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看胡适思想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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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看胡适思想及其他

作者：闻舞作于：2007-9-20 23:51:13 访问：443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一度对推进台湾民主进程颇有影响的《自由中国》杂志主笔之一，自称为“五四后期人物”的前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是李敖历来尊崇且不曾嘲讽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和“反专制独裁的勇士、旗手。”（汪幸福《李敖大传》第88页）另一位令李敖钦佩倍至的著名学者便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开山鼻祖胡适，曾在1949年11月于台北和雷震共同创办了政论性半月刊《自由中国》杂志。殷海光在台湾也被视为自由主义大师，与晚年的胡适几近齐名，他俩的学说是思想奔放不羁的李敖非常看重和愿意师从的。
　　1969年9月16日因胃癌去世的殷海光，有一篇文章题为《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揭示了“胡适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所处的地位，遭受联合打击的原因，其思想体系的构成，用之毁之的后果，以及只有容纳与普及才可指望出现的前景。
　　殷海光认为：半个世纪以来有三个类型的思想“最具广泛影响力，”分别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又“有温和与激进之分，”前者“接近自由主义，”后者“则演变成极权主义。”而“‘胡适思想’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核心。”故“保守主义与极权主义二者对自由主义构成的联合打击，”“实际上就是对胡适思想的打击。”（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页）那么，“一个激进，一个保守，为什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呢？”作者认为二者的“思想在背后有基本的共同之点，”即“绝对主义的”“权威主义的”“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群体至上、组织至上”和“自我中心的。”
　　殷海光在评述“胡适思想”之前，先引用了一段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的话：“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同上书，第5页）
　　接下来，殷海光展开释明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构成（注：这里不赘述具体内容），即“主渐进的”“重具体的”“反教条的”“个人本位的”“存疑的”“重实证的”和“启蒙的。”他随即提出了一个仍待讨论的问题：“中国人今后究竟应须排除‘胡适思想’呢？还是要采取‘胡适思想’？”
　　殷海光写道，“将中国目前的动乱归咎于五四运动及胡适思想，”“这一论证”“经不起反驳。”“中国那一套出自静滞农业社会的政治、伦教、文物制度之不能适应全世界走上科学文明的新形势，远自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即已露其端，摇摇欲坠……到了五四时代，可谓‘败象大露’……如其不然，几千年古老而坚强的文教建构，哪里能够被几个书生一喊就垮？事实是这样的：古老的建构倒了，而强有力者们又不肯自我适应，走五四的道路，行科学与民主。他们一路地顺着下坡路滚，所以酿出目前的动乱，这怎么能怪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呢……不如擦亮眼睛，把古老中国的一套，与西方的科学文明比较比较吧！”（同上书，第7页）
　　殷海光评论道：“胡适思想之消长”可谓“近四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的“寒暑表。”“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则是“中国的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锢蔽之时。”于是他说：“从个中消息，我们不是可以看出中国是否需要胡适思想之熏陶吗？”他进而阐述道：“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就是开放的社会里开放的自我所具有的思想，”“既不堂皇壮观，又非玄不可及，而是平实易行的，”（同上书，第7页）
　　殷海光最终推论道：“只有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同上书，第7至8页）
　　殷海光作出上述结论的时候，大陆尚处于“文革”前期，绝大多数人还无法接触到胡适的著作，但殷海光的结论能否成立，恐怕仅从胡适离开大陆前其本人和学说一直得到当时的统治集团认可，而国家并非和平、安定、进步、开明的状况，就觉得殷海光的推论短缺一种前提。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国际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剥削阶级的各种残余力量，如果盲目放任在旧中国就缺乏稳定社会能力的“胡适思想”等其他主义增长，整个中华民族不尽快形成统一的意志，则国家会很快变成一盘散沙，故殷海光的推断若拿到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来检验，起码是显得充满学究气的。
　　《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有篇文章，题为《胡适：幸亏没留下》，以经历与胡适类似的翁文灏辗转回国后不受信任，多亏周总理保护才得以挨过文革而寿终正寝为例，同时列举了“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是跳楼自杀的”例子，说明“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他不是不爱这个国家，而是他看到了这个国家（注：指当时）绝对不会放过像他这样的人。”是啊，建国后好些年知识分子命运多桀，但凡爱国的人都不愿意让那一场场噩梦重演。可是，历史发展道路对任何主体来说都不可能没有曲折和风险，中国共产党人毕竟是勇于面对和纠正自身错误的，经过不断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尤其是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系列丰富的实践和成果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好中国。看一看“拨乱反正”后的思想理论，诸如“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些个论断是多么符合国家面临的实际，多么英明和富有号召力啊！
　　有点巧合的是，伟人毛泽东在1938年2月1日，曾为作家杨朔等人在国统区武汉创办的文艺杂志《自由中国》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自由中国，”本来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进步人士都喜欢的社会形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目前大陆与台湾事实上的“一国两制”状况，能够在政治领域达成共识最好，最有利于两岸社会稳定，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发展。难道还有比这个前提更重要的价值取向吗？“台独势力”再闹，还能因台湾曾割让给日本60年作战争赔偿，台湾人民就变成大和民族的血统了？南韩北朝分裂为两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造成的后果，给那个本来统一的民族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目前，相对于贫困的朝鲜来说，倒是经济发达的韩国争取统一的态度更主动一些。早些年东德西德的统一，也是经济发达的西德一方为民族利益贡献较大。只有国家和民族统一，才属于强国富民的正确选择。而苏联的解体和巴基斯坦的各奔东西，都削弱了原有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些可供借鉴的事例都恍如发生在昨天。
　　当五四运动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重返神州大地，亿万民众开始遵循科学发展观、走民主与法治的道路并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胡适的著述也得以出版，大陆思想界就其学说与其他学说的短长已展开学术争鸣。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正在继续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主张。思想解放的趋向是创新，而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