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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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的回顾

作者：田仲济作于：2007-6-9 11:32:13 访问：560 评论：0（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过去潍坊曾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常有“金周村，银潍县”的说法，以后自然就不行了。听说，很早的过去，田氏是潍坊的一个大族，大概是一百多或更多的岁月以前，田氏是富贯全省的，以后就衰落下来了，只有那盛时的十三兄弟分居的十三处宅院。也就是那十三处宅子占据田宅街一条街的遗迹还可看到。我是于清末出生在这十三宅的第十宅中，那时十三宅不仅已是强弩之末，有不少的子孙已是一日三餐都难保证了。我父亲是单传，据说到他安葬了父亲独立生活时，除了债务外，已只有一处颇为不小的房子。而这处房子已是从田宅街搬出后购置的了。为了还债，不得不将这处房子卖去，搬到西关一处房子里，西关是这个县城最荒僻的地区，房价自然最便宜，所以新房子仍有二十多间。临街的一部分房子，就成了父亲的书房和他的书塾，教书塾成了父亲从我记事就知道的职业。因为人口不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赖他教书维持我们数口之家的生活，甚而，他还将节余下的钱在偏远的乡间买了一些土地。
　　我开始读书就是在父亲的书塾里，但读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也不是《论语》或《孟子〉，而是《最新国文教科书》。这说明他并不想要我读《四书》、《五经》，而是想要我走另外一条路子。在我以后每年晾几个书箱时，曾见到箱里有三、四个自由党、共和党的党徽，我不晓得是不是父亲的，我曾猜想可能是我舅舅或表哥的，听说他们曾在外地读书。
　　由于父母在思想上比较开明，并不限制我读一些小说、弹词等所谓闲书，母亲，她喜欢读弹词，像《天雨花》，也喜欢章回小说，像《薛丁山征东》。父亲常看《聊斋志异》。我从《天雨花》始，读了《绿牡丹》、《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不下二十多种，完全是弄到什么就读什么，有的看懂了，有的看不懂。《聊斋志异》第一次我就多半看不懂，到是读了《新聊斋》后再去看就看懂了。
　　小学毕业后我入了县城东郊的一个教会中学，那是“五四”以后了。国文教员据说是新派，他不仅要我们作论说之类的文章，并教我们写小说，他给我们举出来的范例可不是“五四”时期那种小说，而是“五四”以前的那些章回小说，我记得我曾就居正占居潍县的故事写起章回小说来，写了几回已忘记了。接触到“五四”新文学并学着写一些东西，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就是中学快毕业的一年了。记得最初是学着写白话诗，以后写散文，自然都是极为幼稚的东西。接触到更宽广的天地，接触到更多的文学作品，是我到济南进入商业专门学校以后。
　　在小学时期没有什么真正的志向，有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英雄豪杰以至哲人。读《三国志演义》对孔明崇拜得五体投地，自己曾幻想成为孔明那样的人。升入中学以后才实际些了，即便写诗，但并不想作诗人，因为诗人太渺茫。在中学时对数学有兴趣，爱好到发狂的程度，曾幻想成为数学家。一个美籍教师赖斐利鼓励我到美国学数学，学建筑，这助长了我的幻想。在思想上，我对商人是极为厌恶的，可厌恶商人自己入了商专。因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说不出的矛盾与苦闷，想转学，又限条件，主要的是经济条件而不可能。《经济地理》、《商业簿记》我见了就心烦，上课成了一种罪罚。当时我是寄住在姨母家，在烦闷中我接触到了她家中的一些存书。有林纾的小说，有一些新的杂志，像《新青年》、《新潮》、《语丝》，一些新的书，像共学社，文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出的丛书，也陆续看到了。鲁迅的《呐喊》，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宗白华等的的《三叶集》等，新文化洗涤了我的苦闷。这一时期有一点应该说的是，我喜欢读报纸，而且特别喜欢读上面的社会新闻和分类广告。《申报》是当时全国的大报，在上海本埠每天八、九张，外埠每天也有四、五张，各种各样的广告，比新闻的篇幅还多，其中特别是分类广告，篇幅虽短，内容可丰富多样。我接触的社会面是窄狭的，知识是贫乏的，社会新闻和分类广告补充了我的贫乏，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引我认识了社会的复杂和人世的险恶。过去对社会对人生可说一无所知，报纸使我逐渐知道一些了。由此我喜欢起鲁迅的批判旧社会批判旧文化的杂文，我理解了人吃人的内容。鲁迅的杂文使我思考社会、人生诸问题。我知道的很少，但已看出了鲁迅杂文的深，鲁迅杂文所涉及的面的广，这启发我懂得了写杂文得有渊博的知识，更要有高深地认识和分析世界和人生的水平。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容易的，真是只有望洋兴叹了！我曾试着写文学评论或文学理论的文章，也写了一些，用笔名也寄到了省内外的报刊上，有的论文或杂文也被刊用了。事后看起来真是“卑之无甚高论”。实践使我明白了，写论文更困难，倘没有较深的哲学素养和文学理论的素养是写不出具有水平的文章的。这水平我不具备，但就此止步么？自然又不甘心，那就只有这么下去了。在以后，抗日战争期间，有一次在重庆冯雪峰、韩侍衍和我，我们三个人闲谈起来，他们两人都比我大，可以说是前辈，他们两人评论起我来，最后雪峰同意了韩侍衍的意见，韩侍衍说我的风格比他俩新，文章也触到本质了，但还展不开。我听了曾自己想，新不新是个形式问题，“浅尝诈止”可是为文的一个大问题，问题的所在就在自己哲学和文学理论素质的不高，困难处是要提高素质不是一蹴可就的。
　　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张作霖进据北京，张宗昌成了山东督办，他找那个末届状元王寿彭做了教育厅长，将六个专门学校合并为山东大学，我成了法学院商学系的学生。大约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北伐军就到了济南，张宗昌溃逃，没有几天，“五三”惨案发生了，日本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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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停课只有回家一条路。
　　日军老占据着济南和胶济路，北伐军绕道济南向北去了。学校没有开学的消息。我们几个过去文华中学的同学，组成了五三读书会，每人至少订一份刊物，每周聚会一次，并携带一篇文章，《创造月刊》、《思想》月刊、《太阳月刊》、《大众文艺》等都订了。这是一年多以来受过去几个党员同学的影响的结果。文华中学当时是共产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庄龙甲就常到那里去。学校里也有几个党员了，于培绪就是其中的一个。一年多以来，常有人和我接触，给油印的文件看，“1。27”事变后，国共分裂，革命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提出来了。我们倾向这一方面，读蒋光赤的诗歌和小说，钱杏邨的文学评论，也学着写他那样的诗。一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把鲁迅完全从我思想中法否定了。蒋光赤成了最伟大的小说家，钱杏邨成了最高的文学评论权威。这种革命热潮将我推到了上海，就在这个时期，曾出现过社会科学书店。
　　为了兼课教授们方便，社会科学院从吴淞搬到了闸北。胡适的文化史，高一涵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秉麟的经济学大纲，固然讲课都吸引了外系外校一些听众，但与当时流行的，影响极大的马克思主义相背驰，这就形成了在课内学的与在课外喜爱的，截然不同。回想起来，这两种知识都不能说没有用处，而是成了我生活和学习文学的基础。对社会我可能认识更深了。
　　因为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我移住到西门路华北公学，以后在那里兼几点种的课，又到私立振德女子中学兼课，这样就可以呆下去了。就是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住在二楼独立亭子间的耶林和他的几个伙伴，于海，李岫石等。他从杭州艺专来，在从事一些文学工作，想组织一个无名文艺社，他们几个人在办一个油印得很精致的文学刊物，名字好像是《马达》。他们几个人耶林最长。许多事情都由他张罗。有几次他夜里带我们去马路上写标语，有时和我们去参加马路上的飞行集会。他还找我代他送十来份《红旗报》。他在华北公学中成立了互救会小组，带来了两个参加小组活动的，其中一个朝鲜人。耶林学的是绘画，他也写小说，他留下那几篇小说就是在这时写的，小说的内容在当时是具有特点的，反映了一般小说未能反映的问题。李岫石是专画图案画的，《马达》的封面就是他设计的。受了他们几个人的影响，我在《青岛时报》编了一个周刊，名《野光》，这个刊物模仿《太阳月刊》风格，提倡新兴文学，余澄的《曼宁之死》就是纪念于培绪的牺牲的。每期多半除了小说外还有散文、诗歌、、短评之类的东西。《青岛时报》我并没有熟人，是经投稿熟了的，我提出办个周刊，他们就同意了。我从上海到济南后，《野光》就停了，又在青岛《民报》上办了《处女地》周刊，《野光》和《处女地》除了后者更注重创作外，其他方面是相同的。《处女地》只出版了几期，一首控诉贫富不均的诗，被指为宣传阶级斗争，而逮捕副刊编辑，判徒刑半年，报纸勒令停刊。我是在《申报》外埠新闻中看到的，为此我离开住处躲了几天，其实我看到消息时事情已过去几天了，我很感激那位从未谋面的副刊编辑，他将责任完全承担起来了，没有牵涉到我。
　　《处女地》停刊后，我们约了一部分人组成青年文化社，出版了偏重文学的综合性《青年文化》月刊，一年后因形势的需要改为半月刊，主要是批判旧文化旧思想，宣传救亡图存。出了三年多，在济南办不下去了，迁到了上海，在1936年和其他二十多种期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在西安又以青年文化社的名义又办了《报告》半月刊，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但只出了两期。主要是关于长征的特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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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途的跋涉，我终于到了四川。在四川重庆住得最长。在去的路途中，我以故事体写成了《新兴文艺教程》，1940年在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回想四十年代，我主要的是写杂文，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是认识、观察、分析抗战改变后的社会和人的众生相。我们国情不同，从中见到了流行小说《飘》中所没有的风貌，这些丰富了我写杂文的题材。在这期间，我出了三本杂文集：《情虚集》（1943）、《发微集》（1944）、《夜间相》（1944），建国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微痕集》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在数量上，所写的篇张还不止这些，但都未曾搜集或已失散了。鲁迅曾说他的每篇杂文写的是一鼻一耳，但集合起来就是全貌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的杂文反映了他的时代。虽然至今还有人认识不到，实际上他的杂文历史意义是在他的小说以上的。我虽然也企图反映出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一方面是庄严神圣的生活，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由于我没有鲁迅那样的素养，更没有它那如橼的大笔，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便有些还差强人意，也没有产生什么效益，相反的，倒是有几篇引起过不大不小的风波。《奴才》发表后不久，就从一部分人中传出，我是讽刺的他们。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所以写那篇东西，是感于一些历史故事，又适逢读了鲁迅论奴才的一篇文章，实在没有指具体的人或事。又一次呢，是建国以后了，是偶然看了郭沫若写的武则天和上官婉儿的故事,一时高兴写了几百字的那篇《雅量》，意想不到竟引起了更大的误会，说我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实际上彭德怀是个什么案，我丝毫不知。此后我就懂得了杂文这种东西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还是慎重一些的好。除了杂文，在这段时间我也写了几本另外的小册子，计有《小说的创作与鉴赏》、《杂文的艺术与修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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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在战争中文艺资料，由于战乱，加上交通不便，不仅难于搜集也难于保存，我一见到什么资料就剪存起来，几年中颇累计了一些，陆续写成《中国抗战文艺史》，写成后即战事结束了，我随身带到了上海，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这本书若说它的作用的话，只是填补了迄今我国文学史这方面的一个空白。所以两年前又增订了一次重新出版。这书初出后，那时我在上海，曾接到日本波多野太郎的信，要求同意他译为日文在日本出书，我回信同意了。波多野太郎是位名教授，日本评论社是有声誉的一个出版社，书的内容又是论述抗战时期的文学的，所以出版后在日本颇有影响。1981年我应邀到香港参加一个中国四十年代文学研讨会，那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除港台的作家学者外，法国的学者，美国的学者教授也参加了。讨论会之余承香港三联书店给我们由国内去的人办了一个和读者见面的会，在读者要我签名纪念的书中,记得有两本是不同封面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这说明在香港这书也颇有销路。这书给我留下了一件憾事，至今还未忘记：在论述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开始时期，当时一般的说法都是三十年代初，我也是那样的想法，是1961年，我参加我国文科大学教材的编辑工作，分工“特写报告”卷。我们几个人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月，参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报刊书籍，选定了特写报告集，我并写了《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确定了报告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当我翻阅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发现了凡是论及报告文学的，都是用相同的语言说是产生于三十年代。我找出了《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初版本一看，都是照样抄的上面的那几句话，都未注明出处，且大半连引号也未用。就道理讲我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但我究竟是始作俑者，这遗憾一直在我心中。
　　在上海，我主要的是教书，也写了一些杂文，也有论文，但均散失了。另外还印了一本《作文修辞讲话》。
　　建国后约半年多，我回到了山东，担任了一个学校的教授兼系主任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又加以社会活动较多，大家都记得五十年代会议是特别的多，写作就相对地少了。杂文论文都写了一些，论文曾出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是国庆十周年出的，1980年又出了《文学评论集》。这时我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万勿以文章贻害于人。无论为文、为言，慎勿浪费他人的时间，求其有益于人。在这期间我还编了六卷本约三百万字的《王统照文集》，编辑了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都是尽可能吸收社会上公认的科研新成果，纠正了艺术分析上的偏颇。如关于阿Q的形象，采用是杂工而未用农民形象的说法。纠正了一些由于过“左”的影响，而全部否定了某些人物与文学的派系，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徐志摩等，或将他们排除于文学史之外，如沈从文、张爱玲、梁实秋等。对文学派系如论语派、新月派等，是全部否定的。文学史出来后，香港《文汇报》连续发了两篇评介的文章，香港大学黎活仁在杂志上撰文评论。日本的阪口直树、大阪教育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于1981年写了题为《“文学史观”与“文学事实”的夹谷间----对新版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考查》,他论述了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十几本中他重点谈了四本。他引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在后面》的指出过去不足的几句话。一.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当作社会主义文学史来写了；二.排斥了许多非革命作家；三.把萌芽的东西当作主要的东西来写；四.故意强调某几个作家、，某几个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认为“这是要想通过自我批评而重新起步的态度“，他将这本文学史放在前面，显然是作为共同的倾向而论述了。
　　《文学评论》1983年第6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概括了从1922年胡适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直到最近的一些文学史，提到这本文学史史也是引了《写在后面》大段的文字，然后说，“这部文学史基本上改了旧观，首先它不袭用旧的体制，而是纵横开阖、气势恢宏……不是单方面着眼，而是多角度的落笔”。
　　如同我编选《特写报告选》时发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一样，在编选一本《文学研究会文艺思想文选》时，我也发现了过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提出来的，由在编选过程中发现的的一些文章里至少可以证明一九二五年沈雁冰已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了。
　　现在回顾过去，自己做得太少了，好象一片落叶，是被时代的风吹着飘荡，个人是微小的。我不禁想起童年每年家中门上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忠厚”可以说是继承了，但“诗书”可没有读好。别林斯基曾说：“读者群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我的论文分量太轻，不会为读者注意。我的杂文数量不多，也不会为读者所注目。像大地的一片落叶随风飘荡，终又落在大地上。
　　
　　（刊登于《新文学史料》2000年4月总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