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柿小院与老舍的割舍（下） |
作者：闻舞 作于：2007-12-17 9:06:48 访问：16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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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赴死？绝非因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自沉在那个方向。昆明湖距离王国维身前就职的清华学堂近一些，皇家园林风光与其享得的学者盛名似乎更匹配，他属于那个梳辫子的朝代，而老舍则属于人民，奔的是母亲，奔的是童年、少年和青年的故里。自1932年起，母亲在他购买的西直门附近观音庵胡同一所房子里颐养10年，而太平湖与那里仅隔着城墙和护城河，可谓离母亲最近，回归母亲最把握。
老舍千割舍万割舍，最割舍不掉的是母亲和北京。前者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天资、性格、抚养和遭际；后者给了他底工，给了他恩人、母校、市井和见识。母亲和北京，在他心目中都是他所爱的祖国的具象。尽管劳苦一生的母亲已长眠地下，仅有慈善印象珍存于脑海，他仍要选定离母亲晚年最近的水面，去追寻母亲爱清洁守秩序等习惯，不再做有色有香失去根的花草。同样，他归根的落叶，必然粘合于京城西北阜成门与德胜门之间那块地方，那里寄托有音乐与图画般的爱呀，是他奔放的心灵能够安睡的摇篮。
正当烦闷的盛夏，老舍在前往太平湖公园的路上，虽多半段路程是换乘公交车，但依然难免出一身透汗。他拄着拐杖步行时大概会想到，可惜了夏天后面的秋天，那种金风送爽的日子，本该还有十个八个，至少也有五个年头尽情享受吧？
北京的秋天，在老舍心目中“便是天堂。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至于“小白梨与大白海棠，恐怕就是乐园中的禁果吧，连亚当与夏娃见了，也必滴下口水来！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梁红的螃蟹刚好下市，而良乡栗子也香闻十里。论花草，菊花种类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红叶可见，北海可以划船——虽然荷花已残，荷叶可还有一片清香。”(老舍《住的梦》）可那一年的秋天境况将如何？眼下嘈杂的局面几时能罢休？
对于有平民意识的伟大作家来说，与其不能正常思考写作，与其胡编乱造脱离实际的东西，与其让伤疤成为面对群众的标记，或者像植物人一样神经麻木地生活，无疑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当老舍一整天面对湖水独坐，纹丝不动，一件件彻底清理萦怀往事的时候，绝不会再为惧怕死亡犹豫，而是最后一次思考：为什么人民已当家做主的国家，会发动这么一场破坏文化与文物的运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文艺创作天地为什么越来越狭窄？身为中国文联及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为无力摆脱文化事业的困境感到极度悲哀，除了死谏，找不到任何一种办法去阻拦祸患蔓延。
形势的逼迫使他确有赴死的准备，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刚离开医院的次日，就在动乱中主动站出来叫人家揪走，丝毫不躲避迟早要来的批斗，而且在一日里蒙受两次毒打后，照常不失尊严地回答衅问。又一次毒打袭来，加重了他的伤势，他竟然高昂起血迹斑斑的头颅，怒视着无知的卤莽人群，拒不低头，并用尽身上不多的力气，摔掉了让他举着的黑牌子，任拳头腰带继续来疯狂抽打。他要与不合理的命运作殊死的抗争，而绝不是苟活。面对难以消解的祸患，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搞清楚，那位当日提出按“现行反革命，”把老舍交给专政机关法办的人，究竟是动用了哪一粒善良的脑细胞。他对上纲上线精神掌握得倒不错，以至取代老舍，成为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的主要负责人。而老舍被送进派出所之后，遭受了持续到深夜的第四次轮番毒打。“就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人民莫名其妙地、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喜爱的，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的作家。”（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老舍在太平湖公园里从上午开始，一直静坐到午夜，可以想见他最终的割舍是多么艰难。他觉得必须履行死谏的诺言。他也渴望获得继续创作的机会。前者只有死，才能达到；后者只有生，才有可能。他终于咬紧牙关，刻断了这个矛盾的情结，下定决心“舍予。”当黑漆漆的夜幕降临，他才最后抛弃了无法维护自尊的制服，看破世道曲折的眼镜，失掉创作自由的钢笔和辅助病躯行走的手杖，从桥上坠有重物跳入湖水死谏。
老舍选择的地点一时无人能找到，派人寻找他的周总理，得到的已经是他的死讯。他是应周总理邀请回国，并被周总理确认为对新生政权帮助最大的作家，出现这样悲惨的后果，周总理的心理感应自然是最强烈的。周总理痛心地喊道，叫我怎么向人民交代！据说到“文革”后期，已经住院治疗的周总理，曾特意在老舍忌日这一天，到他所能去的北海边祭悼老舍。
紧随那个盛夏而来的突变的秋天，对于老舍来说还哪里是天堂，它变得异常陌生，异常冷漠。市文联在他辞世次日下午，认定他属于“自绝于人民。”当夜火葬场工作人员告诉办手续的舒乙，不能保留骨灰的老舍，是已故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里的第一位。而对于建国前后的中国所有作家来说，也错过了惟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当评委会核实了老舍去世的消息后，把即将颁发给老舍的奖项，转授给了一位日本作家。恐怕老舍在天之灵得知如此信息，也不会改变初衷另作回答：“乃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老舍《诗人》）
关于老舍投水而死，有的人因老舍在抗战期间就表示过，宁可投嘉陵江而死，也不做亡国奴，而且在小说《四世同堂》中，为主角祁天佑安排了投湖命运，就推断老舍不能寿终正寝，必然以投水方式结束性命。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宿命论观点，看似合理，实则不够辨证。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不假，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很重要。如果没有“文革”初期的非人道专横，就不会有太平湖里那么多的冤魂。
余秋雨认为：老舍“不太懂得他所欢呼的当时社会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那些没有他的文化理念这么纯粹，”“他是把自己的纯粹，放到了一个不纯粹的外在事物当中，产生了对自己巨大的伤害。”“所以，当‘文革’来的时候，不是让他进一步看到了政治结构的不好，而是让他进一步看到了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化理念王国的崩溃。”“这个绝望和他以前比较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傅光明《生命与创作》第49页）
要知道，老舍性格中有烈性、勇敢的一面，做人做事有基本的宗旨和界限。“乃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而且“哀莫大于心死，”那才足以让老舍想到舍生取义。当他寓居的山东和故乡北平被日伪势力统治，半个中国沦陷于侵略者铁蹄之下，他并没有投水自尽，也没有苟且偷安，因为国家还有半壁江山依靠，“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顽强抗战，他依然能尽文艺界小卒的职责，并以抱病之躯坚持奔走和创作。解放后的反右扩大化也触动过他的神经，朦朦胧胧中他也有违心言行，但毕竟未至于让他废止工作，所以那段时间他忧虑还不算深。倘若没有噪音阵阵的“文革，”使他感到活下去已不如死谏更有人生价值，我们不会那么早就失去这位世界级大作家。
作为中国尤其是北京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老舍的死谏，反应非同寻常。被发现后的“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一位日本作家仅见过老舍一面，印象却很深刻。他表述道，“说不定我永远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先生那慈祥的面容，柔和的嗓音，却依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近来看着看着报纸，有时就觉得非相信这个风闻不可了。”（水上勉1967年《蟋蟀葫芦》）
老舍的骨灰盒里仅有眼镜和笔，但按照巴金的说法，“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每一个热爱文艺的人，还应该听得到那段历史的回声：他已经为旧社会百姓的艰难吶喊过，可翻身解放的人们，为什么连出身贫寒的他也不放过？他已经为新生政权歌功颂德，可长在红旗下的后生，为什么要批斗“人民艺术家”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准许的范围内，谁忍心让又一副眼镜看见世道的曲折，让又一支笔失去文艺创作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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