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寂寞的沈从文----沈从文从文坛上大撤退的思考 |
作者：彭其芳 作于：2007-8-3 20:57:10 访问：536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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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这篇小文已非一日了。
但提笔真要动手写的时候，顿觉得这笔很沉很沉。沈从文是我们的文学前辈，是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又是与我们常德结缘很深的人，而且已悄然地远离了这个世界，我能妄加评说吗？我还不放过他吗？其实我并不想全面研究他，只是想把多年的读书心得作一番梳理，还不知把握得准不准。这样做，或许对现在仍在奋斗不息的作家们有所启迪吧。
的确，沈从文的一生是寂寞的。寂寞也是一种美德，也是做人的品位。如今，沈先生静静地卧在故乡的土地上，日夜聆听沱江的歌声，总不会再感到寂寞了吧？何况还有一年四季开不败的鲜花伴着他，一个个崇拜者的脚步走近他……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高峰期，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四、五十种，加上其他著作，不下七十多种，总字数上千万字了。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就，为什么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却不写小说了呢？连长篇小说《长河》只写得一小部分也不续写了呢？甚至他回家乡湘西，他去美国讲学，都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他身在城里，而心在乡下，老是说“我是乡下人”。但真正到了乡下，他又觉得“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同乡把我当城里人看待，城里人还是把我当乡下人”（金开甫著：《访问沈从文之后的感想》）。这表现出了他对城市生活的隔膜，又对乡下生活的疏离，其内心是痛苦而徬徨的。他是这样的思想状况，怎么会把自己丰富的情感融入社会？怎么会靠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来点燃作家创作的激情？怎么会以一位新中国的积极创造者加入亿万人民的热情澎湃的大合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他的心迹，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唤回他昔日创作的灵感，于是他退避三舍，远离人群，“躲”了起来，并且躲得远远的，在尘封的历史长廊里徜徉，与一个个远去的古人对话，那份孤独与寂寞，是常人难于接受的。真有如鲁迅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就这样与文坛揖别了，不再写小说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忍心割舍和放弃呢？
心存疑虑，这是首要的。北平解放时，有人替他一家人买好了飞台湾的机票，他毅然拒绝了，没有跟国民党走；他的表侄黄永玉（沈从文的舅舅是黄永玉的爷爷）居住在香港多年，他多次写信给他，嘱他早早回到北平来。从这些方面足足可以看出，一位正直的作家，一位饱览了人民苦难的上层知识分子，也跟广大的人民群众一样，以不可压抑的热情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有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可是他究竟对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地覆天翻的伟大变革不够深入了解，对陡然降临到自己面前的胜利有些惊慌失措，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似乎没有经过一阵痛苦的“阵痛”就走到光明里来了。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且随着一个连一个的政治运动，沈从文先生的那股难得的喜悦之情逐渐被怀疑、犹豫、苦闷的情感所替代了。他能向组织向人民说得清楚吗？他的祖父曾官至贵州总督，他的父亲长期在部队里服役，他的胞弟乃国民党军队里的少将，且他的家里每年还可以收取租谷三百担左右，算是湘西的名门望族，这样的社会关系，算是“重大”了；而他自己从湘西凤凰县老家出走后来到常德，之后曾混迹国民党部队多年，算是从旧营垒里走出来的，这段复杂的历史够他反省了；而且曾经在香港写过文章骂他为“反动文人”的郭沫若如今也身居要职，同他一道在上海结社办刊的家乡人丁玲也肩负重任了，还有一些北平、上海等地的相识人物也大红大紫了，他们在骂胡适的时候，也会把这位跻身“胡适派文人集团”的他捎带上。特别是北大中文系学生曾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喊出了“打倒沈从文”的口号（当时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而他居陋巷，影孤单，生活拮据，对比之下，不能不感慨系之。此时的他，简直就是具有多重性格的矛盾体：既有湘西少数民族（他的祖母是苗家女）的强悍与自尊，又有旧知识分子的软弱与迷惘，以致发展到惊恐、绝望，生怕有朝一日，共产党会来清算他，惶惶不可终日，常常自语着：“公安局的来了”，“外调的干部来了”。1949年3月9日，他竟用保险刀割开了脖子上的血管自杀，要结束仅仅47岁的短暂人生，后被医院抢救了过来。
他这样的思想状况，在他致丁玲的信中作了生动的说明。涂绍钧的《走近丁玲》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事实上，丁玲除了1949年6月10日第一次看望沈从文，半个月后，
陈明也从沈阳调到北京，不久，丁玲便约了作家何其芳和陈明一道再去沈从
文家看望，并“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就在丁玲和何其芳与他谈过
之后的9月8日，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
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由于“怕中共、怕民盟、
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生存了无意义”。二是通过学习，
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
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是望丁玲
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史研究，“为将
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展终生服务”。四是希望劝劝他的妻子留
在北平做事，不要离开他，不致家庭毁灭。言辞恳切，仍然是对老友的肺腑
之言（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他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休息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与十二位作家聚谈时，也敦促沈老，请他再写小说，但他的创作中只有一些论文和旧体诗”。（金介甫著：《访问沈从文后的感想》）他的表侄黄永玉也说过：“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地逼迫有时使他生气。”（黄永玉著：《太阳底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他自己也说：“怕写遵命文学，也为了减少是非。”（曾敏之著：《天末怀从文先生》）
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说，文章应该为时代而写，诗歌应该为现实而作。沈从文的情感与社会格格不入，人民的喜怒哀乐他无法深入体验，自然就写不成小说了，他也就不想写了，最终在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生活枯竭，这是重要的。沈从文先生三十多岁就出了大名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关于家乡风土人情、事事物物的作品，把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命运、生活、性格和喜怒哀乐，把作家对自己乡土的思想感情、悲悯与关切，把地方特色十分突出的高山、激流、深峒、幽谷以及诞生在那些地方的传说和故事，等等，通过细致、多变化的生花妙笔，把它们糅合成为一个一个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芬香的动人篇章。”（萧离著：《沈从文先生二三事》）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而且通过他的一篇篇文章，让人们惊异地发现了很是闭塞而且野蛮落后的湘西，这就增强了打动人心的力度。他写了那么多书，生活也就写枯竭了，源头活水奔涌不到他的笔尖了。作家的生活是需要不断补充的，作家的观念也是需要不断更新与时代合拍的。可是他离别那片神奇的土地已经是数十年，根本就不了解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脑子里一片空白，因此再写湘西，他已是力不从心了。而写城市生活呢？正如他讲的，也缺乏了解和认识，所以即使写了，也失败了。而他是决不会放弃的，因为文学让他改变了命运，高小毕业的他，自学成才，靠自己的天赋与勤奋竟然登上了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名校的讲坛，与名流朱自清等为鄰，他的名字因此也就飞出了国门。
他写了，写得怎样呢？看一封他于1952年8月18日再次写给丁玲的信就知道了。
丁玲：
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
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
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知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
全隔了。件寄天安门内历史博物馆陈列组，我还在那里作事。你如有钱，望
为借一百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致可以分
二次还你。
从文八月十八日
读罢沈从文写给丁玲的信，让我想起了我当编辑时一些小青年投稿时写给我的信，也是这样恳求的，也是这样说的，简直一般无二。可见大作家沈从文当时也是发稿心切，也是不愿从占据的阵地上撤退的。沈从文说的这篇文章，是他在“革大”学习时，熟悉了一位老炊事员，他于是就根据他的原型创作了小说《老同志》（有的文章里说是《一位炊事员》）。可以想见，他的这件短篇小说没有写好，丁玲可能也觉得他没有写好吧，并没有跟他另寻出路，钱倒是派人如数送给他了。1988年春，涂绍钧在整理丁玲的信、稿时，还看到了沈从文写给丁玲的这件信稿。
尽管沈从文是文学大师，可是解放后写出来的小说《老同志》却成了废品，未见天日。这不是人的捉弄，而是历史的裁判，是公正的。我曾经在有篇文章里说过：作家写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上一篇写成功了，下一篇又得从零开始，成功与否，还得等读者的评判。不像工厂里生产时，一个模具做成功了，千万次重复总是成功的。而有的人说他“成熟”了，是该“丰收了”，那完全是自欺欺人，企图用荒诞的谎言骗得幼稚者的喝彩。不光沈从文出过废品，连世界大文豪高尔基也写失败过。一位作家，写了一辈子，有那么几篇作品能在文学的历史长河里闪着星星的光亮，那就算幸运了。
失败了，沈从文并不甘心。1961年，他到井岗山体验生活，准备写一部井岗山斗争的长篇小说，原打算在山上住上三年。可是他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呆得一百天就下了山，只写了旧体诗《井岗山清晨》在《人民文学》（1962年2月号）上发了，而小说算是交了白卷。他说自己“赶不上那些和他一起上山写作的年轻作家们”。
有了这一次一次的失败，他就死心了，决心再不写小说了。他曾坦率地说：“社会在发展，一些事变来变去，我不懂，不知道个中原因，有一些人也不懂，不然一些革命老前辈也不会含冤死去……文物很现实，陶陶、瓷瓷、绸绸、缎缎……”他还说，“我的文章很不成熟，写的范围窄，写的东西离不开我的家乡，大社会我不懂的！一九二二年刚来北京时，没机会读书、做事。当时教书的人多，做官的人多，我都不行，就在北京逛，很穷、很苦，就写文章。当时没什么人写文章。”（林湄著：《美丽就是愁人的——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曾经说过，文学家、艺术家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沈从文一次次地说自己对这个大社会“不懂”，也就不能进入创作，也就没有作品问世了。
另有所爱，这是大“转移”的条件。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几个兴趣和爱好。兴趣是指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在社会实践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人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可能形成各种兴趣：有由事物或行动本身引起的直接兴趣；有由事物或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引起的间接兴趣；有产生于活动过程中而在活动结束后即消失的短暂兴趣；也有成为个人心理特征的稳定兴趣。兴趣要培养，兴趣能焕发人的力量。在不断地实践中，沈从文就有了搞文物研究的稳定兴趣。
萧离在他撰写的《沈从文先生二三事》里，这样写道：“关于这位三十年代老作家改行搞文物的事，曾经引起过不少人的议论和惊奇。其实据沈从文先生自己说，他接触文物和爱好文物，几乎是和他的文学生涯同时或更早些日子就开始了，只不过从青年时代起，文学创作方面，适逢其时，得到发展机会，三十岁上就成了名。另一方面的兴趣被文学家的光彩掩盖下去了。”他的姨妹张充和在《三姐父沈二哥》的文章里也谈了他这方面的兴趣问题：“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然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已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缎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像守财者一样，守着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由此可知，沈从文的人生旅程，前面曾有两盏灯亮着，都在诱惑他：一盏是属于文学的，另一盏便是属于考古研究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文学之光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另一盏灯却在灿灿地亮着，于是他毅然地别无选择地奔向了那团光亮，来了个彻底的大转向。萧离说：“如所周知，主客观条件都使得这位老作家不得不来一个‘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的巨大转向，不言而喻，这样的‘转向’当然是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的。从从文先生的某些自白里，看得出来其中包含得有少一半的谦虚和多一半的难言之隐。”
他从文学上大撤退时，还是表现出了难于割舍的依恋之情，几乎是含着泪水说：“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听起来，真是催人泪下。
“建国初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设于午门楼上，照旧规库房、陈列室不许升火不装电灯。北京的三九寒天，朝阳未出冷风扑面，先生穿身灰布棉袄子，常常两手捧块才出炉的烤白薯，倒来倒去地边暖手边站在天安门前一个避风的角落里，看满天游星，等候警卫逐一开门。过往早行的人，哪会料想到御河桥边这个寒缩成一团的人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教授、研究员呢？”（王亚蓉、王序著《沈从文和他的服装研究》）
“每天上班，写说明卡片之外，一声不响地埋头于五凤楼上那些阴森森、黑黝黝的文物库房中。记得西边拐角处的那间小展览室里，陈列得有明清两代凌迟处死的各种刑具，剥皮的、抽筋的、剜眼珠子割舌头的，七弯八拐的家伙样样不缺，白天打那里走过都不免感到吓人。也许沈先生因为专心致志忘了这一切……他成天在那千百万件文物古董之间打转转，摸这摸那在那里，抄抄写写在那里，因为怕上上下下、出出进进耽误时间，经常拿手绢包两个烧饼，填填肚子也在那里。不止一次中午下班铃响了他没听见，竟被反锁在库房里，下午来人开门时感到惊讶抱歉，他却若无其事地笑笑，就又接着工作起来了。”（萧离著：《沈从文先生二三事》）
想想，沈从文“大转移”所受的寂寞，不会比他初来北平住在会馆里，身无分文，衣食无着，寒冬腊月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时还一手捂着流血的鼻子，一手抓着笔写文章，那般困苦相差不远吧。正像他初次写文章一样，这次改行搞文物研究，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只有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沉着，坚韧、刚毅，一步步向前走去，终于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学佛的人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沈从文先生于1964年接受周总理的嘱托，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69年冬天，这位年过七十，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人被赶至湖北咸宁农村，赶猪守菜。但他仍不放弃研究。1976年10月，前后经过十五年的努力（第一稿被红卫兵抄家掳走后他又开始写第二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支持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于出版了。这部书充满了灿烂的文采和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美学价值，以社会、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了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趋势，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伟大的历史文献。沈从文曾经坦言：“放弃文学创作，对个人兴趣而言，也许是个损失。但因此有机会在中国古代文物的整理方面，为祖国填补了一个难得有人过问的空白点，这未尝不是塞翁失马——对祖国却是有益的事。”
综上所述，沈从文先生在他近一个世纪的金色年华里，以无比惊人的毅力，独守寂寞，专心致志，竖立了两座耀人眼目的丰碑：一座是属于文学的，一座是属于考古的，都一样光芒四射，永照千秋。尽管他痛苦过，他徬徨过，但最终赢得了胜利。现在他寂寞地守候在家乡的土地上，是不是仍在思考未完的课题？是文学的？是考古的？
或许他什么也没有再想了，他实在太辛苦了，让清清的沱江为他唱着歌儿，他在歌声里闭上眼睛睡了……
2007年6月3日写毕
2007年6月11日再改
责任编辑：唐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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