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柿小院与老舍的割舍（中） |
作者：闻舞 作于：2007-12-5 22:13:09 访问：314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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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老舍先生忍痛割舍的，何止是“丹柿小院，”何止是同夫人、儿女日月相伴的家园！曾牵肠挂肚的文联工作，情趣相投的文朋艺友，来往密切的亲戚邻居，闻名中外的一生杰作，还有那半部《正红旗下》和腹稿待陈的其他长篇小说，都在他走出“丹柿小院”的刹那，快刀斩乱麻一般决意永别了。
目前，维持原状的“正房明间和西次间是客厅，东次间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画室兼卧室，西耳房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已改装为陈列室的“三间东房原来是厨房和餐厅，三间西房是老舍女儿们的住房。”（王红英、郝亚钟《老舍纪念馆》第33页）我走进东厢房右间展室，见顶棚有射灯，光线明亮而不失柔和。墙上以“走进老舍的世界“为题，布满老舍照片与经历简介，粗略浏览一遍，觉得原来见过的照片都格外亲切，属于全人类的老舍，也有属于我内心缅怀的一份。解说词写得委实不错，文笔流畅且蕴含情调，我默念片刻，竟信口读出声来。恰在此时，郝亚钟先生赶来，说见您有兴致，想为您顺序解说一下。我回说那当然好，可是您，太辛苦啦。他依然微笑，说不论人多人少，只要关注老舍，我们都一样服务。
好在已匆匆转过一圈儿的同伴，也被吸引过来，接着又跟进另一位访客。总共面向三人，郝亚钟先生就从东厢房讲到西厢房，从正房东次间介绍到西耳房，首尾连贯，声情并茂，把老舍先生的履历和家居生活，简明扼要地讲解一遍。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在有些人因物欲迷茫的市场经济初期，对纪念馆的事业多么执著，对老舍的创作生涯多么敬重，对顾客多么富有爱心！我钦佩他踏实的工作作风，希望能留得一张与他的合影。他丝毫不犹豫，马上答道可以。于是，我们以客厅、书房外那株往日更靠近老舍的“丹柿”为背景，让树冠上那些满怀思念的绿莹莹“书简，”通过“小院”守成者和拜望者的镜头，向遥远的天堂寄发。
老舍先生活着时，院落虽小，来客却不少，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文艺界等各方人士自不用说。来者都受尊重，都能满足谈兴，都来了这回惦记着下回。据说，每年正月初一，熬了一夜的老舍儿女都不能如愿睡觉，因为早晨七点钟一到，相声大师侯宝林会准时来敲门，给赋予相声以新意，使相声演员不再失业的老舍拜年。连周总理也三次亲临“丹柿小院，”同抗战时期的老友、惟一的“人民艺术家”促膝长谈，还品评过女主人仓促间的厨艺，说同他夫人“小超”一样，都不太会炒菜。
在不大不小的客厅里，建国初期一度囊中羞涩的齐白石等大画家，有老舍欣赏其作品并资助给润笔钱；《茶馆》演员听老舍朗诵剧中对话后，能索取到短缺好烟拿回去过瘾；《小二黑结婚》的作者赵树理曾敞开嗓门儿，拍着大腿高唱家乡戏上党梆子；京城中青年作家滋润过老舍别致的幽默后，还可领略他创作功夫所依托的通达才艺。历史不会否认，这个客厅是北京画院的发端，是北京人艺高超表演的后台，是北京作家和艺术家的沙龙，是北京后续创作力量的撑杆。
在陈列室靠墙摆放的玻璃柜里，展有老舍手稿和国内外各种版本的小说。不过，本是老舍女儿“领地”的西厢房，若能同时展出老舍当年为女儿买的那些“漂亮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娃娃，苗条的、金发长辫子的波兰娃娃，金发短辫、穿着民族服装的捷克娃娃，尖帽大肚的俄国小丑娃娃以及整块木头旋成的日本娃娃，” （舒立《回忆父亲老舍》）该有多好。不知被老舍起过外号的女儿小学同学“苏大脚”和“小眼镜，”近几年是否来重温了“过家家”的童趣，是否记得小学毕业那天老舍的问话：“学校除了发毕业证书外，没给你们发洋娃娃吗？”
据说，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格外兴奋于找到了大姐和三姐，他感念婴儿时大姐的救命之恩，不忘三姐分担母亲劳苦的往事，频频地请她们到饭店换口味。老舍也曾在院子里摆下桌椅，同街坊邻居们边喝茶边聊天，他珍视胡同里的平等相处，与普通百姓保持着鱼水关系，继续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他这种对穷人的天生的悲天悯人，天生的这种人道，天生的这种同情，是他血液里的东西。这个可能是理解老舍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舒乙《老舍的内心世界》）
那间镶有壁柜的书房，就是《龙须沟》、《茶馆》、《方珍珠》、《西望长安》等20多部话剧诞生的母体。还有若干“京剧、曲剧、大鼓、相声、单弦、太平书、太平歌词、河南坠子、电影剧本、歌剧”（舒乙《观察老舍》）等等名目繁多的戏剧、曲艺作品，也与那些话剧是一母同胞。就文艺创作来看，建国前的老舍基本在做小说家，建国后的老舍基本在做戏剧家，而如果不是小说和话剧影响格外深远，老舍仅凭散文就能进入著名作家行列。我从孙杰编的《大智若愚》一书中，不光欣赏到老舍散文的优美和幽默，还更多地感悟到里面的纯真和艰辛。“一个满族的穷人，什么都会，这个人一旦掌握了文字技巧，不得了，他会写出非常丰富的东西。所以你看老舍先生，在所有的中国作家当中，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是本事最大的一个。”（舒乙《老舍的内心世界》）
可惜呀，那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被迫中途搁笔，如果老舍能在创作出一系列话剧的书桌上持续写完，将加深人们对晚清满族人生活命运的了解，加深对老舍贫寒而竟有机运的身世的了解，可当时，他只能割舍掉对8万字手稿的情愫，割舍掉再以旧北京为背景创作三部历史小说的宏愿和腹稿，像已逝去的作家辞别未竟事业一样，统统将其置为身后带有缺憾的故事了。也许当初不从国外归来，或者像沈从文那样早日封笔，尚可另寻乐趣安身立命。可那还是信念纯净的老舍吗？那样能有崇高的称谓“人民艺术家”吗？沈从文毕竟在建国后连半部长篇小说手稿也不具有，那种于文学接近作闲的苦楚，除了巴金、曹禺，有几个人深切懂得？
责任编辑：孙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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