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屈原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似更确切 |
作者：紫竹公 作于：2007-12-21 10:23:29 访问：155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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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屈原为“伟大的人民诗人”似更确切
宋定国
屈原（约前339～278年）留给我们许多不朽的诗赋之作，尤以《离骚》、《天问》、《九歌》等最为著称。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所塑造的众神的形象栩栩如生。大量的人神恋歌，表现了屈原对自然，对人生的挚爱。
《天问》是以向苍天一连串的诘问，所铸就的富有深刻哲理和蕴义的，奇崛而瑰丽的诗篇。172个追问，层层递进、刨根究底，涉及天道、地道和人道所有领域。借问难以泄愤而抒情，借问难以讽谏而言志，借问难以探索而求真。集情感抒发、心志表达、理性探索三者于一体，表现了屈子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路漫修远”、“上下求索”的执着精神，是两千多年来所仅见的融情、志、理于一体的，深富哲理的抒情诗。
172个拷问，既凝聚着屈原对前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承继，更喷发着他于离愁忧思中所积聚的思考和疑问。在天命观念和各种迷信笼罩社会的氛围中，屈原自身也同样遭受着各种精神上的束缚，但作为善于思考和不懈探索的智者，他向传统和世俗观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质疑和拷问，倾泻了对楚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以迷信误国的愤懑，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审视。其拷问之广远，哲理之深邃，不仅在楚辞中耀眼夺目，而且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奇芭。
《离骚》则以极富开创性的浪漫主义文笔，抒发了其美好的政治抱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迄今所见，最长的一首富有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这样的用人理想，别说在君王独尊、等级森严、特权凝固的战国时期，即使在尔后两千多年的今天的21世纪初，不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未能很好实现。我国政府尽管三令五申地制定、颁布关于“举贤任能”的干部政策和措施，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见小人结帮之蝇营狗苟兮，笑螃蟹之横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度下尚且如此，就更可想两千多年前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制度下是个什么样子了！所以，屈原的“美政”理想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背离，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必然碰壁的厄运。他的人生悲剧正根源于此。至于张仪的连横离间，子兰、靳尚、郑袖之流的妒忌、谗陷，不过是他悲惨命运的导火索和催化剂罢了。而屈原的诗赋所表现出来的旷世奇才，尤其是奇崛、豪放的才思，又正好与他作为政治家的角色相抵牾，成为他在政治舞台上必然遭遇悲剧命运的，自身秉性上的根由。就像他以后一千多年的李白，毫不容易碰上一次腾达的机会，由于其放荡不羁的秉性让高力士脱靴，从而顷刻之间便把政治前途断送一样。虽然屈子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没有后世李白那样的放荡不羁，但他诗赋家的较真和秉笔直书的秉性所促成的直谏，实质上与李白让高力士脱靴是一样的。所以，尽管他年轻时也曾一度得志，受到楚怀王的信用，但秉性和才华与政治角色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注定了他“好景不长”的悲惨结局。从素质与角色关系的角度讲，诗赋家（当然也包括学问家）的秉性在本质上是与政治家相抵牾的。所以，就一般而言，诗赋家在仕途上是不可能得志的，即使得志也不可能久远。诗赋家只能成为失败的政治家，因此，把屈原称为“杰出的政治家”不符合史实。在诗赋家者流中，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不过，当诗赋家成为杰出的政治家时，他那诗赋家的秉性必然扭曲、沦丧；否则，那他就只能是握有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而这种人的诗赋家的秉性一旦表现在决策中，则往往表现出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背离，不是导致个人身败名裂、国破家亡，就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悲剧性的灾难。
屈原死后一直被历代誉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备受赞颂，其投江的日子农历五月初五也被誉为“端午节”，而受到历代的重视和纪念。屈原的爱国精神，确实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代炎黄子孙、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其作用也就愈加明显。
然而，对于屈原的“爱国精神”，我倒觉得应该做点儿具体分析。站在楚国的立场上，对屈原这样地尊奉和纪念自然是非常正确的。如司马迁在为屈原作传时所云：“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位忠君报国且在内政外交均多建树的年轻有为官员，“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当踌躇满志地为王室“导先路”，“专惟君而无他”之际，却遭妒忌、谗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先是由左徒贬为三闾大夫，继而一再遭逐，虽历尽坎坷却始终“虽九死而犹未悔”，抱定“怀沙”殉国之志，并在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后，以身许国，确实体现了对楚国致死不悔的热爱！
但是，联系当时列国纷争的局面，楚国不过是七雄割据中的一个，而百家诸子、各种人才又多在列国之间奔走、游说，以达到施展其抱负和才干之目的。不仅兵家、纵横家如此，就是墨、儒等家也不乏其人。与他们相比，屈原是不是太狭隘、愚拙了呢？不能突破狭隘的以出生国为祖国的观念，而以包括七雄在内的诸国为祖国，此为我认其为愚拙者之一也。
既然自己“专惟君而无他”，竭忠尽智，殚精竭虑，坦言直谏，却落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贬后又遭逐，昏庸的怀王最终也落入秦国圈套，客死他乡，倾襄王即位后依然不记前辙之鉴，眼巴巴地见报国无门却仍旧抱着“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心理，依然直谏，结果一再被逐。眼看自己的国家已经无望，尽管也曾认真地考虑出走别国施展抱负，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而消极自沉。以其聪明才智，却连“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都不解，且优柔寡断，为腐败的王庭殉身！此为我认其为愚拙者之二也。
其三，明知自己作为诗赋家的秉性与政治、仕途格格不入，却非要在仕途上钻营，岂不更愚拙了吗！既然自己的忠心不被承认，既然自己一再被贬遭逐，而自己又爱好诗赋，何不干脆趁此机会把流放当漫游，纵情于山水之间，吟颂抒怀，引亢高歌！？何必空发牢骚，徒伤身心？更何必为区区一隅之楚国和昏庸无能的君王而投江呢！
我在1993年游览屈原故里姊归屈原祠时，曾作一首小诗，其中这样写道——
秭归屈子祠，再址又临徙。人云像屈子，生前三遭逐。
背靠葫芦城（1），面对江流滚。风雨千年后，英魂仍凌云。
人夸报国志，我赞高手笔。昏王何劳报？诗赋泣鬼神！
楚国本一隅，何苦枉屈尊？神州版图大，何不效仪秦！（2）
山河多秀美，既逐当歌吟。纵情山水间，何苦投江殉？
投江增身价，良苦帝王心：忠君要痴迷，宁死不负君！
才思高八斗，胸襟欠开阔。若是李太白，决不投汨罗！
我非责英魂，自知时境迁。人事各个殊，岂可强求全！
屈子乃屈子，李白是李白。屈赋日月悬（3），李诗千古传。
郢都早湮没，王宫无蛛痕。功名本粪土，佳作传古今。
屈原的愚拙是明摆着的，可为什么一直受到历代的尊崇呢？
历代的君王之所以尊崇他，正是因为看中了他“忠君要痴迷，宁死不负君”的利用价值。愚拙所导致的这种愚忠，是历代统治者最需要的。
而历代的人民之所以尊崇他，一则自然主要与受了历代统治者的宣传有关，二则也与从屈原的诗赋中看到了他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有关；屈原虽然愚拙、愚忠，但在他的诗赋中，还是倾诉了对昏庸的王室和腐败政治的无情针砭，强烈痛恨，繁复抱怨，以及对劳动人民和自然山川的热爱和眷恋。从高位跌落后的长期流放生活，使他扎根于劳苦大众的肥田沃土之中，得以生存，汲取营养，既铸造了他与劳苦大众的血肉联系，又成就了他反映人民心声的诗赋家的品格和素质。
仕途上的坎坷和不幸，往往是成就伟大作家和诗人的肥田沃土，而屈原的不幸却为中华文化成就了一位不同凡响的诗坛巨匠，却又是中华文化之大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称屈原为“伟大的人民诗人”比“伟大的爱国诗人”似更确切，更富有教益。
（摘自鄙人尚待出版新著《国学探疑》，此为首发）
自注：
（1）“葫芦城”，秭归城墙，在江轮上看呈倒悬的亚葫芦形象。自然，新“三峡大坝”蓄水后已经看不清了。
（2）“仪秦”，系指纵横家张仪和苏秦。
（3）“屈赋”，借用李白诗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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