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继愈先生谈教育制度 |
作者：闻舞 作于：2007-11-13 11:28:56 访问：252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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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总结古代精神遗产作为一生追求，将“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当作处世原则并经常提及，撰写过《中国哲学史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新译》、《墨子与墨家》、《念旧企新》、《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等著作，主编了《中国哲学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哲学典》、《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道藏提要》等书籍，并领导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如今已90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2006年12月8日向《大家》栏目表示，关于教育，他有话要说。
身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任继愈先生，此前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我国教育现状一直忧心忡忡，认为人才选拔和成长乃国家当务之急。他在文津讲坛以“今天看科举制度”为题作演讲时指出：从隋唐开始以培养和选拔人才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其弊端主要出现在明清以后，而且弊病在于考题和所答内容，弄成了“八股，”而不在制度本身。明清以后的科举无本朝代思想，最初题目由四书五经里找一句或一段，以后出完了就搞截答题，用上句的半句和下句的开头凑出题目来考，于是题目就不通，答卷也做不通顺，终于把科举搞成摧残人才的制度。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提出反对党八股，科举因八股而臭了。
任继愈先生说，日本国土面积跟山东省差不多，人口比山东省多一点，除了阳光空气跟别国平均之外，它的资源很少，但经济能力则排世界第二。它富裕的原因在于科技，而科技的基础正是教育。我们国家若能把十三亿人口五分之一的智力发挥好的话，不愁超过日本。怎么发挥呢？关键是充分开发教育这个原动力。稍加对比看一下，我们是工业制造大国，却不是创造性工业大国，比如手机，我们产销很多，使摩托罗拉品牌覆盖整个世界，那是天津制造的，可我们只拿到加工费和工资，人家把大头拿走了。对这个问题，从上到下都觉察到了严重性，就是受制于人。我们卫星可以上天，但操作卫星能否避免干扰和黑客闯进？所以，自主产权非常重要。
任继愈先生饱含忧虑地阐述道：教育的途径本来有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种，可由于许多家长是双职工等诸多原因，现在家庭教育无力，社会教育也短缺，仅靠学校一条路，难免限制人才脱颖而出。一辈子从事教育，眼看着教育路子走得单一过窄，而且孩子们的负担也在空喊中减不下去。我们上中小学的孩子，是世界上课外阅读时间最少的孩子。不要以为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孩子们能拿回许多物理的化学的数学的金牌，就是有创造能力。按照数学家丘成桐的说法，那样的数学不会培养出人才来，那是培养快而准做题能力的，只不过是人家出题让你去解，你自己找不到题目，何谈能创造呢？咱们的教育方法不能使他创新，或者他有创新能力却施展不开，被分数卡得死死的。目前高考犹如指挥棒在指挥高中，同时高中指挥初中，初中指挥小学，甚至一直指挥到孩子学龄前的幼儿园，导致现在戴近视镜的比以往多得多。过去上学时都一个肩膀背书包，现在非两个肩膀不可，那书包掂量一下足有十好几斤。而且中考比高考负担还重，小学升初中除了分数之外，还要求拿其它证书，弄得有的孩子含着眼泪弹钢琴，真是残酷！鲁迅当年呼吁“救救孩子，”到现在还没得救，我看首先得救救教育！
任继愈先生说：英国的文官制度很先进，世界有名，英国人说是来自中国科举，而美国又是向英国学的。那么我国历代科举制度怎样呢？唐朝考诗赋文学，宋朝考议论时政，明清两朝考八股，目的都是以“求才为本，”考题无标准答案，以文章创造性地阐发主题。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后来名声不好，根源在于严格要求学生按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写作答题，走进了选拨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我国的科举考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也都确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可见这种制度有它的优势性。而且科举还有个好处，就是公平、严格。科举中犯了错误的那些官，营私舞弊重的要判死刑。连皇帝都看重这个事情，比如唐朝有个皇帝玄宗，因没有机会参加科举，很羡慕进士，于是就在宫殿的柱子上，写贡进士李某某。隋炀帝也好文学，也想过，我要是不当皇帝，考科举也能考个状元。曾国藩是进士，是最高级的了，入过翰林院。对曾国藩不服气的左宗棠，只是个举人，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服气。清朝腐败的时候，鲁迅的父亲因为科举案而受到牵连，倾家荡产，败落下来，即使那么腐败的时候，这个制度仍然看重正途出身。
任继愈先生说，我欣赏科举，因为它鼓励自学，始终把自学放到第一位。它这个特点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古代也有书院，也有数目很少的大学，国子监是国家的学校，各省也有些自己的书院，而且有官办的，也有私办的。这些学校，多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用自学方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科举给人们一个公开的机会，放个尺子，跳过去就及格了，跳不过去再接着练，不限定你几年，直到会了和达到那个水平为止。
任继愈先生最初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时，导师汤用彤先生曾告诉他：你要研究中国哲学，得弄通外国哲学；要研究中国历史，得知道这段历史以上怎么回事，以下又怎么回事。导师这句话，使他受用一生。他后来提出的“儒教说”论点，打破了被外国思想界公认并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无宗教”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接连发表《从儒家到儒教》、《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佛教向儒教靠拢》、《重视儒教的研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论文，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他阐述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当从北宋算起，朱熹将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惯称为理学或道学的体系，可称之为儒教。他认为，儒教的本质部分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儒教的外壳部分是信奉“天地君亲师。”它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在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继愈先生说：宋朝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年轻时家里很穷，母亲改嫁。他把粥熬得稠一点并凉了、凝固以后，用刀子划开，上午吃一半，下午吃另一半。他在这种条件下苦读，结果成为了不起的政治家。历史上这样苦读的人很多，有的在小庙里住；大寺院里也有，那儿藏书很多，借来看书，随同和尚吃饭，一打钟和尚拿着钵子去了，他也跟着去。后来有的人一年半载老不走，老跟着吃和尚的饭，和尚就想办法治他，吃了饭再打钟，结果他饿了肚子。他有些牢骚，就往墙上题诗。后来他做了宰相，做了大官，又回去看看，见当年墙上的字已被壁纱罩上。他很有感慨。这等于现在罩上了玻璃罩，名人字迹嘛。那时候没钱的穷人，也有机会参加选拔。而我们现在逐级上学这个办法，把这条路堵死了。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的教育制度从最早学习欧美，到后来学习日本，再到解放后学习前苏联，把自己传统的制度废止了，只走办学校一条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造成大学难考，人才难出，围绕教育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的状况。学校培养人，像蒸馒头似的，成批拔尖的人没有，太差的人也没有。比如音乐家，他离数学很远，但数学不及格他就不能毕业，无法再发展音乐。文科理科也有这种情况，过去的史学家吴晗，搞文学史的钱钟书，他们数学都不行，靠特殊照顾考进了清华，最终都颇有成就，如果完全一样对待，他连进都进不去。社会这么大，13亿人口，几亿的孩子，藏龙卧虎有的是，你得给他机会，让他表现，才会出现很多人才。
任继愈先生认为，教育产业化这个观念要改变。教育跟产业联系起来不行，亏本生意不做，这个不行。受教育是每个孩子的权利，应该给他机会，不必规定多少学费算高，多少算低。家长对孩子受教育舍得花钱，有的把中学时期的孩子就送到外国去，那儿花钱更多，但他不在乎这个钱。除了由社会统一安排之外，另一个办法就是按同等学力对待，中学同等学力，大学同等学力，研究生同等学力都可以。只要政策定了，不管你是在校外学的，还是在校内学的，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承认你。一旦我们把高等教育考试放开，把招生放开，学费的问题会迎刃而解。因为一个学校总是希望招好学生进来，不会故意跑题漏题。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的任继愈，先后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今济南大明湖小学）和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他记忆中的老师不仅注重对学生人格和品德的培育，还传授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使他对古文打下了深厚功底。1934年，任继愈考进北大哲学系，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学哲学毕业后工作十分难找，但他并未因此而担忧，当与他一起进哲学系的十几位同学中只剩下三人时，他便是三分之一。
任继愈先生说，教育的关键是基础，好比盖房子，基础打得宽而扎实，房子才能盖得又高又稳固。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趋势，在十一二岁时已基本定型。人的世界观不是大学以后才形成的，在小学时已开始形成，只不过认识深浅不同。我观察研究生论文答辩，发现有的连标点符号还用不好，词不达意。这个不怨大学老师，就是中学底子没打好，小学没学好，想改变很难。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研究生工作难找，博士生论文质量下滑等教育问题十分突出，也说明单纯考知识，而不够注重培养能力的学校教育，使得人的素质在下降。现在高学历的人才与过去相比，逊色很多。记得1942年或1943年的时候，跟美军联合作战，需要大量翻译，中国军队要派去一些教官翻译。那时大学的校长是梅贻琦，学校号召差半年毕业的四年级学生说，男同学经过体检能去的都去，算你毕业。那时候学文理法工的都去了，仅一个月的培训，就熟悉了军队有些术语，去了就能胜任，说明基础打得好。像这种情况，反而跟专业无关，但凡有文化的人都应该具备。我还认识北京市委一个人，他是原西南联大附中毕业的，上过清华没毕业，后来被划了右派下去，缺个英文老师他能教，缺个数学老师他也能教，而且教的比专业出身的还好，说明底子过硬，能适应。现在大学生等就业难，专业太窄就是个问题。过去学苏联学来的一个门太窄，对一门里头很细小的东西知道得很多，这叫专家，属于竹竿形的，很细很高，以外的东西他不知道。所以基础要宽，基础打得牢，适应能力就强，调个工作很快就能适应。上来就学应用，学有用的那一条，比如说找矿，你是找煤矿的，即使碰见铁、金属，你也不理，过去了，这不行。真正技术面宽了，没有煤，而有金有银，你可以告诉别人去弄。现在不管就不接触，还得再费工夫另找金子和银子，不重复吗？等于马路挖了沟，再挖个沟。故中学文理分科也是不应该的。大学里，往往你培养某个专业的时候很缺人，几年以后他毕业了就不那么缺了。学电脑的就遇到过这个问题，计算机曾是热门，但他毕业后搞计算机的不缺了，缺管理人才了，于是又一拥而上学管理，导致搞管理的又供过于求。而若能打好基础，他应变能力强一些，情况则会好得多。
任继愈先生曾在《光明日报》记者提出“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时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阅读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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