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打工文学，主要由持有身份证、暂住证或者失业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就业或者待业人员（俗称打工者）创作，抑或为打工者创作，主要供打工者和“三证”不全的被称为“盲流”“三无人员”的其他流动劳动者所阅读。打工者是打工文学的源头活水，打工文学是打工者的精神归依。打工文学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视野，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的形象，为数以亿计的打工者提供了精神食粮，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希望。
关键词：打工文学一种存在两代作家三点思考
作者单位：张一文（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广东•广州，510045）
2006年4月26日，本人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打工文学发表演讲。我以为，最近20多年，随市场经济带来的打工潮，诞生了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他们的喜怒哀乐付诸于文学，便有了20多年来中国打工文学沉重的潇洒。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有了一个个打工者形象、一篇篇打工文学作品而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1.一种存在
1.1概念界定
广义：一切反映打工现象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打工文学”。
狭义：特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剧本等各类文学体裁。
从作者层面上说，“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打工文学作者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生存状态堪忧，情感无处寄托，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他们用笔在生活的夹逢里书写自己的血与泪、执着与梦想，尽管粗糙，却非常真实。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者成为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从读者层面上说,打工者透支着自己的青春,挥洒着自己的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基本能够得到低水平的物质满足。物质之外，他们还渴望丰富的精神生活，渴望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打工文学以其载体的低廉价位、内容的贴近读者、文本的通俗易懂、意义的激昂向上和对草根阶层的呵护，惠而不费，成为打工者精神快餐的首选。
从作品层面上理解，打工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的“悯农”文学的老树新花，是全球语境下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样本。打工文学的许多作品，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底层命运的关注，对粗糙的生活原生态进行了真切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生活的状况、追求和他们的精神风貌，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文学和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2发展简史
打工文学的第一阶段是在1984－1994年，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率先发表打工文学作品,随后出现了一批反映打工者生存状况的文学作品,标杆式人物：安子；第二阶段是在1995－2000年,打工文学作品市场化,打工影视和歌曲日益流行,打工文学评论也见诸报刊,打工文学的代表性读物《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出版；第三阶段是从进入新世纪开始，标志性事件：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设立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打工文学开始受到官方认可，逐渐融入主流文坛。
1.3文学版图
打工文学的发源地在深圳特区等沿海开放城市。
有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以京九、京广线为经向，以长江、黄河为纬向，扩充着自己的版图，壮大着自己的队伍，城市包围农村。
打工文学的版图覆盖了深圳、佛山、东莞、武汉、北京，四川、广西、湖南、福建、上海、山东等省市，以这些省市的有代表性的打工媒介和打工文学作者为图例和标识。可以说，哪里有打工者，哪里就有打工文学生长的沃土。
2.两代作家
2.1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五个火枪手
第一代打工文学，因为其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而被成为“攻打文学”；中国第一代打工作家被称为“攻打文学”的“火枪手”。
早期的打工者还经常用笔墨和泪水记录和表述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对打工城市的抗拒，对自身身份的自卑，对谋生不易的痛楚和失败的无奈，对久经艰辛偶遇成功的惊乍和感恩。
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五个被研究者称为“五个火枪手”。他们分别是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其中，安子：“五个火枪手”中唯一的女作家，代表作《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现为企业主。周崇贤：“五个火枪手”中唯一的广东省外人，代表作《打工妹咏叹调》，现为记者。张伟明：代表作《下一站》，现为庄园主。林坚：代表作《别人的城市》，现为编辑。黎志扬：代表作《打工妹在夜巴黎》，现为广告业主。他们的成功表明：打工英雄，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2.2新一代打工文学作家：鲲鹏展翅九万里
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或者叫新一代打工作家，因为多数获得过共青团中央2005年1月颁发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而归为“鲲鹏”派。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是“火枪手”，写的多半是“攻打文学”，那么第二代或者叫新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则是鲲化而成的“大鹏鸟”。他们的目标和意境更加高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渐渐适应了当地的职场和生活，明白了“对于游子，你去过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的内在含义，乡愁和好奇被日趋平稳的生活磨平，笔触开始涉及打工生活的任意片段，文字也开始展露应有的沉稳和多样性。
“鲲鹏”派作家的代表包括：王十月（深圳）：代表作《深圳有大爱》等；何真宗（东莞）：代表作《纪念碑》；赵美萍（武汉）：代表作《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朱学仕（上海）：代表作《两年赚了100万》；李樱子（北京）：代表作《垃圾人》。他们的成功同样表明：打工文学作家也能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作贡献。
2.3打工作家的职能担当
打工作家的“岗位意识”和“广场意识”明显增强。
那些从打工生活中脱颖而出的作家已经成为关注打工者生存情感状态的代言人，他们的言行感染着一批又一批打工青年，他们用文学的火炬照亮着打工者早出晚归的他乡路。
打工文学作家安子，曾经到深圳广播电台主持《安子的天空》节目，她为满足读者和听众的要求，曾经到过深圳很多地方和打工同胞见面、演讲，多次举办读者联谊会讲述她的打工历程。有一次在横岗镇演讲到凌晨一点了，那些打工同胞还呼唤着“安子”的名字，久久不愿离去，令安子既感动又不安。这些年，安子共收到听众、读者来信4万多封，她尝试着去解答这些打工同命鸟心中的困惑，并把有代表性、有普遍性的来稿、来信分类整理、解答、编辑成《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语》两本书信体散文集出版。
1994年岁末，深圳福田区一家玩具厂老板没给工人一分钱工资，跑回香港过年去了，无助的打工者们愤怒了，一个个怒火满腔要到市政府去讨个说法。这时，安子赶到了，这说了一声“一切有安子姐做主”，就平息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这一年的春节，安子和她的先生就是在这家玩具厂过的，他们一起包饺子，一起唱歌，一起流泪……
许多打工文学作家都和安子一样，为这个社会的和谐，为打工者命运的逐步改良而孜孜不倦，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已经在社会缓慢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一个社会，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要有声音为弱势群体呼吁。打工者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包括打工文学作家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总是也应该勇敢地承担起为民请命的义务，这对推动我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3.三点思考
3.1打工文学的传播途径
隐性传播：涂鸦、日记、书信、电话，等等。.显性传播：报刊征文与投稿、电台Callin节目，手机短信、网站博客、影视与流行歌曲,等等。
被代言与自主表达传播。打工文学反映和传播了打工者的心声，这种反映和传播，既有被代言式的，也有自主表达式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打工者素质的逐渐提高，自主表达将会成为打工文学的主要呈现方式。
同人传播。打工作家存在“扎堆”现象。在深圳南山、宝安、龙华等地，东莞的大岭山、石垄等镇，打工作家聚居现象普遍，他们聚啸江湖，互相帮助，互相鼓舞，为了共同的目标鼓与呼，为打工文学的创作、评说和传播趟出了新路。
呼唤主流传播：主流媒介和评论家因血统“高贵”而对底层写作的打工文学不闻不问，抑制了打工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这也成为打工文学走向未来的最大障碍。打工文学期待和呼唤主流传播。
3.2打工文学的社会意义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打工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始终关怀弱势群体。“我们如何对待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对待世界；我们如何关心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关心中国未来。”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尊重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打工文学是一亿多打工者争取他们的权利和文化表达的最合适的渠道之一。
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也被称为“农民工问题文学”的打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即三农问题、城乡差别。打工文学关注社会焦点，尝试着为社会改造提供偏方。
打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转型期中所产生的一些精神现象和心灵矛盾，展示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足迹，也是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鲜活的样本。
3.3打工文学的发展趋势
2006年的中国文坛，打工者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这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杂志，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吃馒头的照片放在封面，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打工小说《我们的路》，打工文学的发展势头令人鼓舞。
打工文学的作者许多都是到城市打工的外地青年，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知识面不广，文学功底不深，创作时间不足，斟酌功夫下得不够，有些作品还不太成熟。但是纵观新时期文坛，没有哪一种文学存在有打工文学这么持久而有生命力，并拥有这么多的读者。正如评论家陈辽先生所说：“打工文学是开放现实主义，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打工文学是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株奇葩与异卉。”我们在展望打工文学时，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并寄予厚望。
（本文写作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大力资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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