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缘状态下的平实与复杂 ——由张爱玲小说中的市民化表现论起 |
| 作者：原上野草 作于：2005-9-26 14:10:00 访问：1270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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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小说以其瑰丽凄艳的写意、洞悉人情的对白、绝妙的心理描写、贴切苍凉的动作描写和集大雅大俗于一体的写作风格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而她之所以能在短暂的时期内达到一生“传奇”的高潮，除开个人经历所凝成的特质外，还在于当时多变的社会局势及其所赋予她的历史责任感和预见性。这使得张爱玲能够融入市民生活中平实而复杂的俗美，并透悟出其生命的无奈和不可知性，从而实现了她处于边缘状态下创作的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边缘状态；平实；复杂；市民化表现
二OO0年十月，“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香港召开。这一聚集了海内外文学界、评论界知名学者的盛会，再次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环赋予两个人：一个是伟大的鲁迅，另一个是传奇式的张爱玲；而后者，又凭借着她“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 的女性感觉传奇，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①。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为张爱玲开辟篇章，称之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的夏志清教授又“很高兴看到张爱玲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②，这一定论性的感慨既表露出夏公四十年来致力于推进“张学”的欣慰，也为张爱玲在中国文坛上的独特地位作了最终的宣言。张爱玲是无愧于这个坐标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③，这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却蕴含着一样的孤独、绝望、悲凉和历史责任感，共同掀开了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厚重的一页，也都将以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不朽的作品价值影响后世人。
张爱玲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文学神话”。在那苍凉、瑰丽的“张爱玲式”写作风格下，她向我们展示出了某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④。这是“张学” 热潮的后动力。然而，当台港及海外的“张迷”越来越注重其内在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时，“回顾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虽然）她的作品（包括正版和盗版）仅次于鲁迅、金庸已逾百万”⑤，但我们无法不对其中的商业炒作气息表示怀疑，张爱玲及其“流言”、“ 传奇”也不能单作为一种都市流行文化符号而存在。“文学神话”非人造就，后继者也不能单做出一种朝拜图腾式的仿造，汲取其精华并付诸实施，才是解剖这一“神话”的根本目的。
（一）
张爱玲于一九二一年生与上海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门第，其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伦皆为清末重臣，其父具有典型的遗少习气，其母则喜好西方文化。生长于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张爱玲对封建家族的腐朽、衰败有超乎常人的捕捉意识，世态人情的炎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也对她的性格及创作风格的形成影响非常。此外，家庭的两重性也为她接触并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以后家庭的变故和特殊的生活经历，都为她四十年代“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青云直上地坐上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⑥。张爱玲自幼便觉得“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⑦，十八岁超人般发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⑧这样骇世的感叹，除了展示她对于社会生活深刻的洞察力、相信中国的“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⑨外，还先知般地预言： “个人即使等的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⑩，基于这样的感悟，她“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岛”，要摆脱掉那“往往作了利欲的代言人”的理智。随之而来的是香港的战乱和上海的沦陷，亲眼目睹多的人在身旁死去，张爱玲看红红高升的元宵的月亮，也禁不住“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⑾。这时生与死在她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群体的生存意义。回顾战乱中及战后周围人的境况——一块块时刻会倒落的街头的招牌——即便看到安稳的生的希望，她也忍不住要首先怅惘地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发出重重的叹息，这也必然使她的作品富含有“高度主观主义视点与叙述者超然、冷漠、客观之眼的奇特合并而产生的特殊张力”⑿。
作为一名在人情炼狱中造就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人性底处的冷漠、残酷和欲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世界的黑暗意味着精神的阉割、瓦解、荒废、奴役和误解”，张爱玲“最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⒀也恰恰是对海德格尔那句话的逆向实践，而并非行成于偶然。这个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源自于她对社会背景的过于敏感和在此基础上对于未来客观的预见性，她先于市民嗅到了末日生活的气息。但是张爱玲的传奇之处也就在于她能超脱这种先行者负重的责任感，以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作了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宽厚的历史家”⒇。鉴于对历史和时局的透彻悟解，她相信“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⒁，写作时也侧重于“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托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⒂ 。素朴是本质的基本的表现形式，从她的“传奇”和“流言”里，随处捡起一个句子，都可发现深广的哲理，中国人从先秦两汉走来，五千年的辛酸风雨到她这儿就只沉淀下几个字。张爱玲的前面没有里程碑：至少在她那个时代以前，五千年的文化精华都只在帝王将相家作着忠实的奴仆，民众的存在形式也仅限于“龙椅”下的基石，没有可能和必要在史诗上留下切实、深邃的一笔。没有仿效别人的束缚，她依照着自己的感觉和听闻，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技巧和特点，以缤纷的意向和朦胧的暗示，真实、精细地刻绘出一幅幅华美而又凄哀、富丽而又苍凉的艺术品。而这种集大俗和大雅于一体的题材只能来源于最真实地生活着的民众，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16。 张爱玲在最平实与复杂的街头巷尾找到了塑造传奇的源头活水，“一方面，是小说十足的‘ 现代气息’，在她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里所展示的地道文化人意识实现了对以往小说镜子般反映生活模式的超越，……另一方面，却是小说的平民化表现”⒄。需要指出的是，平民不等于市民，平民还包括在一定的土地上营生的农民，而市民连这点根基都没有，他们不会奴隶般地淳厚，也没有直起身子摒除枷锁的勇气；只在要求基本的与社会同步的物质基础以维持生存外，再要求有一点思想的权利。他们的要求也仅限于此。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舞台的边缘远远眺望着，以一支灵动的笔、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句说给心听的台词和一组“处处见到东方主义和反东方主义的理论困境”⒅的服饰，“留给了我们融汇古今文化的良多历史旧影”⒆。
（二）
张爱玲的《传奇》实际是将城市生活经过一种对传统趣味和情感的反讽中形成的诗性的过滤后，与有点思想的生命体化合而成的产物。“《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⒇。中国人中的市民之所以这么 “可怕”，因为他们的全部只是为了一种无奈而苍白的存在，像上海人那样是在“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中“磨练”出来的。这种人的心态，也往往是最平实的复杂：平实在于它是社会机体中的一般化，复杂在于它是一系列的独幕剧。《金锁记》。这是张爱玲最完满的作品，以“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⒇的特质，高高竖起了“张爱玲”的旗帜。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始终是道德范围内的主题，她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21 ，掘起女性心理、生理中的历史遗迹，在鲁迅寻求‘ 国民劣根性’之后寻求着“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地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存在”22 。与此同时，她又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为“女奴”同性作出反面的佐证：曹七巧背负黄金枷锁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群体市民在无奈的历史中苍白求活的写照，是群体市民在意识之外冰冷的“呐喊”。这“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23 。在昏昏的太阳光的金灰下，曹七巧由一介‘麻油女’一步步滑入没有光的所在，最终沦为“ 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没落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24 。黄金的枷锁腐蚀了她的一生，她却并不为自己悲哀，反而继续蔓延着这种‘渣滓’的使命。爱情在她一直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在黄金的背景光下扑朔迷离： “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2 5 。 背着黄金的枷锁乞求爱情，这不是“残废的气”，而是最简单的病态社会的俗，七巧这一“ 标本”是市民尤其是女性市民匍匐生存的历史的化石，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文化氛围下精炼成的产物。“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状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26 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山绿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27 。 几句平淡的语句将十年描绘成一幅写意画，青春与欢乐都只是为了一份遗产，在等待的岁月中，山水也沐了一次黄金浴，发出刺眼的光，温暖在人心里。镜子里现出的是一颗苦等人死的内心——女性意识被熔化在钱孔和礼教里之后的灵魂剖白，而现在，她等到了，皱纹里含化的也应当是心满意足，尽管有一点点对于爱情的漠然的失落。然而，当那被扼杀掉的爱情的幻觉再次像肥皂泡在太阳下舞蹈一样萦绕在心中时，七巧对于黄金的卫道心理暂时让位于本性中对于爱情的渴求，“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28 。这时的“ 光辉”，该是银白的月光吧？爱情在她身上没有减少圣洁，只是缩短了期限，吝啬到了一瞬间，而且是突然的网式的一瞬间。但就是这一生一世的瞬间的“细细的喜悦”，也被另一种来自于底层意识下的戒备所取代，不管季泽是否真心，是她自己首先毁灭了年轻的梦——只有她身依心随了半辈子的黄金才是唯一能靠得住的。当黄金铸成的剃刀一丝丝地切割掉她向往一生的爱情时，七巧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及时地抓住儿女的幸福作为殉葬的黄金。七巧挪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29 。 至此，黄金般的生命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在一滴风干的眼泪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在成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30 张爱玲以曹七巧的这最后一滴眼泪诙谐地回应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定义的“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
《金锁记》的成功在于它凝聚着张爱玲创作思想的内核，“把犀利的笔触伸到了社会的根源，是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女性成了金钱的牺牲品” 31 ，从而投影出整个历史阶段下群体市民岌岌可危却又无法自救的生存状态。单就冷峻的格调、深邃的内涵方面，张爱玲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处。如果把两人的作品辐射力比作剃须刀的话，杜拉斯的剃刀上呈现的是淋漓的鲜血，让人在刻毒的微笑中品味它的腥气；而在内敛性文化下熏冶而成的张爱玲，则习惯于将剃刀挨着人心，顺着脉络，一层层地往里剥，让人在彻骨的寒凉中透悟出人性的惨壮。这也体现出张爱玲在边缘人生中所特备的历史责任感：赋予人苍凉的启示，而这种启示也往往能从极限的反面预示出市民生存的可求方向。
《倾城之恋》。陷落前的沪港，市民为了在感觉上拉长自己的生命，故意却又无选择地慢“ 生命的胡琴”半拍，在颠覆旧中国的交响乐中小心地上演着一幕爱情悲喜剧。与其说《倾城之恋》是悲惨世界在某一时代的回响，倒不如说是张爱玲在混乱的大宅小巷中有代表性地捕捉到的几粒中国人的尘埃。而这种随意的挑选则更能从宏广意义上揭示出民众在社会变革中存在的单一模式和艰难形态。《倾城之恋》中人物的存在氛围与《金锁记》相比较为轻松，对白也更生活化： “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呀！” 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32 天造地设般的文字即痛快利落又洞悉了平实人生活的艰难与无奈，在一个框架坍塌的社会里，个人的经济实力及其所波及的影响倘若不足以被用作革命的正面或反面的工具以推进社会蜕变的历程，想堕落也是不能够的。当灭亡成了高不可攀的天上星辰时，作为稻草般的女人，唯一生存的资本也就在这“三十岁左右的青春”，而男人在那样的境况下是没有青春可言的，惟独困于活着的格式化状态。深味不安定生活的小人物只能无奈地从悬崖边上往下探求呼吸的所在。以这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来剖析市民的生存状态所凸现的震撼力是远非旷野中狼凄厉的嚎叫所能比拟的。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33 浑身小智慧的人，是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中捏造的调味品，不时地跳出日常生活的运转轨道在社会规则的边缘跳舞，而一旦某个确定范围内的动荡开始时，迎头赶上的还是他们，作为民众的排头兵先尝甘苦。张爱玲能够在瞬间咂摸到家常中国和平实生活的复杂滋味，“也能在享用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34 。而在柳原将流传千年的爱情史诗展览在如芦苇般纤弱的小人物面前时，地老天荒也就淹埋在了小人物对于生命悲怆的不安定感中。张爱玲的“传奇”决不仅仅是为了陈述一桩战乱中的凄美爱情故事，一个大城市的沦陷和数千万生命的消逝也决不仅仅是为了成全两个孤芳自赏的小人物。作为从废墟中爬出的社会的幽灵，他们的结合无非是给飘摇的芦苇制造了一个影子，是作者对时局和强权势力花样的反讽。 “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有时间恋爱？”35 柳原一句俏皮的话道出了普通爱情中的世俗和秘诀：中国人真正的爱情，需留待婚后慢慢磨砺。小智慧小思想酝酿出素朴的真理，很容易让人悲哀地定论为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36这是边缘状态下平实性的写作方式与复杂的指意相结合的意料化效果，是将现实主义理念嫁接在传统基础上所孕育出的新鲜果实，“张爱玲自身及其文学的价值，正是表现这一历史性对峙的全部复杂、苍凉的内涵的”37 。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38 柳原和流苏，两个不同性别的自私的人，在“个人主义无处容身”的荒乱时代完成了他们举世、举史无双的爱情神话。一个动荡或革命的时代，是英雄涌现的时代，伟大的人物都在为未来和主义和留名青史而奔波。平凡的市民没有足够大的改造欲，只能将自己的那点精力放置于抓在手中的时间和身旁随时可能和自己产生关系的人身上；他们的生存动机仅在于人的本能：活着，尽管他们存在于一个复杂的空间内，也因此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内存空间，而且这复杂的表态也是为了那简单的目的。毫无疑问，这种原始的自私性生活方式是不在被谴责的范围内的，它的改变依附于社会结构及其相关模式的演化。这种真切再现当时期市民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市民化或者说俗民化题材的文学创作格式，并冀此唤起他们自醒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创作理念，应是“张学”近二十年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主因。
抛开立场的偏见和格外的焦虑，从《倾城之恋》及作者的其它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窥到历史沉重的一角和社会发展隐约的轨迹。一个急于毁灭的社会促使一个作家急于记载下她对于现世和未来的感觉——而这种锋刃在脊骨上滑动的寒惧感可以反向助推我们的觉悟力和责任感，尽管作为旁观者可以对她及其作品作出某种强加性的评述，我们还是应该感谢那个濒临毁灭的时代没有忘记给后人诞生出一个“传奇式”的张爱玲。
《封锁》。这是一个发身在被封锁隔断时空的电车里的都市印象爱情故事。不再有冷艳、绮丽的传统的底子，张爱玲在《封锁》中上演的仅是四十年代小知识分子的生活花絮。电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却承载着一批在富含思想的土壤中长大的两面人，拥有看报纸的权利和能力，也在城市的干线上爬来爬去。可是他们呼吸着中国的空气，脑子里填充着“道地的东方精神” ，没有为自己思考的习惯和意愿，因为“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39 。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40 宗桢和翠远不是没有发生故事的可能，封锁使他的“一切思想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在脱离了日常琐屑的电车里，他和她都决定与周围赌一赌，两人试着靠近，试着做出知识分子间的交流。封锁给了两人眺望爱情的美，那是意识流中升起的海天交接处的朝日，跃跃地要突破电车以外的污垢。可是封锁不能持续一生一世，朝日又跌回了物欲的深渊，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与外界的联系，痛苦的思想托载着他们向各自的归宿去。“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41 。封锁让知识分子有了畅想美好未来的契机，但是，在那充斥着别人的思想的自己的脑子里，却少有为自己的思想，走出沉湎于彩虹梦的荒唐，转回身又跌入龌龊的生活中。
《封锁》的优势在于她于微妙的细节间印证出了人性复杂多变的一面，在捕捉人性亮点方面，张爱玲永远都高常人一筹。因为她是“俗透”了的人，行走在市民生活的边缘，冷冷地观望，思考在她的演员心底，并以自己的意志架构着他们的言行衣着，将他们一个个列入历史的文学博物馆里。她的创作，实是将自己的灵魂伏在了能担当起某种社会角色的市民身上，而这种创作的意义，在重塑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价值方面，是“五·四” 精神的别样传达。 一个人的传奇绝不在于传奇的事件本身。透过有“张爱玲”特色的文字本身，是她撼人的思想和启迪性的表达方式。边缘状态下的生活需要以个人的特质作基奠，更需要时代的凑合。新中国消散了大上海的风云，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于数千年的历史颠簸中酝酿成的平实与复杂也被掩埋在了坍塌的泥瓦里，他们随一个伟大的声音而轻舞飞扬。新的太阳映照着复苏的大都市，红灿灿一片大地真干净，而作为一名只能临街独立的看客，她只有两种选择：退出或背叛自己。明智的张爱玲撇开政治脸色的抉择使她的“传奇”更具有说服力和永动性。至于她小说中的人物，张爱玲自己也说“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小人物”42 。人物的不彻底并不能喻示作品的不彻底，而当一群“不彻底的小人物”负荷着历史的沉重和苍茫匍匐行进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也就有了被解救的必要和希望。这是张爱玲在边缘状态下赋予作品主题— —平实与复杂——的一种客观的苍凉的启示之美、之伟大。张爱玲以“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43的独特之处引领着中华女性作家五千年空缺的风骚。斯人离去，留与我们的是绮丽的文学瑰宝，而最能担当起此重任的则是平实与复杂相交糅所凸现的人性的永恒魅力。“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44 。这是张爱玲藏在“传奇”里的对文学后来者的嘱托。
注： 1 ，2 ，3 ，5 ，18 许子东，夏志清，王德威，温儒敏，黄子平在“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许子东：《从呐喊到流言》，文学视界：Http://www.white—c ollar.net 整理编辑。）
4 丁尔纲：《从“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 6 ，19 ，21 ，22 ，26 于青：《张爱玲传略》，《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443-47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41 ，42 ，43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12 魏安娜：《一种中国的现实：阅读余华》，《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
23 ，24 ，36 ，44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25 ，27 ，28 ，29 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32 ，33 ，35 ，38 张爱玲：《倾城之恋》，出处同上
30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45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年
31 刘立杰：《撕开历史沉重的一角》，《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四期
34 ，37 吴福辉：《序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39 ，40 张爱玲：《封锁》，《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2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 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82年（作者注：此处注解的处理仅因为写作上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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