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玉果真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吗 |
作者：紫竹公 作于：2007-12-19 15:21:23 访问：21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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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果真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吗
宋定国
如果说屈原生前不幸的话，那他死后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享受了古代文坛诗人少有的殊荣和尊崇。
相比之下，宋玉就比他不幸多了！
宋玉生前不幸，死后依然不幸。
宋玉生前既未像屈原那样春风得意过，只谋得一个小小的文学侍从位置，想不到也遭人嫉妒，不久失职，并被放逐到云梦之田，从此落魄终生。宋玉大半生挣扎在社会的底层，与普通百姓生死与共，创造了那么多的优美诗赋，却长期被埋没或被移花接木。就是他死后曾经为人缅怀的“宋玉墓”，竟也在风雨的侵蚀下渐渐把关键的一“点”剥蚀，长期被误作“宋王墓”。
更加不幸的是，他的本来与屈赋相提并论的“屈宋”名望，竟在20世纪中叶由于郭沫若的剧作《屈原》，把他贬斥为“没有骨气的文人”，出卖老师屈原而投靠南后的“卖师求荣的叛徒”，而被剥夺并蒙受辱骂。郭沫若《屈原》一剧中所捏造的宋玉卑躬屈节的小人形象，在大、中学生和一代代年轻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影响很坏。
由于自己从小喜欢诗词，对李白、杜甫等充满了崇敬，当第一次看到宋玉这个本族人的名字时，便禁不住一振，可是听了老师的介绍，特别是当看到郭沫若的《屈原》戏剧后，便大失所望，嗟叹不已。
在学生时代，对作为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郭老我很崇敬，以为尽管历史剧可以不必完全拘泥于史实，但也需尊重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最起码的历史真实，因而觉得既然出自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之笔下，也总该确有实据。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位本族名人的品格和声誉，长期受到郭老笔下形象的影响而不怀好感。
然而，当“权势真理”时代所播下的浓重阴霾散去之后，伴随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时代的到来，在诸多学人的一致拷问和厘定下，宋玉的真实人格和作品才得以回复其真容、本相。我终于释解了积压在心中的郁结，为有位这样的本族先辈诗赋家而自豪了！
宋玉，字子渊，号鹿溪子，楚国鄢郢即今湖北省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人。大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卒于楚被秦灭亡之时（前222年），寿约76岁。据《安福县志•外纪•流寓》载：“周宋玉，归州人，屈原弟子，悯其师忠而放逐，作《九辩》五首，以述其志，又怜师命将落，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寿命。与景差、唐勒并称。客仕楚为大夫。尝居于邑，有城与庙，及看花山，放舟湖诸迹，后殁葬邑之浴溪河南岸。”
宋玉出身贫寒，因儒雅风流，长于词赋，到京邑后在友人推荐下谋得一个小小的文学侍从官职，却因遭嫉妒而不久失职，并被放逐到云梦之田，时约30岁。虽飘泊异乡，备尝艰辛，但性洁志坚，吟诗述怀，在看花山上写下长篇抒情诗《九辩》，借以抒发“失职而志不平”，和“无衣裘以御冬兮”的遭际。
秦兵攻破楚都后，宋玉于兵荒马乱中死去。看花山麓的老百姓和他的友人、学生替他举办了简单的丧事。后来又为他立碑。但经岁月烟尘的剥蚀，宋玉的“玉”字之一点竟也模糊难辨，致使人长期把宋玉墓误为“宋王墓”，至六朝时一首“黄花鱼儿歌”，才道出了真情——
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
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
只道朝宋王，谁道朝宋玉。
直到晚唐时，在宏文馆作校书郎的澧州籍诗人李群玉游历宋玉墓后才辨明真伪，写下了“雨蚀玉文旁没点，至今错认宋王坟”的诗句。至此，宋玉墓葬于澧州道水河畔之谜才解开疑团。
此后，经唐、宋、元、明几代，宋玉墓又渐渐埋没于草莽而无人问津。直到清咸丰年间，安福巨富蒋光业等以“助军饷”事闻名全国，蒋氏家族被封官进爵，盛极一时，遂与当时湘之中上层官吏联络，附庸风雅，掀起一股纪念屈、宋的高潮，并编纂一部《白雪初唱集》。安福境内的乡绅由蒋明试等人牵头，捐资重新为宋玉墓培坟竖碑，修建宋玉庙，并于庙侧建“九辩书院”以激励后学，贡生辛登岸写有《九辩书院记》以记其事。一时，澧州一带不少官吏、文人学土写诗抒怀，后来。这些诗文大都收入《安福县志•艺文》中。
宋玉生前穷困潦倒，但他给中国文坛留下了许多精品之作。
据诸多人士考证，宋玉留传于世的赋，现存14篇：《九辩》、《招魂》（见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见肖统：《昭明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见无名氏：《古文苑》）和《高唐对》（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
宋玉的诗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独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等赋时，尚摹仿宋玉之《高唐赋》。
刘绍说：“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李白说：“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
杜甫有诗赞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窍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晚唐李群玉自称：“宗师屈宋”。
宋代欧阳修甚至说道：“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
明代陈第在《屈原古音义》中写道：“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讽刺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亚流也”。
王夫之评价说：“故嗣三闾之音者，唯（宋）玉一人而已”等等。
中国文坛上历来以“屈宋”并称，历代文苑泰斗无不被宋玉的人品才干所折服，且把他尊为师表，引为楷模。
尽管宋玉的墓地曾长期遭冷落，他的诗赋之作也有的长期被张冠李戴，但其诗名则在中华诗坛久享盛誉。
实在意想不到的是，以历史学和考古学家著称的郭沫若，却于1942年在剧本《屈原》中，竟把宋玉贬斥成“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背叛屈原投靠南后的“卖师求荣的叛徒”、“无耻小人”。
从迄今留存的宋玉作品和相关史料看，宋玉并未有过薄德求荣之迹，他同屈原的关系虽然尚需厘定，但可以肯定，他不但没有投靠南后“卖师求荣”，而且连屈原的官职和荣耀都不曾享有过，就遭到了放逐。两千多年来，历代文苑名家也从未对他有过这方面的微词。《襄阳耆旧记》（卷一）载：“……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由憎恨屈原而憎恨被“美其才”的宋玉，其中是否蕴涵宋玉遭遇同屈原一样命运的缘由呢！？由此也可断定宋玉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
郭沫若对宋玉的贬斥查无史据。
就一般而论，一出戏的影响不一定会有多大。但出自大名鼎鼎的史学家、考古学家，且在中国文坛久副盛名的郭沫若笔下的剧作，而且又值抗日时期，其影响就非同一般了！而当其身居高位之后，集诸多学衔和官衔于一身，其《屈原》剧的继续公演，影象自然就更大了！
《屈原》剧本发表和剧目公演后，一顶顶“没有骨气的文人”、“卖师求荣的可耻叛徒”等帽子，便一下都牢牢地被扣在了宋玉的头上！
郭沫若是玷污宋玉盛名的始作俑者。
因政治需要任意地杜撰和编造，而不顾历史的起码真实，是郭沫若步入政坛尤其是身居高位后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郭沫若在《屈原》剧作中对宋玉的歪曲，文化界的有识正直之士曾根据史料予以质驳，而在1953年9月，郭沫若在回应文章中也曾说过：“在重庆时，用宋玉来影射变节而投降到国民党的文人”。这样的解释尚情由可原，但不久郭沫若却不再这样解释，反而以《关于宋玉》为题专门撰文反驳批评者。这就意味着他在《屈原》一剧中对宋玉形象的塑造，不是一般剧作家的艺术创造和敷衍，而是出于对宋玉的历史真实的确认。对《关于宋玉》一文的断章取义和强词夺理，已经有诸多学者予以批驳，兹不赘述。在这里，我只是指出：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作学问和撰文时，已经失去他早年作为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品格了！联系到文化界的一次接一次的“批判”运动，和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日益升级，无论是批判“胡适派”、“胡风反革命集团”，还是“反右斗争”，郭沫若都是步步紧跟，积极“投入”；1958年“大跃进”面对小麦亩产三万斤、五万斤的“浮夸风”，郭沫若连续赋诗张扬；当眼巴巴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要烧到自己头上时，则又赶紧发表“焚书声明”，称：“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后来又“以阶级斗争为纲”专门撰写、出版《李白与杜甫》，把杜甫划成“地主阶级”而极力贬斥，并针对杜甫等尊崇屈、宋而无情鞭笞：“以宋玉为师的人对于屈原不大满意，这正是地主阶级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如此等等，岂不发人深省：一个早年才华横溢的文坛多面手，到新中国成立后竟晚节未葆，难道是偶然的吗！
“没有骨气的文人”不是宋玉，而恰恰是郭沫若自己！从建国初期的文化界的“大批判”开始就被吓破了胆的郭沫若，正是为了保住既得的官职和俸禄，完全失掉了他在抗日时期还保留着的文化斗士的锋芒，失掉了中华学人本有的良知、气节和风骨，一遇到稍微的风吹草动，便立刻束手就范，举旗投降！他由此而一次次躲过劫难，保住乌纱，得以保全肉体、颐养天年，然而却因此失掉名节，落得晚节未葆的结局。
一个不惜歪曲史实而硬要把“没有骨气的文人”的帽子戴在宋玉头上，借以“影射变节而投降”分子的人，自己到晚年却自觉地戴上了这顶帽子！这其中的蹊跷，很值得人们去思考，探究！
我在2006年4月25日参观郭沫若故居时，写下一篇观感——
风流才子傲学林，自由驰骋诵女神。纵横捭阖冲学藩，风云叱咤振国魂。
官品升高人品降，人品跌落文品曲。晚节未葆究缘何，留待后人细别甄。
（摘自鄙人尚待出版的新著《国学探疑》，此为首发）
责任编辑：红色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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