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聂绀弩出狱前后 |
作者：闻舞 作于：2008-2-15 15:21:11 访问：19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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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一书，2004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得到许多人关注。妻读罢，推荐给我读。书中记述了史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聂绀弩等已故人物的生活片段。读过，可从几个家庭的侧面了解50年代反右至60年代文革和其前其后一段历史的变迁。由于聂绀弩在1958年被划定为右派后，曾被送往北大荒从事体力劳动和怍文艺刊物编辑，故首先阅读了以《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段》为题，对他的家庭遭际和几位朋友的描写。
章诒和记忆力过人，文学素养深厚，文笔优美、流畅，文章资料性、可读性很强。她为我们介绍的聂绀弩出狱经过和出狱后的部分生活场景，过去基本不为大众所知。凡喜爱文学、历史，尤其关注作家聂绀弩经历的读者，都能从阅读中获得收益。下面是笔者阅读后的摘记。
如今，了解1983年离世作家聂绀弩的人已不多，甚至连章诒和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里，知道聂绀弩者也不过十之一二。但凡知者都佩服他，因为他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综合贡献，目前可谓鲁迅之后的第二人。他尤擅旧体诗，看似打油，旨同庄骚，读来欲笑而哭，独具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他将鲁迅呐喊的“救救孩子”反说成“孩子救救我们，”旨意和嘲讽表达得淋漓尽致。蹲过大牢的他说“监狱是学习圣地，”他在号子里的确不荒废时间，仅反刍读过的旧小说，居然就写下一、二十册心得笔记。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中也难得消停，却始终怀念胡风和常为此写诗赠故人。他还敢于为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开脱，说“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他因特立独行和反叛精神吃尽苦头，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
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与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原本相识。1970年前后，章与聂都因现行反革命罪，分别在四川服刑和被关押于山西。李和周遭际近似，来往频繁，遂成为密友。她们互通情况，寻机营救亲人出狱，但往往情势依旧，事与愿违。周情绪不稳定，李便以先救老聂安慰她，把她感动得涕泣不止。李言而有信，四处奔走。
1971年秋季，尚处右派困境的农工党老成员朱静芳，从淮安乡下到京谋生，下火车后直奔章家求助。李提供食宿之外，每月还资助二、三十元钱，直至她解决右派问题。朱曾担任山西省法院陪审员，李把搭救聂的希望寄托给她。周见朱一副落泊的样子，起初不信任，但还是谈了聂的案情。朱表示愿意帮忙。周打算去看丈夫。巧的是朱旧同事的丈夫，正是那里的看守所所长。李承担了朱往返盘缠。当聂被朱声声唤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眼。朱见聂气色还可以，放下心来。所长让姓李的年轻人把朱捎来的食品和香烟拿回监舍，并提供条件让朱和聂会见达三天。聂几乎有问必答，只是说到“罪行”时才支支吾吾，不明白为啥没判刑就被押送到稷山。实际上他是猜不透，眼前的朱大姐到底是谁？朱返京。周在交道口大街康乐饭馆作东，为朱接风。席间，李不停地给朱夹菜递汤。朱一直记得，有道菜叫黄鱼羹，非常好吃。
聂在稷山看守所四年期间，带动同号小李一起读马列，想借助验证自己的人生观。同号另一个叫包于轨的囚犯，被押赴稷山时与聂共用一副手铐，故聂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戏赠。包博学多才，被聂称为活字典。俩人经常交头接耳，彼此抚慰。“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后来包病死，草葬于狱内空地，令聂哀痛不已。1974年年底，聂被判处无期徒刑，上诉被驳回，一度万念皆灰。“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他给周写信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魂不守舍。李黯然无语。朱问明聂服刑之地，安慰周“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临汾）我有认识的人。”周听罢情绪稍许安定。
朱返淮安乡下插完秧，即到京跑聂的事。李代买了车票，嘱她“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朱刚走，周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李把周接到家，一连护理侍候数月。朱回京见此情景，感叹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朱斟酌道：要放出老聂，只有保外就医一条路，为此必先获减刑，改判为“有期。”李建议她先与认识的监管人员联系。正巧，朱与省三监狱政科长彭元芳私交甚好，而彭的丈夫便是监狱长。朱给彭写信，说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彭未回信。朱却说：我们可以去临汾了。李又为朱买了车票，并给了去临汾和返程的费用。
时值1975年盛夏，彭在办公室热情接待昔日老友，请朱坐沙发，把周则视为罪犯家属，让她靠墙角坐矮脚板凳，还叫来管理人员陪同。当晚，朱让周住进县招待所，自己则住在彭的家里，晚饭后向彭介绍了聂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还拿出聂的作品请彭翻阅。经彭同意，朱翻看了聂的档案，可卷宗内只有判决书，内容简单至极，且措辞严厉，指认聂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末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次日会见“犯人”时，彭安排的地点不是“犯人接见室，”也不限定时间为“只许半小时。”当穿囚服的聂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见到朱即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朱赶紧掉头，瞬间泪珠沿面颊滚落。朱请彭一起离开办公室，以便聂家夫妻会面。会面刚结束，朱就急切地问周：“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答：主要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不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聂还说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五香牛肉？好心的彭专程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聂和来客包了顿饺子。在聂和周会面的四、五天内，朱加紧做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彭没有正面回答，说：按惯例，得押送聂去北大荒，但聂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就从事轻微劳动。朱请彭想办法保证聂的健康，争取保外就医，并给聂一些书看，使他精神上有个寄托。分手时，彭直接送客到监狱大门，让朱放心，说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
朱回京后得知：聂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或捎去的食品等一律由彭转交；厨房每天给聂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听罐头，或送一个咸蛋。聂给周来信说：自朱去了监狱，他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待遇那里从未有过。而朱也很感谢彭和她的丈夫，以及管教干部老张，说他们敢于担责冒险，真够朋友。不久，周对朱说，想离京去监狱旁居住，陪老聂到老。朱不反对，表示还会尽力使老聂出来。可减刑无良策，彭在那边也干着急。
1975年冬季，对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的决定，在全国迅速传达落实。上面通知省三监（临汾）符合条件的人员共有八名，经核对，发现其中一人已病亡。彭与监狱领导觉得，让聂出狱的机会到了，于是开始翻查聂的档案，看能否找到政历上与国民党的联系。朱也火速投书，提出相同主意。终于，监狱领导发现，聂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认为这就足够了。彭立即告诉朱，事情办好了。聂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被放出来。1976年秋，李征得周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去山西接聂返京。戴也是右派，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李给了戴买车票钱，又割爱将章伯钧遗留的一套明代线装书借给戴“以破长途之寂。”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聂回京报不上户口，又是朱托文怀沙之母出面疏通，才化解了难题。聂对朱心怀感激，写诗表明心意：“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获释后，周曾对别人讲：“我们老聂能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朱得知，气得当着聂的面对周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周说，“我讲不过你，”说完便去卫生间。聂乐滋滋对朱说：“她怕你。”过后，朱对章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太冤。”
关于聂的“犯罪，”戴曾对出狱不久的章说：“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当然，冤呀！”“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嘛。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当然，也冤呀！”“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真的有罪。”“为什么？”“因为他真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真的？”“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在以后的接触中，章发现，性情狷介的聂对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很刻毒，戴的话一点不假。聂敢于辱骂“副统帅，”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也与资历有关。聂不光是名作家，还是老革命，且“老”到比林彪读黄埔还早（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又同为湖北老乡。有如此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不肯去仰视和拥戴。在聂的眼里，林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和熟悉，可随时随地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
周到章家，往往一坐就是一天，每次李都留饭，由章的姐夫下厨烧菜。周吃完便夸道：“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聂回京后，周照常带菜，并改用大号铝饭盒塞得满满的。一次，李要出去买素什锦，竟找不到饭盒，问姑爷，得到的回答是：“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李常让姑爷陪同去看望聂，姑爷总是带着鲜鱼肉和蔬菜，做给聂伯伯品尝。守着满桌子可口菜肴，聂特别高兴，说道：“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此外，章家有红卫兵抄家时遗漏的清代宜兴茶壶。有天下午，李刚把茶壶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和朱就进了门。周见茶壶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李一听是给聂用，就让周挑一把，自然也让朱挑一把。事后，李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聂出狱后很想为李做些事，当知道李摔伤了胳膊，就要领她去找医生。李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中医。”“此人有名吗？”“此人大大地有名。”“他是谁？”“萧军。”李以为聂是开玩笑，便说“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得意地笑着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他们一起到什刹海附近的萧军住所。红光满面的萧听了聂的介绍，紧握李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聂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健硕无比的萧三下五除二，就把李的胳膊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恢复活动，召开五届一次会议。一直是市政协委员的李，却未接到会议通知。李来到聂家，说自己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对周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不善家务，也没有常年雇保姆，所以李一般不在聂家吃饭。但今天例外，李同意了。饭桌上，聂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同李干杯，然后送给李一首诗：“么女归才美，闲官罢更清。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酒杯当响碰，天马要空行。”听着听着，李想通了，认为聂说得对。三日后，聂将诗寄到章家。自此，李偶遇不快，便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章被释放回京，却尚未平反。一天上午，李要带女儿去认识一下聂。头天已备好熟食和水果，路上李叮嘱道，千万别谈论有关子女的事。原来聂和周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在聂出狱前一个月，海燕自杀，死因不明，小方因此被批斗，没几天也自杀了。周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很快病倒在床。半年过去，几位老大姐觉得瞒下去不对，再说聂也并非承受不了打击，于是让陈凤兮大姐找机会单独告诉他。讲者与听者眼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彻夜无眠，次日晨，周见聂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烟盒空了，地上一堆烟头，笔筒压着的薛涛纸上是一首七律诗。在聂心里，始终藏着女儿自杀之谜。周把家从地安门附近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回到京城的聂，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十八元生活费。他不安于这种身份和生活，便给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被抓与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全国政协秘书长齐燕铭。齐向邓汇报了聂“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听后怒道：“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立即派人，给聂送去二百元营养费，接着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约七、八千元现金如数退还。聂单薄、瘦削，行走和坐立体态都前倾，背微驼，在文人派头里有鄙夷一切的气质，犹如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即使面对客人，聂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的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他正眼看人时目光坦白而敏锐，仿佛能洞穿你的胸膛直达心底。章向他浅浅鞠躬问候。李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聂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是的。”“你在那里做什么？”“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我没有怎么劳动。”章告诉聂，“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见过你。那时餐厅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大笑。章又说：“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不好？’”聂又是大笑，并夸章记性好。囚服去身，阳光重沐，可聂的情绪并不好。李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未参加谈话，不一会儿，过来对李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周刚出门，聂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还是监狱好”李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聂说：“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应相依为命。可当我读到海燕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也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李看过海燕遗嘱，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聂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李一时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章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定要留母女俩吃午饭。章最先把饭吃完，欠身向聂伯伯致谢。聂抬起头望望章，笑了，继而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指着周说：“不要谢我，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李说，“你不会永远拿十八块。”饭毕，母女俩即告辞。一路默然许久，李才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章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京，夫妻俩按李的嘱咐，带着糖果去看望聂。来开门的是聂，周不在家。坐下后，聂得知唐在川剧团搞器乐，便不再同他聊，很快与章谈论起监狱话题。聂问章，“你对坐牢有什么体会？”章说，“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聂听章说这不过是表面现象，便有兴致地问道：“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章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聂笑着问：“你告过密吗？”章答：“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什么后果？”“把人给毙了。”聂忽然发现没有沏茶，立刻起身趿拉着鞋，边沏茶，边道歉。（以下举例详谈略。）聂说，“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说这话的时候，聂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目光流溢而出。他仰着头，看嘴里冒出的烟雾飘动着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谴责犹大，而放过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会对犹大下手。”章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聂觉得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我们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社会特征吧。”“文革中我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文革给中国的很多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然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章怕聂联想起海燕，便扯开话题，问聂的狱中生活。聂说，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章好。书主要是看《资本论》，有鱼跃于渊之乐，一共读了十七遍，一直看到被放出来。章大为吃惊，说：“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算你说对了。”聂很欣赏章这个比喻，说：“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聂伯伯，你读《资本论》十七遍之后，有什么感想？”“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章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1960、61年的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他很反感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章和唐告辞。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突发急性胰腺炎，死在章怀里。章参加了唐追悼仪式和自己的平反大会后，从四川回京。次日清早，周就来章家，一踏进门就哭着对章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章似乎已麻木，怔怔地望着周出神。周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
1979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前，社会上就传言“19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戴到章家传信儿和给看过用原珠笔复写的文件之后，还要去告诉聂。几小时后，戴回到章家，兴奋之色一扫而空，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老聂不看，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李认为，聂的话不是针对戴的。章却想到，聂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1979年10月，将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各显神通。对此，聂表现得十分冷淡。周告诉李：“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李接到周的电话，说：“老聂正式接到开会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让章用一、两天时间，帮助织补华达呢风衣上被虫子咬的几个洞，再烫平整。章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周肯定不满意。李称赞女儿说：“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文代会结束后，周到章家对章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周转脸儿对李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李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没去会场，所有工夫都用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为歌颂领袖，我们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聂说上述那些话的神情，一定是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惟有透过文学帷幕方能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病了，病得住进了医院。李买了许多补品，约了朱、陈一起到邮电医院去探视。聂见到几位大姐，非常高兴。趁周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李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李知道周和朱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和朱也附和着李的观点。聂沉默了。
80年代以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80年代起，周不再常到章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李也很少再去新源里，她对章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但朋友数次传来的消息，却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而是老聂脾气越来越坏，常对周发火，整天躺在床上，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李越听越不放心了，就请朱、陈过去看望老聂。
第二天下午，朱就来到章家，对李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李问朱：“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问了。”“他说了吗？”“说了。”爽快的朱忽然停顿下来。李追问道，“怎么啦？老朱。”朱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有三顶。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李惊骇不已，朝朱伸开手掌，仿佛要阻止那个消息的到来。朱压底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问剩下的关系是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李脸色惨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对朱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告诉李：“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犹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章曾问聂：“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我爱金圣叹。”“除此以外呢？”“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晚年的聂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肃，冬凋。出狱后的聂绀弩，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都要送给李和章。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是《北京日报》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译，和聂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去世后，陈六十岁学筝，七十岁练书法，八十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每有新作，必请陈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的心血。难怪李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陈是聂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立即托陈送来诗集。李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章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章的姐姐）一本吗？’”据陈说：“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一生的散放状态。”聂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弃这种关注。聂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耳朵里，他笑笑罢了。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问道：“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黑云飞扬，忿极的聂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公道说来，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的。看那评语：“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戴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到章家的次数越来越少。1983年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突然不请自来。几句寒暄之后，戴脸上泛出羞涩说，“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什么事？”“入党。”“共产党？”“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李不再说什么，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戴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戴接着表示“还要告诉老聂。”聂在弄清戴的来意后，激动异常。戴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
戴曾对章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他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出狱后，每逢他的生日（夏历除夕），李和陈、朱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高高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日。这一天，聂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章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也是必来的。没几年，李便渐渐感觉到，周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给章家上等的活螃蟹，李连忙给周打电话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客气话也没有。李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朱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李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象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色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
这一年，临近聂的生日。周打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身体不大好，生日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一向温良忍让的李愤愤地说：“受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李不再去聂家，后来索性与周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没过多久，周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位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着实吓坏了周，便直奔我家。李答应她，去吃西餐。一周后，大家在西单民族饭店西餐厅聚会。周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高贵的陈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并偷偷地对李说：“菜点得再贵，钱也花不完。要花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兴奋，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阳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李脸红红的，和陈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带话给聂，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满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虚岁八十。李带女儿先去崇文门新侨饭店拿预订的大蛋糕，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走进聂的房间时，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朝生面孔点头后便对聂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的房间，坐下，见房间一角已堆着许多蛋糕。随即聂跟进来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可不到一刻钟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戴，把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章欢呼着跑进聂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李拉着周的手，让她挨着聂坐好，然后对章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李和女儿最后离去。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80岁生日的正日子。清晨，聂吃罢早饭，没有象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让周把写字台收拾出来，又让她找出宣纸，说要各抄一份诗送给三位大姐，留做纪念。“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送到章家。她对李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李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章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李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两、三年时间里，周多次打来电话，均是请李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在此期间，周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病逝，李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消息的。她在等，等周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章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司机告诉章，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章问：“谁的追悼会？”司机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李得知这一消息，眼圈立刻红了。次日下午，沉默一天的李像是自语，又像在对章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李对聂的死仍难释怀，便问陈。陈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朱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章诒和2003年2月初稿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选摘：
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历除夕）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县立高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运动，离职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
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著作三十一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宫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后称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曾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往事并不如烟》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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