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巴金之死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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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金之死说开去

作者：白尹作于：2005-11-9 23:59:00 访问：969 评论：2（查看评论）放大字体缩小字体

　　
　　巴金死了，死于2005年10月17日上海的黄昏，准确的时间是19时零六分。这是我在网上得知的。在这之前，比小区里“长舌妇”毫不逊色的八卦传播者——网络上，早已有了传得沸沸扬扬的各种版本的流言蜚语，直到现在看到无数纪念性帖子标出如此准确时间，才信了确切。
　　
　　这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中活得最久的作家，在混沌了几年后的今天，终于闭上了眼睛，想必在装潢考究的高干病房，又是在昏迷之中，是没能亲近到2005年的第一场自然秋风，也无法观赏到遍布上海大街小巷里头的红红黄黄的法国泡桐树的，幸好，还有十里洋场那如烟花般哀伤的璀璨灯火。21世纪的上海，功利而繁华，当年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为自由而奔忙在上海的青年巴金，离开这世界的最后一站仍旧在上海，若还有意识，想来是感慨万千的。
　　
　　巴金终于逝世。终于，我在这里对巴金的逝世使用了“终于”两字，是冒着天下大不韪使用“终于”这词，然“终于”这词，却是满含深意。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永垂不朽？那便是一种社会理想，其间显露的对人性、人道的呐喊，这是留存给人类精神领域和道德领域的作品，才能不朽。当世人赋予巴金诸多例如“中国一代文学巨匠”、“一代大文豪”之类的光辉头衔时，我只想称作他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是的，巴金也只能是一个文学工作者，在这我如此说法，并不是对巴金不恭，相反的，作为一个早到了淡泊名利年龄的老人，我想他会更喜欢这个称呼。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在幼时便已听闻，每个小学生都能够知道。早时，我便购来一读，可惜读了《家》的开头就再也读不下去，像这类描述旧家庭个新进步青年的作品多的是，比之深刻的也有，相形之下，为巴金奠基文学地位的这三部曲并不耐读耐品，语言缺乏锤炼失了厚重感，象一碗白开水寡淡无味，与之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更有味道更显犀利的比比皆是，于是置之高阁已有多年。
　　
　　巴金是个热情的人，他把这热情投入到写作中，能让读者感受到他的真挚。我们不可否认巴金是个硕果累累的作家，但巴金绝对不是最优秀的作家，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80年代后的巴金，最多像个对年轻人怀有热切希望的长者，就像家中望子成才的长辈一样。对他产生的敬畏感，只是因为他的年龄，毕竟这是五四运动仅存的一位长者。如今因为巴老的逝世而为之犹如皇帝谥号般追封若干头衔，甚至夸大言辞说巴老一死，从此中国文学凋零，这是中国人一贯的“尊敬死者”做法，可死者活着时，我们又做了哪些？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是在缅怀巴金，也不是在讲解巴金生平，更没有资格来评说巴金的生前是非。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要说得应该是更有现实意义，胜过“趁逝者新去，打秋风无数”的若干人等。“打秋风”这方言是大家熟悉的，《开国大典》中毛主席就曾经这么诙谐一说。在这里，我希望我能够尽量的客观评述事实。
　　
　　现如今，巴金老人已逝，秋风也许还会吹上那么些时日。
　　
　　文革过后随着巴金的《随想录》、《真话集》的出版，80年代成了说真话的年代，对于上个年代不缔为一个绝妙讽刺——两个年代进行了同一件事，说着截然相反的“真话”。在80年代流行说真话的年代，需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过来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站出来“登高一呼”。对此，我曾有过这么个不成熟的想法——为什么要等文革结束后才说真话？难道在那错乱的年代，不更需要真话么？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能够成长为一个名满天下与鲁迅齐名的文人，难道就因为环境使然而说着假话？
　　
　　我们当然不可以怀疑巴金的真切实感，他是在真切地对历史忏悔，是对他自己的良心说话，虽然这点在我看来只是求得自己的心安，有点像一个成功戒了毒瘾而后投身毒品害人的宣传活动中去的瘾君子，但无可避免得被政权用来做装饰品。他的自我忏悔成为对那个年代批判的“典型”，于是，巴金创造了一个“说真话”的样板，并且为中国伦理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忏悔。97岁的高龄，再一次连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昏聩不知躺在病床上的2003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一直到今天，死后还要被热炒一把。这些，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学工作者的最大悲哀，躺在病床上，说不得，反对不得的悲哀，这和巴金经历过的文革中身不由己的悲哀有什么两样？经历过文革，还可以拨乱反正站出来说真话，现在是上帝不允许他说真话了。相对于早就离世的战友，我不知道巴金对于自己的长寿是庆幸还是懊恼。
　　
　　巴金不仅主张忏悔，倡导讲真话，当时还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政权是允许忏悔讲真话了，博物馆却有“选择”的遗漏了，巴金已逝，还是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晚年巴金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另是建立文革博物馆。前者已经于1985年由巴金自己剪彩在北京开馆，后者不仅至今了无踪影，还给巴金带来了许多麻烦，虽然他贵为中国作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写到这里，我又想巴金说的多少真话是可以让人民知道的？又有多少真话是被允许发表的？这些都不得而知。
　　
　　选择遗漏当然是有意识的，这种有意识的形态可以经常看到。
　　
　　上月，看到某日“无锡日报”、“华东信息报”等媒体争相转载题为“公务员在全国收入水平属中下等”的文章，因工作匆忙，未及细看，只知当时看过的若干同事破口大骂。其实，挂名为“人民咽喉”的传统传媒不尽其事其职早已人所共知，带有政治色彩的虚假消息、水分消息常见报端。对于百姓来说，现在的传媒和政府已丧失公信力，他们说什么，许多老百姓已经不相信，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和互相信任已大大下降，而政府还在进行着自编自演的政治游戏，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恐怕只有中国才有。
　　
　　就像女人化妆一样，简单的淡妆能为女人添姿彩，但若不管不顾把所有颜色往脸上涂时，就成了恶心大众，化“公务员在全国收入水平属中下等”这样的天大艳妆，无疑不是当自己是傻B就是把大众当傻B.
　　
　　可世间就是有这样的女人，自我感觉特好地涂抹着那张已是老皮老肉的脸，于是，各种媒体挂着“为人民咽喉”的羊头，在政权的旨意下喜笑颜开地卖着狗肉，不甘心被操纵的也成了刀俎之肉迅速被肢解。
　　
　　经济学中有句名言是“关注草根阶层”，毕竟中国的草根阶层是占大多数的。可中国人喜欢名人效应，总是习惯把眼光投在名人身上，于是就少不了人去打名人的主意。
　　
　　巴金作为官方拿出“鲁郭茅巴老曹”的这份“巨匠”名单中的最后一颗仅存硕果，自然是物尽其用，敲碎骨头也要榨出点利用价值来。前面已说过网络上早就盛传过巴金已去世云云，现在又见有一种不知是否空穴来风的说法，说是因为“神六”还没落地，誉为“中国巨星”的巴金一死，怕说“巨星殒落”于神六不利，而故意用药物着意延长巴金的生命以利公布，如若这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在这生命最后几年病魔缠身时说过活得很痛苦的巴金，却因为这种迷信说法而被着意多受了几天痛苦，是否对这个誉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老人做了极其没有良心的事，在这个晚年克力于敢讲真话、不虚伪、不粉饰现实的老一辈文学工作者身上狠狠地粉饰虚伪了一把？
　　
　　我们说的孔圣人，他虽缔造了儒学享有圣人之称，却也有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色，性也”之类的人性化论句，他之所以为“圣”，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儒家文化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被政治化，成为少部分人统治大部分人的工具，有必要使其圣化而方便统治。
　　
　　读过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人，都知道其中描写的鲁迅，是何其的充满了人味，而不是现今鲁学研究以及诸多纪念、描述鲁迅文章中的那般神化、崇高化。许多历史上的“某某家”或“巨匠”，其实都是简单之极的人，只是他们比常人更多了点敏锐的洞察力，把这种对事物的洞察付诸精湛文章表达出，便成了深邃思想，成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但并不能由此而忽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他们有常人的吃喝拉撒，也有犯错的时候。鲁迅1932年写过的一首诗就证明了这点：“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有情怜子的名人，在某种政权、利益的指导下，使得他们变成了芸芸众生面前的泥塑神像，借他们的金身，迷惑大众。
　　
　　不管前人已经做了多少尊人为圣还是为神的蠢事，我们不断的看见，不论我们如何地吸取历史教训，如何地提醒自己清醒理智，还是在不自觉地把名人神化着，一窝蜂地毫不吝啬地送上天大的赞誉。死去的人被用来大作文章我们不会知道死人会有何感受，想来就算有什么感受也说不出了，只是巴金这个世纪老人，在其活着时辗转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是否会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生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一声长叹？
　　
　　我不知道在倡导着民族血性的今天，在如此的环境里能够滋生多大的血性？
　　
　　终于……
　　
　　终于我要在文末总结，我们还是要在虚伪人生中凄切的活着，在参加一些政权允许举办的公众活动时，在必要的时候假装血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