓一个叫东厂畈的地方。她觉得这个地方风水真的不错，开门见山（即木兰山），门前还有一条小河（名曰一里河），与木兰山下的仙河相通，是生活、逃难与避灾的一块宝地。在这里生活，柴方水便，还可上山做点小生意；要逃难可直接从一里河到仙河乘船，走水路通南北；要避灾又可上山，向佛教道教长老求援。于是，她就前往该村族长那里去求求情，希望借该村的祠堂作为栖身之所。雷姓族长也是一位佛教信徒，认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她是一位“双身客”，就一口答应了陈氏的要求。自此，她就成为木兰山地区的一份子了。
1864年10月19日即清同治三年农历甲子年九月十九，这天一大早，陈氏起来烧香拜佛一番后，突然，感到一阵腹痛。少顷，在雷氏族人的帮助下，24岁的陈氏顺利地分娩了一个肥头大耳，颇有福相的男婴。她根据临行前丈夫的交待，为儿子取名秉经，学名元洪，字宋卿。
恰巧这一天正是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的生日。于是，邻居们尤其是那些佛教信徒有的拿来鸡蛋、有的拿来油面、有的送糖水，纷纷为难中的母子道喜，并说这小孩子与观音菩萨同日降生，将来必成大器。陈氏对乡亲们的盛情感激涕零，欣喜之余也将在木兰山抽签许愿的事说了一番，大家更是说得神乎其神。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尤其是黎氏当了总统以后，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称黎氏的出世与出山，都是“菩萨”先天的安排。
不仅如此，笔者还与黎世炎先生采访过对黎氏早有研究的年届九旬的退休教师李汉东先生，他说：“黎氏家族曾居住在木兰山与夫子山中央地带－－东厂畈，门前有一里河流经，不远处可见木兰将军墓。虽然房屋已荒废，但至今原基仍清淅可见，面积约3000平方米，进出三大重，有天井、堂屋、厢房、厨房等。黎任副总统后还专门到东厂畈，拜谢昔日的恩人雷氏，并带雷氏后代到都督府做事……”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一行到黎家河探访时发现，黎家河与东厂畈一样，门前均有一条小河。
黄陂县人，寄籍江夏
关于黎氏身世，还有“安徽说”与“黄州说”。此说出自1911年10月16日《神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文中说:“黎氏先祖为皖之宿松人氏，自其祖与父经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同年10月21日出版的《民国报》之第一号《黎元洪》一文，以及1980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李新等主编的《民国人物传》第二卷,载有张振鹤撰写的《黎元洪传》,也因袭了“安徽说”与“黄州说”：黎氏“祖籍原系安徽宿松，自祖父起即经商湖北，遂入黄陂籍”。
为了揭开谜底,笔者1990年、1998年、2004年三赴北京,查阅了一批珍贵史料。其中故宫档案兵部武选第0020（7）号案卷之《呈迭三品顶带尽先补用都司黎元洪履历清单》里面明确记载：“黎元洪系湖北汉阳府黄陂县寄籍江夏县人。”
这是当年官方的第一手资料，应该说是最可靠的。这一资料说明黎是黄陂人确实无误。而“寄籍江夏县”（包括今武昌地区）指的是，黎随张之洞从南京回湖北任职后，开始是靠租借清代进士、银行家、黄陂知名人士黎大钧在武昌的房屋居住，后来自己在武昌中和门建了别墅。由于黎大鈞的出生地与黎元洪的出生地仅隔着一条河（长堰河，今木兰湖），且二人很谈得来，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便结拜为兄弟。
他们缔结金兰后，黎大钧的太太，死抱传统辈分教条，认为黎大钧比黎元洪年龄要大一节，结拜兄弟不恰当。于是，她以妇人之见，到处张扬说，黎大钧顶多只能和他叔侄相称，不应谦让为兄弟。但是，在夫权思想至上的社会里，身为家长的黎大钧一言既出，那就是家庭的“圣旨”。家里的其他成员，你同意要执行，不同意也要执行。纵然你有什么意见，也只能是脚痒在鞋里钻，白费力气。黎夫人尽管心里不情愿，但还得按照夫君的要求，让子女们毕恭毕敬称黎元洪为叔叔。
有道是吃小亏占大便宜，黎大钧的家人做梦也没有想到，黎元洪日后竟一步登天，作为本家兄弟当然沾光不小。在黎元洪当上了民国大总统后，黎大钧之子黎澍则成为他的亲信和四大策士之一，不仅可自由出入黎公馆，还先后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副秘书长。
至于李根源著《雪年生录》称，黎氏“生于汉阳”。窃以为，李氏的“生于汉阳”中的汉阳应该是汉阳府之黄陂县。《黄陂县志》载：“黄陂从汉朝到明朝分别属于荆州府、豫州、郢州、司州、光州和黄州府管辖,到了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属汉阳府管辖。”所以,前面“入黄州府”也是指黄州府之黄陂县。
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原来持“汉阳说”、年逾古稀的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教授，听了笔者的发言后，也认为李根源的“生于汉阳”也许就是指的汉阳府黄陂县。
同时，笔者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享誉国际的辛亥革命史权威、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皮明庥研究员的首肯。皮先生在拙作《首义都督》序言中说：“这部作品的另一成就是，对黎氏行状中之诸多谜团进行了解读。关于黎氏的一生，尤其是其籍贯身世，历来聚讼纷纭，各言其是。作者比较诸说，广事求证，为揭开谜底，进行深入考索，认定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是颇有说服力的。”
“越南说”与史实不符
不仅如此，一位自称是黎元洪侄女的东北人黎金凤(又称黎君)则说：“黎元洪原籍越南,后首迁湖北黄陂,再迁湖北黄集，我父辈兄弟三人，即长为黎元洪，次为黎元皇，三为黎元坦。”并说黎氏三兄弟曾一起到越南祭过祖。
此话在社会上不胫而走，顿时传言满天飞，有人说：“越南姓黎的多，在前越南领导人中就有黎笋、黎德寿等。说不定黎元洪真是越南人……”
的确，中越两国黎姓都是唐尧的后代。不论是《元和姓纂》，还是《史记·南越列传》都有记载：“黎姓主要郡望有三处：一是京兆(今陜西西安)，二是宋城(今河南商丘)，三是九真(今越南清化、河静一带)。”
为了求证,笔者于2001年4月专门前往越南考察,查阅了越南学者所著《安南志略》和《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等书，都与中国史书记载吻合。
笔者在拜访越南黎姓人家时，他们说，天下黎姓是一家。黎姓在越南算是大姓，目前排位前三名。
问题是，黎金凤所说的黎元洪的两个弟弟与史料记载大相径庭，黎氏后裔也矢口否认。而当时越南正处于法国统治之下，黎作为大总统不可能到越南祭祖，即使去，也应有记载。且黎金凤乃一字不识，说此话时已是暮齿华发的老人，史书又无记载。故此说没有说服力。
前年，中央电视台《孙中山》剧组执行导演李黎先生来黄陂采访了笔者及木兰乡东厂畈,又赴美国、加拿大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台湾等地采访、求证，他给笔者来电说：“黎氏祖籍江西,世居黄陂，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最为可靠。”
黄陂“国语”一票之差成笑柄
黎元洪生于黄陂，长于汉阳，发迹于武昌，魂归洪山土宫山。与湖北故乡生死相依。
他一生特别重视乡情，尤其是他担任大总统期间，他身边的谋士大都是湖北人，如总统府“四大金刚”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等，其中金永炎和黎澍则分别是黄陂六指人和木兰乡人。秘书瞿瀛、万德尊（曹禺的父亲）、郭泰祺，以及家庭教师王义麟也是家乡人。
他之所以乡情依依，首先得益于他幼年感受到了乡亲的温暖。早年，他祖父落难时，是黄陂木兰乡的雷老汉相救。后来他身怀六甲的母亲逃难木兰乡东厂畈，也是乡亲们收留，他因此出生于斯。为此，黎当选民国副总统后，曾对当年搭救黎家的雷老汉关怀备至，将其后人带到都督府做事，后来一人官至湖北民政长，一人担任汉口市长秘书。
黎元洪一生以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包括第二故乡）为己任，先后有7所大、中、小学或场馆在他的支持与帮助下，兴建、改建或扩建，捐资总额达15万银元。如黎以如夫人的名义创办了湖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北塘第一所学堂——北塘贫民小学,黎家河下塆“孝义小学堂”，江汉大学（后因故改建为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等。
而黎就任大总统时，拟将黄陂话定为“国语”，更是天下家乡人耳熟能详的话题。
不可否认，黄陂方言属楚语系，历史悠久。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许多黄陂话与《楚辞》中出现极多的字、词、句有某种相通之处,是最古老的楚语的产物。黄陂话中的一些字或句式,颇具硬硬朗朗却又拿腔拿调的风格,这种风格也就展现出黄陂话的魅力。
黄陂境内的盘龙城系长江流域的第一古城，是最早的九省通衢，具有3500多年的历史，早在商代黄陂话就在大江南北广为传播。
为此，毕业于北师大的语言文字专家黎澍就黄陂话的语言特点，向黎元洪进行了专题汇报。他说，在声母方面，黄陂话古全浊声母已清化；在韵母方面，有一组完整的组韵；在声调方面，调值基本上表现在去声调值较高，其他调值较低，入声自成一类，但不短促，与湖南方言相似；在词汇方面，古语词较丰富，楚方言的遗存也较多，亦与邻省的方言相似。
在语法方面，黄陂话口语中有一种常用而独特的语法方式：及物动词＋不＋补语＋宾语，一般将宾语插入“不”的后面，从而改变句子的结构和宾语的词性。如“我今天看不成电影了”变成“我今天看不电影成”。
在国会表决时，为了做到公平公正，黎提议将记票人、监票人和唱票人都由北京和湖北籍以外的人担任。但由于时间仓促，竟把“一”“二”都念成“一”音的广东人定为唱票人。结果唱票表决结果时，唱票人把赞成将黄陂话定为国语的152念成“一百五十一”，北京话得票151唱为“一百五十一”，这样一来，把本来多一票的反而搞成票数相同。国会只好决定举行第二轮投票。
本来议员有318名，由于当时正处于“府院之争”（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政潮），段系人员极力阻挠，造成参加第二轮投票的议员由第一的303人减少到255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一位极力主张投黄陂票的议员，投票前如厕时突然中风（患脑血栓）倒在厕所里，不省人事，结果被送到医院抢救。计票结果黄陂话只得了120票，北京话得了122票，弃权2票。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发现了广东的口误。这样一来，前两轮投票是一比一。但是主张黄陂话者强调，应以第一次投票为准——黄陂话以多一票胜出；而主张北京话的则要求以第二次投票为准——黄陂以二票之差败北；大家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来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前两次加在一起计算，结果黄陂话以一票之差落选。假若不是那位议员昏倒在厕所，能给黄陂投一票的话，那么黄陂与北京就打成平手，就得进行第三轮投票。
有趣的是，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也几乎断送在几个湖北人手里。他们就是为袁世凯与黎元洪牵线的三个湖北人：浠水的汤化龙、广济的饶汉祥（“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薛观澜《袁世凯黎元洪结合之史实》）和安陆的陈宧（二庵）。一些辛亥革命老人称，湖北的革命事业就是断送在他们三个人手上。二次革命不久，陈宧曾对袁世凯献计：“世界副总统无兵权……今宜请黎副总统入京……”袁对陈言听计从，立即派陈、饶二人将黎解押至京，让黎成为十足的“泥菩萨”。湖北籍国会议员刘成禺曾对人说:“饶汉祥、陈二庵把黎元洪卖了200万元。”（《世载堂杂记》p195）
(《世纪行》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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