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访问作家记录
前言
1957年3月教育部召开了关于提高师资培训研究生(进修教师)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中各校交流了提高师资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并确定了高师培养研究生(进修教师)的目标.年限.对象等.在交流经验中东北师大介绍了研究生访问专家.教授的办法,认为解决了学术上不少的问题.我院1957年秋中国现代文学高师教师进修班,在修改培养计划时,由于其中”专题报告”,在济南一地不可能邀请到足够的人进行报告,到外地邀请也有一定困难,乃参照东北师大的经验,订入了两次访问作家教授的内容,一次在第二学期,一次在第三学期.
本年5月18日至6月6日,中国现代文学高师进修班按教学计划的规定,到北京进行访问,往返共21日,除在路途上的时间及星期日外,实际进行访问的时间共17日,访问了作家教授30人.
我们访问的目的约略分为:
1. 从老作家们的谈话中弄清楚一些史实问题,或补充丰富一些历史问题;
2. 从作家们本人了解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3. 从作家和教授们中了解一些对作家作品以及文艺上重大问题的看法;
4.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研究进行的情况,一些老作家们对文艺发展的看法,对文艺教学的意见。
就我们想了解的问题,原先我们计划需要访问作家20人,由于作协、文学研究所,和老作家们的支持,使我们访问工作超出了原来的计划,得以访问了作协的作家茅盾、夏衍、叶圣陶、、郭小川等同志，剧协的作家田汉、杨翰笙、孟超等同志，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郑振铎、何其芳、何家槐、蔡仪、毛星等同志，《文艺报》主编张光年、陈笑雨等同志，《人民文学》的主编张天翼、陈白尘等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王任叔、楼建南等同志，《诗刊》主编臧克家同志，曲艺研究会的负责人赵树理、陶钝同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伯箫、张毕来等同志，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曹靖华教授，西语系朱光潜教授、中语系杨晦、吴组缃教授，中央戏剧学院李伯钊副院长，共30位作家教授。作家和教授们的工作都是繁忙的，但都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并讲解和回答了我们所希望知道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高师教师教学班的全体同志都感觉这次访问的收获是巨大的。
我们这次访问的收获主要地表现在这几方面。
第一、把一些史实弄得更清楚，更确实和详尽了。例如关于左联的后期，冯雪峰、胡风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这次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过程中有所揭发，有的发言，如艾芜、许广平等同志的，也发表了，但经过这次访问了一些当时领导左联的同志，问题更为清楚了;当时党中央已开始长征，上海党处在极艰苦的环境里，由于江苏省委的被破坏，和党中央失掉了关系。1936年上海党在文艺工作方面决定了取消左联，以便成立更广泛的团结抗日作家的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在口头方面提出了国防文学。
鲁迅同意解散左联，也同意这些作法。
正在这时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和上海的党进行联系。
冯雪峰不遵从党的指示，先找上海地下党的周扬、夏衍等同志，而先去找胡风。胡风从混进左联后不断地利用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当时环境的困难，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这次他们更进一步地勾结起来，欺瞒了鲁迅。并更找了彭柏山、孟十还、刘雪苇、箫军…….等人，以及救国会的章乃器等，形成了一个集团。冯雪峰表示上海没有党组织，中央不承认上海的地下党。上海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他们就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来对立。鲁迅从来是相信党，拥护党的，冯雪峰又是从延安来，代表党中央的，鲁迅遂信任他，并在行动上支持他，他们可恰恰在这一点上欺骗了鲁迅，利用了鲁迅。于是造成了当时文艺界的分裂局面。幸赖党的领导使这局面没有扩大，而且很快地便团结一致了。
又如在文学研究会时期也同样有段史实使人不容易理解，虽然在性质上不像左联时期这么重要。那就是商务印书馆有许多股东是礼拜六派或复古派，文学研究会怎么会轻易地从礼拜六派手里接办了《小说月报》？当时新旧文艺斗争是剧烈的，文学研究会夺取过《小说月报》后又为什么一点没有反映出新旧文学斗争的情形？访问了当时的老作家，才晓得不仅当时的形势是白话报纸杂志云涌，教科书也将改为白话的，而且《小说月报》销路大跌到一千份，所以虽有礼拜六派的股东，虽有反对白话的复古派，也没有法阻止进步派的改革计划了。当时《小说月报》交给文学研究的人编辑，全部改登新文学的作品和翻译，但成立了一个口头协定，在《小说月报》上只可以不登礼拜六派的文章，但不要写文章批评礼拜六派。所以乙接编《小说月报》后记将所有的礼拜六派的文章封存在两个木箱子里了，但同时《小说月报》也从来没有反映和礼拜六派斗争的情况。
另外，许多史实的经过，经过访问后，更详细了。例如张光年同志谈了文艺报几年来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情形；李伯钊同志谈了苏区的文艺活动；孟超同志谈了太阳社时期的活动。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和知识，对于理解历史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像孟超同志谈钱杏村同志《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几句话，他说有一次遇见鲁迅从那里路过，就请他座谈了一会，并送了几本书给他。过后不久，晚间聊天就聊到阿Q，谈到了当时的农民问题，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谈的结果由钱杏村同志写出了《死去的阿Q时代》，随着其他人也写了文章，这反映了当时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虽然仅仅简单的几句话，对于理解当时对《阿Q正传》的评价问题可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通过访问由作家本人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创作道路。例如叶圣陶同志亲口告诉了我们他在中学读书时期如何接受了SHCH HOOH的影响，写起小说来，并告诉我们第一篇小说的名称和内容的乌托邦思想。从而也圣陶同志并借以说明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普遍而且是巨大的。赵树理同志就对我们谈了他还是一个中学校的学生时已发现了读五四新文艺给农民听，农民不能接受。以后他因闹风潮被学校开除，他逐渐发现，对于旧文艺无论你对它准予立案或不准予立案，群众是喜欢它们的，在城市和农村都有根。不是置之不理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应当夺取这阵地。接着他告诉我们了从1930年一直到现在他是怎样坚定不移地走工农群众的文艺方向。这对我们理解他的作为，理解他的思想感情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三、 从一些作家、教授和文学评论家了解到对某些作家作品或文艺上的重大问题的看法。
从当事者了解一些材料是最珍贵的，但也有时当事者的看法不一定是最科学的看法，例如巴金最近写了许多篇介绍他自己作品的文章，这些文章应该是帮助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的最宝贵的材料。但在这些文章中，只强调了他过去如何如何进步，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问题一点也找不到了。这是难以符合事实的。因而专家、教授、评论家的意见就需要了。吴组缃同志给我们分析了茅盾的小说，强调地指出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的政治意义，也指出了人物形象，特别是农村三部曲的人物形象的不真实。臧克家同志给我们分析了闻一多的诗的技巧，并指出了它的继承关系。杨晦同志给我们谈了曹禺的戏剧，王任叔、楼适夷同志谈了巴金、蒋光慈、郁达夫等的作品。王任叔、楼适夷同志虽然采取的座谈的形式，未能更集中地对某一问题加以阐发，但对这些作家的简单的意见，对于我们的帮助也是巨大的。例如王任叔同志谈巴金的作品说，巴金在作品中号召反抗，在抗日战争时期，起了积极的鼓励青年反抗日本侵略，参加抗日战争的作用。当时许多青年走到革命的路上去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但参加革命后的青年，就不满足于巴金作品没有指出反抗的目标，没有指出革命的目标。所以，青年们在走向革命以前喜欢它，受它的鼓舞，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便把它甩到背后了。革命、反抗，有集体主义的，有个人主义的，巴金所鼓舞青年做的是对现实不满就进行个人的反抗，不是集体主义的。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对革命会有害的。这些简单的意见，可恰恰道出最近两篇巴金论的不足处。
第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通过访问，我们在分期上晓得了文学研究所已将原来的现代组分为，现代组（将来或称民主革命时期文学组），和当代组（将来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现代组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当代组从1949年建国起。
这种分期的方法显然要打破过去那种近代和现代的分法。不再以五四作为界线了。
我们访问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时，他谈到了这个问题，对五四在文学史上的看法，五四时期是不是划时代的时期。
他说，应当肯定五四时期是一个大时代，但文学史上还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过去我们对五四估价过高了些，肯定它是启蒙运动的开始，但实际上这以前已开始，甚至1840年以前已经开始，最早应该说开始于公安学派。当时学者开始对旧的采取怀疑、批判的态度。以后反帝、反封建的作品陆续出现，虽然在人事上时常变化，但主要倾向是反帝反封建。
其次，作家们对今天群众文艺蓬蓬勃勃的发展，都非常振奋。田汉同志说今天我们提出了在工业的主要产品上十五年要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提出了十五年要赶上或接近国际水平。文学艺术就不是十五年赶上哪国的问题了。中央歌剧院曾提出达到国际水平的口号，其实国际水平是空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和我们相等的戏曲。所以，文学艺术不是超过国际水平的问题，就是对苏联也是相互学习的问题。田汉同志指出了我们一步一趋地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不对的，就是在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不是唯一的，而且是被目为不受欢迎的保守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人并不一定保守，他在死前一个月曾叫他的学生学习中国的现实主义。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是样式化的现实主义。苏联的名导演艾声斯坦认为中国现实主义挽救了欧洲的现实主义。田汉、阳翰笙同志都以《秋江》的船和江的处理为例，说明欧洲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不一样，欧洲现实主义虽然很容易使有逼真的江水，但也很容易陷于自然主义，中国可不那么处理，中国设想是从假想的岸到假想的船，而使观众随着起乘船的感觉。又如，欧洲现实主义处理暗夜，只有使灯光全关闭，永远没想象中国处理《三岔口》暗夜相打得办法，在大亮下可以摸黑。
欧洲舞剧不唱，歌剧不舞。中国戏解决了欧洲戏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歌、舞、武技……完全分开，而我们是结合了舞、歌、文学、武技、音乐等在一起。
这是我们杰出的特点，这次在中国戏曲歌舞团演出的期间，法国各地的报纸，戏剧评论家用尽各种各样的颂词，“完美”、“神奇”、“瑰丽”、“美妙”、“会海”、“出色”、“迷人”、……来表达他们的赞美。巴黎的解放报说，“北京歌舞团的再次光临，使我们迷惑，陶醉……瞬眼之间，我们入迷，着魔、被征服，解除武装而至五体投地。”里昂的进步报则把中国戏曲歌舞团的演出称为“欧亚文化交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演出”。阳翰笙同志强调指出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否定戏剧传统的影响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致有不少的人仍然看不起自己的戏，而一步一趋地学习西洋，说什么我们中国只有两个半歌剧。党从1950年戏曲工作会议就注意了这个问题，要话剧和歌剧吸收优良传统。经过话剧汇演，国际友人批评我们缺少民族传统后，更证明党的指示是正确的。目前已有些同志在试探这种工作了：焦菊隐同志导演《虎符》，加入了京剧动作，并使用了锣鼓。这是带方向性的措施。最近陈其通同志导演新歌剧《红化女》，很多动作采取了京剧旦角身段，唱腔也采取了民族风格，引起了很大震动。
但这还不能说是主要的变动，主要的是这是群众的时代，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群众参加到文学中来了。工农知识分子，工农文化队伍开始出现。作为新阶段的标志主要是民歌，再其次就是戏剧了。一、二年后样子更会不同。
文学大跃进的特点就是群众化，不仅民歌丰收，诗人为之减色，而是各种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出来。田汉、阳翰生、张天翼、陈白尘、郭小川等同志都兴奋地指出这一问题。并说，民歌是诗歌发展的广阔道路，但是否是唯一的路，现在不辩论这个问题，其他如小说，戏剧也是这样，到群众中，由群众创造。
文学史家应当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郭小川同志指出了过去几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对群众的态度是不明确的。赵树理同志认为评书是小说的继承，而其价值并不低于小说，陶钝同志说，评书是很好的小说，唱词是很好的叙事诗，相声是很好的讽刺诗，张天翼同志指出，莎士比亚，中国地方戏中不晓得有多少。《拉郎配》比莫里哀高明的多。不能说我们比西洋低，现代文学史应注意民间的东西，民间有许多东西非常的好。
这的确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现代文学是全民的，文学运动是全民的，文学史家倘仍然只注意几个作家那就更无法记录这个时代了。人们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伯箫、张毕来同志都谈了文学上的厚古薄今问题，认为中学文学课本过去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王任叔、楼适夷同志谈到这一问题在出版工作上的反映，也同样是拔白旗、插红旗的问题。
总之，这次访问的收获是大的。为了这些材料的不易得，我们决定就原来的记录加以整理油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高师进修班和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内部的参考资料。因为记录的不够好，又都未经本人看过，遗漏、错误是难免的，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整理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的根本没法整理了。因此，印出来的这一部分也希望不要引用或外传。
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
1958.7.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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