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中女性及妇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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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浒传》中女性及妇女观

作者：清水作于：2007-5-29 20:33:52 访问：939 评论：23（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水浒传》所写人物有七八百，其中女性不到九十人，从数量比例来看是较小的；然而作品却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反映了特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作品思想内容，映衬了女性形象的思想性格，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但该书有关女性的描写及从中表现出来的妇女观，却显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意识。
　　一
　　
　　
　　中国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漫长的社会。“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的理学教条取得了有如欧洲中世纪神学的地位，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完全按照礼教的原则来处理。在汉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三纲”论，班固提倡“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班昭也以妇女卑弱为基础，拟出了一套妇女立身行事的准则。再加上朝廷和社会的种种不公礼法的束缚，妇女的地位逐渐低落。宋代，尤其南宋以后，理学家再度肯定并丰富了上述理论，朝廷重视表彰节烈，社会对妇女贞节的要求也渐趋严格。因而，宋元妇女虽然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发展出现了某些新情况，但其地位却并未得到提高。受此影响，古代文学中涉及女性的作品，多是写她们相夫教子、贞节孝道或遭始乱终弃、愚弄打骂，或被塑造成“祸水”。而形象较为光彩的木兰、红佛等却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封建社会的妇女观一直有着“从一而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认识，这一点首先从“妇女改嫁”的问题上体现出来，封建理学认为妇女改嫁就是失节、失贞。然而，《水浒传》关于改嫁问题却是比较开明的，并不赞成那种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守节行为。这从“一丈青”扈三娘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如果从封建礼教的观点来看，一丈青简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梁山好汉杀了她的父亲和哥哥，而她却认宋江的父亲为义父，这已经是不孝了；而后再宋江的撮合下同王英结合，她应该“不从”才能表现她的节烈，因为她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祝家；祝彪死了，她就应该为之守节，这才是“天理”所容许的，否则便要背上“不贞”的罪名。但是，《水浒传》却完全不是这么认为的，宋江成全一丈青的婚事，不是违背封建理学的罪人，而是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功臣。对这一对英雄夫妻的结合，作者是热情歌颂和赞美的，“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宋公明仁慈”，明显地流露出作者对此事的态度是肯定而不是否定。这种重视人的天性，同情和容许妇女改嫁的观点，较之“灭人欲”的封建理学是一大进步，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意识。
　　
　　
　　《水浒传》不仅反对这种片面的贞操观，而且对于男女之间的结合也有自己崭新的看法，流露出妇女婚姻自由的观点，对那些不按妇女或其父母意愿强迫促成的婚姻加以否定，对受害妇女予以同情、“解救”。如周通逼迫刘太公女儿成亲，被鲁智深一顿好打，又在智深“他心里怕不情愿”的劝说下，被迫退了婚。宋江等见王英抢了妇女上山做压寨夫人，忙去劝说放人。李逵听到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心中大怒，扯下“替天行道”的大旗等等。
　　
　　
　　另外，《水浒传》在叙述英雄好汉的壮举之间，也常穿插一些夫妻、家庭、爱情生活的描写，不仅使作品张弛有致，增加了艺术性和可读性，也表现出了作者较之当时先进的妇女观。如果撇开形象的正反面不论，那么梁中书夫妇、刘高夫妇都还平等相待，家庭和睦。李小二夫妻也一唱一和，很是幸福。梁山三对英雄夫妻更是平起平坐、不论尊卑了。林冲夫妇的悲剧尤其令人叹惋：他们感情深厚，却被高俅父子拆散，林娘子因此自缢。这与其说是守节，不如说是殉情。作品对她极少有正面描写，也未加赞词，可是其温柔、美丽、忠贞却早已有人赞叹：“人生而得妻如此，真无憾也夫！”林冲性格如此丰满生动，以致被当作逼上梁山的典型，林娘子及这段故事的映衬、点染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当然这些描写固然与作家远色禁欲思想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妇女的某种尊重。梁山每到要赚取好汉入伙时，往往安排其妻小上山，如接徐宁、关胜、蔡福、蔡庆妻小都是。林冲火并王伦后，也立即派人去接娘子，可惜晚了一步。
　　
　　
　　作家对妇女的尊重还体现在对妓女的描写上。作者对妓女并没有多少好感，但仍然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对李师师作了客观描写。李师师才色过人、热情大方，理解、同情梁山好汉，甘愿冒险接受“招安”信息的传递任务等都显示了她的喜人之处，而灯红酒绿的生活及对燕青的“嘲惹”、对大包金银的收受也都在表明她的身份。这种客观描写，本身就说明了作者与封建理学相冲突的妇女观。
　　
　　
　　女英雄是《水浒传》妇女描写的重点及妇女思想的重要载体。《水浒传》难能可贵的将三位女性列入着力表现与赞美的一百零八将之中，让她们与男子一道“替天行道”，平起平坐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又从叛逆与进步的一面凸显了作家的妇女思想。
　　
　　
　　顾大嫂一身好武艺，丈夫孙新也打不过她。劫牢救二解、三打祝家庄便显得豪爽侠义，混入敌牢救史进再显机智细心。初看孙二娘，只觉得她粗野残忍、杀人不眨眼，其实在作品特定的审美标准之下，她恰恰是一个阳刚气十足的可以媲美于真正男子汉如李逵、武松的女中豪杰，如此写不仅未损她的光彩，反而大大凸显了她的性格美。扈三娘不仅貌美，武艺更在她们之上。作品两次用诗词赞美她，又以一系列非凡行动展示其英雄本色。二打祝家庄她一出场就令人刮目：先生擒王英，再斗下欧鹏，又力战马麟、紧追宋江！以后又活捉彭玘、郝思文，有意思的是，被她活捉的三人都名列一百零八将。连名将呼延灼也不能占她半点便宜而不住赞叹。没有进步的意思意识，真难以下笔。除了分写还有合写：她们常假扮艄婆、贵妇、农妇或百姓夫妻，混入敌方，偷袭、接应、放火，所起的特殊作用不是男子所能代替的。
　　
　　
　　二
　　
　　
　　应该看到，一部伟大的作品在超越时代的同时，也必然受到时代思想意识的束缚。《水浒传》在具有先进妇女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根深蒂固的儒家妇女观的影响。作者在写出封建礼教戕杀人性的同时，却也体现了对女性的贱视、不理解和视女人为祸水的思想。这一点可从作者对几名所谓“淫妇”被杀的原因的看法上略见一斑。
　　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在《水浒传》中她们被描写为不遵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是替天行道、维护道德的必然结果。除了宋江杀阎婆惜外，作者对武松杀潘金莲、石秀杀潘巧云都描写得格外细致。其中，潘金莲是被“挖开胸膛、抠出心肺五脏，供在武大灵前”；而石秀杀潘巧云也颇为残忍。作品不厌其烦地对杀潘巧云的过程层层加以铺叙渲染，从语言、神态、动作几方面详加描写，而且用的竟是一种肯定、欣赏的态度！对此，同样是封建文人的金圣叹早有异议：“石秀狠毒之极，我恶其人！”
　　
　　
　　实际上，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三位妇女的“淫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相连的。潘金莲本是一大户人家的使女，因有几分姿色被大户纠缠，由于不肯屈服淫威而被主子逼嫁又矮又丑的武大郎。即便是这样，她也宁嫁武大，绝不作小，这实际上表现了很强的反抗精神。她与武大的婚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但在遇到西门庆之前和之初也能平静过日，后因王婆的唆使，同时也是出于女子本身对美好爱情（在潘身上由于情感的不幸变化为一种性欲）的追求才酿成了“千古恨”。阎婆惜同宋江的结合从一开始双方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宋江把同婆惜的结合视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一种怜悯和同情，作为一种“英雄举动”，这之中的情感只能说是同情而不是爱情；而婆惜则是遵从“父母之命”，小小年纪、花容月貌，却早早承受了无爱的婚姻，作为一名下层妇女，她管不了礼教的束缚，必然会追求她认为美好的风情万种。潘巧云和杨雄之间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杨雄虽然就在县衙里做小官，然而一个月却有二十多天不回家，潘巧云实际是在守活寡。男子长年累月不归，可以留恋莺歌燕舞之所，却将女性禁锢在家为之守节，一旦有违则无所不用其极，这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礼教下对女子最大的不尊重与戕杀。潘巧云在身心双重摧残下，竟和本应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通奸，这其中也许并不是单纯的情欲问题吧。
　　
　　
　　因此，只要冷静地去阅读作品，就会发现这些“淫妇”大都是因为个人的意志得不到实现，才会背离不遂人意的婚姻去偷汉的。当时的社会没有能给予她们自由选择的权力，而她们对爱情的愿望又是那么强烈，因而致使她们的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通奸”是严酷的封建礼教压迫下形成的一种畸形的爱情，它往往建立在所谓的“一见钟情”基础上。这种爱情其实算不得真正的爱情，但由于古代的妇女基本上无法拥有追求自我幸福的权力，于是这样的一种仅仅局限于容貌上的爱情，却成为一块永恒的磁石。爱情和婚姻在封建社会受到了严重的割裂，爱情常被视为一种等同于情欲、性欲的东西，而受到封建社会的排斥。因此，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本身的处境，妇女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幸福往往就会采取“通奸”这条在她们眼中的唯一道路。应该说，这种罪过在于“窒息一切独立感情”的社会，而不是这些妇女。作者将她们的死归于违背贞节操守无疑仍是受到封建礼教影响所造成的。这也就体现出了作者矛盾的妇女观。
　　
　　
　　三
　　
　　
　　造成《水浒传》妇女观矛盾复杂情况存在的原因大致有一下几点：
　　第一，宋元社会经济、城市商业发展的影响。
　　
　　宋代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经济商业贸易活跃；元代大中城市商业繁盛，市民及商人大量增加，社会思想自然也随之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如传统义利观的改变，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等。
　　
　　
　　适应上述变化，市民文化兴盛，大城市多有“瓦舍”、“勾栏”，演出各种技艺、戏剧，宋代宫中就有“百戏”之一的“女相扑”表演。歌楼妓院也更加繁盛。这些必然直接、间接地影响到这部主要反映市民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作品中如宋江与阎婆惜、史进与李瑞兰等实际上都是纯粹的金钱交易，即使是与妓女之佼佼者的李师师合作，也免不了先送上一盘金银。
　　
　　
　　第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和知识分子地位变化的影响。
　　
　　
　　宋代文人生活宽松，他们爱发牢骚，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聚众示威。私人书院大兴，不同派别的儒士以书院为阵地，相互争鸣。儒士道的并重，又使得政治思想较为活跃。理学虽形成于北宋，当时却未产生较大影响，即使南宋理学统一天下的时候，还有陈亮、叶适等加以反对，甚至在二程的贞节观达到高峰时，也还有袁采的《世范》指出妇女受的种种痛苦，呼吁加以怜惜！北宋妇女改嫁、离婚在社会舆论上也没有太多的非议。元代对宗教兼收并蓄，儒家思想的统治力量严重削弱，社会思想进一步摆脱了传统束缚。另外，元代文人地位低下，为了生计和展示自己的才华，常与女演员共同创作同台演出杂剧；而且元代剧团带家族性质的不少，也使妇女有演出和社会活动的机会。可见，妇女在这种大气候下，虽然总的地位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和提高，但她们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显然稍大了一些。这一切对文人的妇女观也不能不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三，前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唐代以前的叙事性作品，主人公多为才子佳人，下层妇女并不多见，唐传奇中妓女开始占一定的比例。自宋代起，话本小说中市民女性不仅较多的涌现，而且表现出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思想性格。元杂剧中更多的下层妇女登上了舞台。现存元杂剧剧目中，爱情婚姻剧约占五分之一，剧中女性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反抗外来阻力、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往往有男子不及的见识和胆量，如张倩女和罗梅英，一个追求爱情，一个要求离婚，显示出女子在人格上与男子平等的要求！就象“水浒戏”较多的影响了《水浒传》一样，婚恋题材戏也不可忽视。关汉卿等的剧作就是例子。现存十八种关剧中，以妇女为主角的就有二十种，剧中妇女或妓女从良自有结合，或被骗又有了感情、被抢而夫妻离散。《鲁斋郎》之于林冲夫妇一段、赞扬妓女智慧尊重妓女人格的作品之于李师师的描写等，都可以从中看出某种启发影响。
　　
　　
　　第四，作者自身思想发展变化的结果。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家的思想也必然不是简单划一、而是充满矛盾的。这些矛盾必然会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进步，会使作者受其影响启发自己的思维，表现出一些进步的、开明的、反传统的观点，如《水浒传》中对妇女婚姻自由的同情等；但作者本身也必会受到时代思想的束缚，或多或少的还存有落后的思想，如书中对女子贞节观的维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