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淮风月谈》的《后记》中鲁迅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他又说：“.....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是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鲁迅是伟大的，他给我们留下了反映那一时代的诗史，由他独创又达到了极高水平的杂文。我们都承认，他的杂文比小说等，占一个更为重要的地位，那我们就应该学习它，进而发展它。在艺术和思想水平都无法和鲁迅相比，但多少年来我们还是在不断地使用杂文这一武器，这并不是不自量力，而是认为这既然是一种有力的艺术武器，那就在今天国内外还仍然存在着思想斗争的时代，人人就应该学会运用这一艺术武器，且进一步发展这种武器。相反的，倘我们不使用这一武器了，那就无异意味着忘记或放弃这一武器。客观上成为这一武器在新社会中不适用了。杂文仅仅适用用某种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形么？好象谁都没这么提出或怀疑过。那么，杂文是仍应该被重视和提倡的了。陆续汇集出版过去的杂文集，是总结杂文发展厉史的第一步工作。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的视野和水平，是无法与鲁迅以及一些修养有素的作者们相比的。我不敢说我从一鳞一毛合起来反映了整个的时代。但我究竟也生活在这个时代中，虽然我仅是生活在一个角落里，所见所闻不仅有局限，而对事物剖析的能力又是微弱的，可是，这个角落同样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风貌,尽管也许有时仅是时代的一个侧面,不足以代表全貌,侧面多了就凑成全面.角落多了就凑成全局,是谁也无法反对的吧?这是一个大时代,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大时代的灾难,主要的反应在为数众多的小人物身上,那么,从我心目中见到的,感到的世间的辛酸,苦辣,也许同样的真实,甚而更切实些,那么,这些杂文也就有它独特的意义了。我之所以敝扫自珍者，是敝扫尚可用，灰尘赖以除。这话是有些过火了。虽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叹息、忧伤、苦痛或欢乐，实际上也是千万人的叹息、忧伤、苦痛或欢乐。这是大时代一个小人物走过来的足印，实际上也是千千万万人们走过来的足印！又有谁不是走了这么一条由痛苦到欢乐，由奴隶到主人的道路呢！
二
的确象有人说的，我对于自己生活中有些事情是很是马虎和不大在意的，我从来就没想当作家，现在我也不是作家，这话并不是说作家不好，而是认为当一个称得起作家的作家是困难的，也是艰苦的，作为一个作家就应当写出象中国的屈原、象曹雪芹、象鲁迅，象外国的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那样的作品，我自己知道，我既没有那样的天赋，又缺乏刻苦钻研的毅力，因之，我就只能望而却步了。自然这并不是说我一篇文章也没写,信笔涂鸦是许多人都会的,不见得可以称为作家.都德在《小东西》中提出，作家只能有第一，是没有第二第三的。第二第三就不如不是作家了。我的主要业务是教书，写作是我的副业，或者说是我的业余工作。我的一生可说是作为职业教师的一生，在1929年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已兼做中小学教师了。自然也曾有较短的时间，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我主要的工作就改成了编辑、写作。当然，在其间我也有时兼任教师，甚至有一年的时间，我主要的是住在一个学校里上课。
我开始写文章是在1928年前后，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济南，北伐军绕道北上，山东省政府迁至泰安，济南各学校都停办了。我们七个朋友在潍县组成了五三读书会，每人订了两三份上海的杂志，象《创造月刊》、《太阳月刊》、《语丝》、《思想》等，每周开一次讨论会，并写一篇文章，文章有的就投向上海或各地的报刊。我记得我开始写的是诗歌，有时写散文，间或也写小说。写杂文比较更晚些，大约在20年代后期1930年前后的事，当时就没想到收存的问题，加以这几十年是发生过几次战争和动乱的年月，所以现在片纸无存了。只有抗日战争在重庆那段时间，主要的是40年代，曾出过《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三本杂文集，以后50年代曾在上海出过一本集子《微痕集》。将剪存的一部分杂文放在里边了。此外，所写的东西即便偶有收存，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也荡然无存了。现在这个集子是以这几个集子为主，又加上抗战前发表在《青年文化》上的一部分文章，更早的几个编过的附在报上出版的周刊，象《野光》、《处女地》，奇怪得很，在出刊地的青岛，图书馆、档案馆，都未找到。抗战已开始后在西安办的《报告》半月刊，因为是薄薄的一个刊物，更难以寻找了。《微波》只出了几期，没有几篇文章。建国后，写的东西也远远不止这点，找人代抄，只抄了这些，也就算了。几乎全部稿子都承立群同志热心组织力量进行了清抄，这是应该对他感谢的。
对于过去写的东西，若是重印的话，特别是内容，我是从来不主张，也不愿改动的，改动后也许更合乎今天的时宜，但和当时的看法和想法就出入很大了。每人固然有改动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权利，但经过改动后的东西，已不能完全反映当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即便不是面目全非，也是面目全新或某些地方“现代化”了。倘以“现代化”的东西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我觉若是加以改动的话，是应该对读者讲清楚的。至于我，我是不主张以今天的思想改过去的思想的，那实际是对历史的篡改，会给后来的读者及研究者造成混乱或错觉的。因之，对于这些短文，内容上我是未加变动，一概保持原来的样子。但应当说明的是，我的文章一般投稿时都未留底稿，编辑给改动了些地方，是常有的。更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机关，他们可以任意将成篇的文章删除，章节的以至几句的被删除那就更是经常的事了。对于章句的被删，当时还模糊地有些记忆，如今是早已淡忘了，即便想恢复原貌，也无从做起了。被删去的文章一般是不发还的，更做得一点痕迹没有了。可不知为何，有三篇被删的短文不仅又发还给了我，而且迄今已几十年过去，遭过十年动乱，还保留在旧书籍中，不可说不是奇事，这三篇文章就是：《奇文共赏》、《克鲁泡特金和侦探》等，从文章的内容可以窥出一些审查老爷们怕老百姓谈的是那类问题。自然范围绝不仅限于此，禁忌的事情是多得很的。现在将其中的一页制版印在前面，留作实证，是不无意义的。编辑修改和审查老爷们删除，是都有一定规律的，编辑改的字一般是怕由此引起麻烦的地方；审查老爷们删，是删除他们犯忌或他们主子不愿触及的问题。今天我才感觉到设若我有底稿的话，将所有被删改处全恢复原样，那就比这有意义多了，我是就反映当时的时代面貌，世事人请来说。可惜这已是没办法的事了。
这本杂文集就时代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1937年以前，选入篇目虽不多，包括的方面是不少的，总地说是反对旧思想，反对旧文化，有反对读经存文的，有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反对罗马化的，有反对读书救国的，那时正处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我们几个人在济南办《青年文化》，这些文章就主要是发表在《青年文化》上。《青年文化》最初未引起什么人注意，可以后逐渐谣言丛生了，那时法国在提倡人民阵线，就有传说我们是人民阵线，更有的传说我们使用什么什么津贴。而后就不止是谣言了，国民党的特务不时寻上门来闹事，声言再出下去就要砸牌子，就要抓人。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在那无理可讲的世界，还是以走为上策，于是于1936年夏，我到了上海，那时李竹如在上海办《文化报》，他对我说，鲁迅支持一个从北新书局出来的店员费慎祥开了一个联华书局，鲁迅的《花边文学》和以后的几种书就都交他出版了。竹如并劝我说，鲁迅信赖得过的人我们是可以信赖的。联华书局是个在弄堂里开的小书店，但是，我们从内地迁去的杂志，大的书店是看不上眼的，所以我们就和联华签订了总经销合同。以后，大约是1936年秋，岱峰又改与华中杂志公司签订了总经销合同，但同年的秋天，《青年文化》就同其他14种杂志被查禁了。于是我那些不度德不量力，大胆妄为地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也不顾对方是什么权威、学者、教授的短文也就暂时停止写了。《青年文化》在上海被禁的事情，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曾有记载，而这段记载，张静庐编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49页的注9中曾引用，其原文为“民国二十五年时，因许多刊物抗战意识浓厚，致被禁售者日有所闻，例如是年（1936年）12月中，有14种杂志，遭到政府查禁，其中计有《文季》月刊、《通俗文化》半月刊、《新世纪》半月刊、《青年文化》半月刊、《国际导报》、《时论》、《作家》月刊、《中流》半月刊、《生活星期刊》、《世界文化》、《读书生活》等。至民国26年7月下旬，北平方面禁售的刊物达60余种。
《青年文化》的政治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在文艺上宣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这主要表现在《文艺讲话》栏，和一些文艺短论，翻译的一些苏联文艺论文上。
抗战开始后，我由徐州而到了西安。访问了安吴堡，又回西安，办了《报告》半月刊，台儿庄胜利后，我到了徐州，徐州突围后到了武汉，武汉大轰炸后，我离开了，逆着汉水经过汉中、剑阁而入川。在川北停了一段时间，在吴佩孚曾住过的三台的琴泉寺住了约半年，就到重庆了。在重庆直到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长，写的比较多些，保存下来的也最多。抗战结束在上海时期写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可并在一起。这一时期，开罪的人是不少的，首先对于大官大吏说了一些不那么恭敬的话，举例来说《奴才》那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就得罪了一群人，首先是我当时工作的那个机构，一部分人认为我骂的是他们，我听到后哭笑不得，自然也无从解释，只好听之任之，我并没存心骂一个人是是奴才，只是论奴才性格罢了。以后我出杂文集时最初命名是《奴才集》的，但审查老爷们不同意，非改名不可，我改名《情虚集》，这次倒是有意讽他们“情虚”然而他们却通过了。
建国以后，我由上海到了济南，我想，新社会了，可以没有奇怪的事了，然而不然，社会制度是不同了，但人是在旧社会长大的，是从旧社会来的，何况怀疑、误会，恐怕在人际关系中短期内还难以没有的，照例还是出了不少问题，你写者尽管无心，他读的却有意，这就没办法了。有人好意地对我说，杂文这种东西，文章短，意思含蓄，你是这个意思，他可以解释为另一种意思，还是少写的好。果然，我就遇上了这么一次。那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类事即便不是写杂文，而是写其他文体，遇上的也不会是一次。这类事不期而遇是不希罕的。但决不能有这种问题就放笔不写了，杂文无论在什么时代，看样还是应该写下去的。何况现在在国际间斗争还是复杂的，在国内各种斗争仍然还是有的，对朋友，杂文何尝就不可使用呢？说这类文章是对敌人战斗的有利武器，是投枪何匕首，对人民内部使用时得小心谨慎，既不要伤着自己，更不要伤着同志。象那位善意劝说我少写或不写的人，我很感激他，但我不同意大家都不写或少写杂文，那样这种文体会逐渐消沉以至消亡，既然鲁迅的杂文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魂宝，难道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让他消亡么？时代不同了，写法可随着着时代而变化，何况，现在思想斗争，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长篇论争，斗争的文章要写，短小几百字的匕首为什么就不可使用呢？事实上这么些年来，杂文是不那么多了，我希望杂文复兴起来，我希望大家再写起杂文来，，自然，写法可以有所发展，有所改进！
1984年4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唐正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