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仲济杂文集》后序——我与杂文的一些纠缠 |
作者：田仲济 作于：2007-6-9 11:39:42 访问：413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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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时我已年逾不惑，如今又是回首40年，已耄耋之年了，真是余生也愚，今天不仅未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甚而连不惑也未达到，也许有人认为可悲或可叹了，我却不以为意，诚然，可能是麻木或迟钝了，那种促然加之而不惊，无故临之而不怒的，乃大知大勇，当然是不能与之同日语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凡而缺少才华的人，没有冒险家的胆识，没有做英雄豪杰的志气，更缺少做文人作家的材料，说真的，我从幼就有点看不起文人，主要是看到历史上有不少文人连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都不是，当然原因是复杂的，有的是为权势所迫，但也有不少的是甘心情愿，为奴为婢而不知耻。那么，我是怎样学着弄文弄墨以至写起杂文来的呢？自然主要的是无其他路可走，既没有钱有势的前辈，在地方上权倾一世，也更没有良田千亩或白银万两。即便有，恐怕我也无心或不愿，也无力支使，我幼年时就看到父亲不过是也许连吕蒙正都不如的长衫阶级，那我能做什么呢？大官大吏数不到我，小官小吏也当然无缘，也自知，因无才是致命伤，即还会有什么小姐后花园赠金，也不会轮到我头上。大概我之所以喜欢当时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可能与自己的处境有些关系。象阿Q似的，也赞赏起革他妈的命。1929年春，我转学到了上海，环境完全不同了，十里洋场不是马褂长衫都变成了西装革履，实际上前清遗老还多得很。那时北京那套官气暮气消失了，悄悄地兴起了一股新的可说是学术气氛。偶尔我到同学的宿舍中转了一下，多半的人都在读书、写文章或译书，这情况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于是我也学着写文章和译点文章了。开始是写诗，写散文，写杂文是稍后的事。那时文坛上最红的是蒋光慈的小说，钱杏邨的评论，都说鲁迅落伍了，钱杏邨不是写了《死去的阿Q时代》么？邨
是过了些时候，我才喜欢起杂文来，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他杂文的内容是那么丰富，光芒是那么灿烂！我试着写，但总写得浅薄，苍白无力。我领教别人，阅读有关的书籍，逐渐明白了写杂文的素养要求各个方面都博大精深。哲学、文学理论、语言文学的艺术技巧、社会知识、人生的观察......等各方面都要具有深度,观察力和分析力要达到能见人所未见,知人之所未知。在我要达到这种程度,自然是困难的,怎样补足自己的不足呢?又是《田仲济杂文集》后序各种各样的不足。我采取了各种补足的方法,就怎样熟悉生活、认识人生来说，仅在阅读报纸上，我开始每天必读各地新闻、社会新闻，并注意各种广告，那时我有一份《申报》，那报纸在上海每日有十几张，在外埠也每日有五六张，主要的是广告多，各地新闻，特别是分类广告那种短小的社会新闻，真可说反映了大千世界。我实际上的生活面太小了，报纸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认识了千奇百怪的社会和人生。这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读报喜欢读社会新闻，读广告。建国后报上的广告少得多了，不象旧时那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了，但增多见闻的作用还是有的。以鲁迅杂文来印证，他的历史知识就不全来自正史，也来自野史以及一些笔记杂著之类，他的社会知识则大量的来自社会新闻，它的许多篇《立此存照》就直接是摘录新闻了。
在我读到瞿秋白以何凝的笔名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后，使我更理解了鲁迅和他的杂文，虽然鲁迅说过杂文古已有之，但象新文学与过去的旧文学不同一样，鲁迅的杂文在内容上和艺术的特色上，于过去的杂文显然是不同了。瞿秋白的对鲁迅思想及其杂文的分析是具有高度的理论根据和充分的说服力的。直至今日还具有它的权威性。可以说很少有人能超越它。杂文是鲁迅创造的并且由他发展到了极高的层次。他的小说创造我不敢说今天没有人及得上，但他的杂文我不敢说今天已有人及得上，甚或超越他。现在有不少的人说鲁迅的杂文过时了，如今时代不同是全新的不同于他的杂文了。当然应当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不应干预，但过时不过时，超越不超越，历史会作结论的，一个或几个人的意见是无法改变历史的。
从1929年到30年代初期，我学着写了一些杂文，但为数并不多，也未曾开罪于人，30年年代末，40年代，更具体地说，在抗战时期，比较起来我写得较多，结集为集子的有三本：《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未收集的，《夜间相》以后收集起的近百篇，都散失了。以后又收集到了些，曾于50年代编为《微痕集》出版。我的杂文曾惹起了不少的麻烦，有的说写的是他，有的说揭了他的隐私，更有的说诬陷了他，还有的说损害了他的名誉了，有的骂街，有的各处告状，但就是不真的向法院告状。鲁迅过去也惹过不少是非，但他是鲁迅，他是文人中的强者，晚年是世界的名人，它可以到法院告倒当时作为总长的章士钊，他可以批倒当时作为学者教授的梁实秋。我就完全不同了，是弱者中的弱者，但也不能五体投地，有的找上门来了，我的回答是我没有涉及你，你认为是写你，那是你的事，我也没法解释，因为解释你也不信，你怀疑最好到法院去告状，法院会公平地裁判。
建国后我曾有种极为肤浅的看法，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新中国会一切都不同了，是“明朗的天”了。新中国是新中国，但人民绝大多数还是旧人民，就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怎会一夜之间就面目全变呢？思想、习惯、生活、作风，......怎会一夜醒来全新的呢！事实证明猜忌、怀疑、......等等都还难以从人间消失。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感觉出被此理解仍是不易的，但我仍然写了一些，可说陆陆续续，虽然不多可也写了一些。虽不象过去惹出那些麻烦，可也不是没有烦言，我想还是少写吧，我写得的确不多了，事后，我又想还是多写出正面提倡些什么吧。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读了郭沫若写《武则天》剧本后写的一篇关于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文章，他极力赞赏武则天和上官婉儿两人的雅量。多少年来，我就深感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主要的原因固然是因不深知，而心胸狭窄，不能容物，即缺乏雅量，也是原因之一。互谅互让是处世为人之道，我提笔以“雅量”为题，写了不到千字的杂文，没有料到的是这篇杂文引起了绝大的波谰。
1961年我到北京学习，就在那一年期间，新的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了，许多人都成了代表，也就在学习结束时我写信征询校党委书记在思想总结中应该写些什么问题，同时我也征询了另一位党委委员的意见。很快回信都来了，写的都比较简单，概括而比较抽象，具体的都只提出了一个问题：《雅量》的问题，可都没提，《雅量》是什么问题，或《雅量》有什么问题。既然两个人的信同样提《雅量》，而又是同样的口气，这就证明《雅量》是有问题了。但我总想不出会是什么问题，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自然无从检查。文章是郭沫若先写的，而且他写得很长，热情地歌颂了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雅量，我的文章写的很短，只几百字，只是歌颂他门二人的雅量，别的一个字也未涉及，我的心也未想及任何事或任何人，只是感到为人处世的确得互谅互让。我觉得这想法不该是不对的，问心无愧的。但是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感觉到似乎人们认为我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错误，不愉快自然是不愉快，但我的性格是只要我行我是，没作见不得人的事，一切我就不去管它，何况事实上无从管起。以后朦朦胧胧有些风闻，说我那篇短文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我入党很晚，是70年代末，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党内的传达我既没听过，更不会有人告诉我，以后读了陆定一的文章，彭德怀“万言书”的始末我才了解了。而《雅量》的问题完全明白，还是“文革”初期看了大字报以后。
“文革”的序幕是批判”三家村“，批判”四条汉子“。当时我参加省政协的一个学习小组，那小组是一色的民盟的人，在批”四条汉子“时大家慷慨激昂，真是可说”批深批透“了，有的讲”四条汉子“实际上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有的说”四条汉子“比蒋介石还坏，是内部的蛀虫，其为害更烈。我听着很不舒服，说话太不符合事实了，”四条汉子“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而有重大的错误，但他们过去几十年还是革命的，我就说，““四条汉子”犯了错误或者犯了极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那是可能的，但他们过去是将头掖在腰里干了几十年的革命，蒋介石抓到他们是要枪毙的，又怎会和他们穿一条裤子!”第二次学习会就通知我不要参加了，那时山东已将副省长余修抛出批判了，学校里感到紧张的是王大彤，所以对整理我的材料，批判我他是最积极的，但抛出我并代替不了他，这可说是人之常情谁不想自己脱身呢？所以我也不以为意。自然，为意也无济于事。一天全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可以说是个专号，全是我的，我的好多篇杂文成了主要内容，这一篇是什么问题，那一篇是什么问题，第三篇是反动，第四篇是攻击，几乎没有一篇不成问题，最严重的是《雅量》，为反党的彭德怀鸣不平，攻击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并说为此撤销了我提名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接着传说在八一礼堂的一个大会上，点名提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看样案是定了。当时如五雷轰顶，说不在乎是假的，可是稍后看人，真如有人说的，象集天下之不幸于一身，自怨自艾，不可一世，过后再回想，这只有显出了自己的"小"，小矣哉！没有别的。
最初自然感到紧张，越来越多了，象阿Q光头不让人说亮一样，《连升三级》是反党。《孙安动本》成了反动。.……我反而内心从茫然逐渐平静了，这不是有些象文字狱了？自然这话是不能说，只能自己想。就像阿Q惹哭了吴妈，倒是又作旁观者了。
“文革”过去，新时期来临，我同意新时期是建国来最佳的时期，我可惜写的不多，自然也写些别的东西，有韩立群帮助将过去的一些杂文编辑起来了，约近50万字的样子，建国以后的大部分散失了。曾送到书店，在几年前接到了一封信，大意说那套杂文丛书他们不想继续出下去，因为赔钱。若出这书得赔五千到一万元，我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我没有一万元补偿他们，他们也没向我讨，那自然只有不印了。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经过还更复杂些，编那本书的编辑常君实曾主张出下去，因为全国只这么一套杂文丛书，就文学事业的发展说，他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但书店主要是求存在，然后才能发展，他的意见是很难改变书店的决策的。不久，这位辛勤劳动了50年，编辑了1200种书籍的老编辑退休了，但他将这部杂文原稿带在了身边，拟设法出版。自然，我的“不印”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更加以友朋的鼓励，越觉还是作为自己留下的一点痕迹，我所接触的角角落落的风貌的反映，还是应该印出来的。也是不辜负常君实先生的苦心。
还有一些帮助和关心这本书出版的一些朋友，张蕾、继曾、克传、于青诸同志，在此谨致谢枕。延斌老友，是重庆时代《青光》的编者，他发了我许多文章，现在同居泉城，他又关心这书的出版。
1989.4.21写.1991.2.11修改
责任编辑：唐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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