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一级作家孙建军序《漂泊儿女》 |
作者：李仁君 作于：2007-3-2 15:03:17 访问：488 评论：0（查看评论）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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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儿女》行走江湖一席谈(序)
孙建军
李仁君：我一直认为《漂泊儿女》这部小说与你有缘，所以付印之前，本想请你写个序言的，你却说我们交谈些问题就可以了，为什么？
孙建军：因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明白现今在别人书前作序者，多少都认可了所谓“著名”的架子，我有自知之明，所以还是我们一起“互相著名”显得轻松。《漂泊儿女》就要成书了，首先表示祝贺。那一群你笔下的孩子，就要去面对众多的读者，也算是闯荡江湖，这才建议将这一席谈话用了上面那个标题。
李仁君：孙老师，你曾是我进入青春年轮时一位慕名过的诗人，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努力与您取得联系，却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中，遭遇一个自称和我同年同月生的孙建军蒙骗（此人家住四川彭山）。当初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已经成功的诗人朋友，羡慕孙建军也怨恨自己脑子不灵性不能少年早慧。以前我所读到的你的诗作，我一直都以为是此人之作，而在往来书信中，他并不否认。我还将许多习作寄到过他的手上，请求他给予指点。想起来真是滑稽。记得你早年的诗作中有一首《小小酒家》：“……举杯几作倾底尽/浇诗魂/醉了四壁画中人”，当时我就很想结交你。后来发现了一本《纯情的微风》，从作者简介上才了解到真正的诗人孙建军是大我12岁的你。我费了些周折在网上查找，才得以和您QQ上完成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才晓得你身居四川省作家协会这样的专门机构，且是国家一级作家，更难得你居然能远隔千山万水通过QQ和邮件毫不保留地指点我的写作，这种情谊我莫齿不忘！在我的眼里你的性格是豪爽敢言的军人+作家诗人，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自觉地去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园丁已经很少了，不少功成名就的所谓作家都在吃“皇粮”、搓麻将，他们似乎不像你们那代人那样关心青年，文学界的这个现实能改变吗？
孙建军：我这个姓名在中国可能有一个军团，中超足球天津队里就有位名星，所以当你在网上只输入这个名字时，搜到的一定是与足球相关的链接。不过你要是在名字前加上那个你给我的诗人或作家头衔，好像还能找到一星半点信息。在四川我就认识4位“孙建军”：绵竹有一位写儿童诗的；原来属于四川的重庆有一个曾任重钢文联秘书长的；省农科院有一位当处长的，而且是位女同胞；还有就是去年才上任的新津县委书记。看看，这个很不文学的名字的人们还是一多半与文学相关了，也包括你说的那位，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他与你有联系的时候和你一样年轻，有那么点虚荣心其实也不奇怪。文学本来就是很容易让人陷入虚荣的一种追求，只有到了像我现今这样越来越不敢写，也越来越写不动的时候，也许才能洗掉虚荣心。
李仁君：的确十分有趣，你不会是在说我热心于文学也是因为虚荣心吧？
孙建军：当然不是。不过从第一次与你的交流中就看出来了，对于文学，你执著、热情，却也愤慨、焦虑，就像你问我的最后那句话一样。其实我也是吃“皇粮”中的一员，所谓“一级作家”只是现行体制中的一个工资符号，放在个体身上，有的会与其才能对等，有的就不一定了，我自己认为属于后者。今年是我吃专业文学饭的第一个单位《星星》诗刊50周年，我在一篇纪念小文中曾讲到：20年前参加过《星星》一次重要诗会的一位女作者的故事，当时编辑部在确定参会人选的时候，不仅作了年龄限制，也作了写作程度的限制，要求没有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过作品的人不能参会，理由是会后要出作品专号，如果稿子改不出来，作者本人和编辑部都尴尬。可是偏偏重庆市纺织品公司一位爱诗的女孩特别地执著，托着几位老大哥到我这里来说情，一再表示自己写的诗虽然没有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但请我们相信她的努力。也许是被她的执着所打动，在我的几番游说后，主编叶延滨最后同意了这位女作者参会的要求。她的作品最后也在《星星》发表了。其实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用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哄动了世界文坛的虹影。我不知道这次诗会与虹影的成功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从这个事件中我得到一点启示，编辑这个岗位既可以发现、抬举人才，也可能埋没、甚至毁灭人才，重要的是做编辑的人要一有颗对得起文学事业的良心，而不是被个人功利所趋使。虹影成名后好像到过一次成都，然而我们并没有见面。后来有人传话说，别人提到你的时候不过轻描淡写而已。记得我当时说，没什么，我是当铁道兵出身的，从不会要求我所架过的桥和铺过的路记得我，如果坐车恰恰经过那里而不买票的话，照样罚款。在我的躯体中有一个真实的军人，还有一个所谓的诗人，能把常人看来并不统一的两种人格统一起来的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的比方：我认为编辑与战士一样，他们都是默默无闻而必须踏踏实实坚守职责的人；我又把诗歌看作为军旗，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一种神圣光芒照耀下的事业。也许我们并不是一名优秀的战士，至少我们不能玷污军旗的荣誉。
世事人情的确变得很快，那时候文学期刊有很大的发行量，文学专门机构里的人做的都是编辑工作，我们吃的是这份“皇粮”。而我们自己的写作和你一样，完全是业余的。然而如今的现状的确十分尴尬，刊物完全失去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行量，继续办的大都靠“皇粮”养着，改变这位现状也许要放在中国面临转型社会这个大背景上去思考，相信生活在继续，文学也会继续，善良的人们总会以智慧为她找到最佳的存在方式的。文学不是用来比拼的武器，而只能是像奥林匹克那样永远传承的火炬。
李仁君：孙老师，其实我和《漂泊儿女》中的“西峰”一样，少小时就想当作家，后来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为生计忙碌着，把那个的梦珍藏了十多年。虚度了整整四十年。也许正是那个梦，使我有了些自我充电的过程，到头来靠写文章过日子，但做出来的东西却不是文学，而是其它行业的文字。当我回头再关注文学时，文学界已由“80后”到“90后”了。不过，人生的阅历和见解也因此丰富了。在您的直接指点下，我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作品质量如何，您在和我的私交中作过评价，在寻求出版过程中屡屡碰壁，所碰上的多家出版社的编辑家和策划人和你对作品的评价都是一致的，这是今天文学界普遍现像吗？
孙建军：如果夸张地说，没有搓过麻将的人不算中国人，那么没有做过诗人梦的人就不算青年人。每个人都会在少年时代有文学的冲动。从理论上说，可以追溯到生物理论的猴子变人，也可以追溯到原始劳动的文化发端。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将存在于整个人类的生命历程，时尚的流派与时段划分不过是确定批评范畴时确认的一个概念，就你可以用“孙建军”给许多个人命名一样，并不代表那个主体的全部要素，而追着这种风潮去计划自己的写作，我一向认为不可取。对于《漂泊儿女》来说，你写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我认为这已经难能可贵，虽说文学梦属于所有人的，而能把这个梦作品化却是极个别人才能完成的。因为每座墓碑下都是一个传奇故事，但是并不等于这个故事就是一部文学定义上的小说。我想你所遇到的那些编辑们对自己的劳动是负责任的，所以才得出了与我大致相同的判断。你的这部书写得真实，洋溢着青春的冲动，也不乏对现实不公的批判。然而创作中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优点往往就是不足，就像你提问题时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归结到生计与愿望的矛盾上一样，故事中人物际遇的堆积，或许让人读出的仅仅是理解与同情，不容易更加深入地去引发对于生存本质的思考。其实你的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是成长的困惑，二是命运的漂泊。重要的是你没有把大苦难对于人性的洗磨和大命运对于人生的捉弄深挖出来。一开始我就提到过，你的故事中有一个值得特别塑造的人物，就是那个让几个年轻人走出山村的老教师，如果把他写成一个预言家似的神秘人物，小说中其他的人物的关系就会复杂起来，人物性格也会由此而更加复杂。如果诗歌的技巧是凝炼的话，小说的技巧恰恰是琐屑，相信这些东西在你今后的创作中能悟得到。
李仁君：文学进入我的视野，一直是神圣的。可是通往文学的殿堂让我可望而不可及，渐渐地我思索着：要打开那个文学殿堂的大门是不是需要密码，抑或说需要对上暗号？我自认为是文学最真诚的守望者，严峻些说是最真诚的信徒，怎么就不能感天动地，而还是游走在殿堂前的野鬼呢？我身边的一些哥们说我要是成了专业作家，写的东西准可登大雅之列，我想那是恭维之语，哥们毕竟不懂得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为文者心为主帅。寸功不见心情不爽啊！我是多么需要第一次突破。不过我想，我要是专业作家，一定会更敬业更高产，因为我的脑海里储存好多好多……给您说个真实的故事吧。2005年8月2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视察康奈集团，我当时在对面的浙江戈美其公司宣传部，听说总理来中国鞋都，办公室人员都赶过去站在路口，想一睹总理！后来我总算在保卫中央领导的武警和便衣指定的现场——十几米远的地方看到了面带慈祥笑容，他对是向我们挥手的总理。晚上躺在床上我突发奇想：当时我应该抓住机遇突破警戒线，跑过去疾呼：“总理，给我一个专业搞文学创作的机会吧，我有信心做一个很好的专业作家！”当这个画面在脑海里闪过时，我知道很荒谬，有点像那个求温总理帮忙讨工资的特大新闻，孙老师您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
孙建军：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的想法的确荒诞，你就是向总理提出了这个要求，就算总理十分信任你的努力，他也没办法给你这个工作岗位，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时下的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岗位了。虽说文联、作协这样的专业机构现今任然设到了县一级，不过其中的人们不过是机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现今的年轻人想要再进入，大概需要参加类似公务员岗位公开招聘那样的考试选拔。当然现在的机构里也有相当一部分像我这样自己也在创作的人，算是过去老体制的遗留，那时候比如你的创作有了一点成就，就把你调进来，甚至可以“农转非”，让你一夜之间成了机关干部。然而调进来了身份也是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是以“专业作家”这个名目来领工资的，包括我在内。你说的专业作家按我的理解现今只有一种情况，就生活现在这种状态下的你们。我周围就有不少这样的年轻人，他们靠写文字而谋生计，比如应聘当媒体的记者或企业的策划人，尽管他们平时写的许多文字与大文化相关而离文学有差距，却造就了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自由撰稿人。不过，这个群体里面有些人像你说的一样，在文学文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突破，因此就有了很大的或很小的名气，于是就有出版社和书商找他签约了，也有影视商家找他定做了，这样一来，他只写与文学相关的文字就能谋生了，也就自然成为了真正的专业作家。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绝大多数作家的第一次成就之作，往往都是在他处于物质条件相对窘迫的条件下完成的。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文学仅有刻苦不行，文学更需要天赋，强迫自己成为作家是人生错误的选择。
李仁君：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漂泊的时代。经济大潮的巨浪，工业的发展效益，促使着民企的蓬勃兴起，城市、乡村在互动交融中……劳务大军向城市开进，成为主流，青壮年百姓的漂泊故事正在进行时。在文学相对繁荣的广东，虽然有以四川藉打工作家周崇贤为主流的团队，但近年来这种方式和主流文学也发生着碰撞，还有80后90后叫喊着成长叫喊着和保守开战！传统主流的排挤和不接纳态度把本应是一个文学新生的时代弄成了一个文学的悲哀时代。基于这种时局，文学应该把都市、乡村、留守故乡与漂泊他乡悲欢离合交融起来，才是我们时代生活原型的浓墨重彩，在这种主色调中去开掘历史的厚重和人物的深度。我不知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请孙老师赐教！
孙建军：这也许正是你的书名叫做《漂泊儿女》的理由。《打工文学》我一直都在关注，不过我不喜欢用文学开什么战，文学就是文学，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功利加进去就会对她有所毁伤。去年余华的《兄弟》畅销一时，成为了2006年世界华文图书十大上榜之一。这部小说的上半部分我极为喜欢，因为它如此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儿时所经历的那段社会动荡，通过少年李光头这个人物成长的苦难，把命运捉弄下的人性中阴暗与光明，卑鄙与崇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所引发的自然是对于历史的深度哲学思考。然而《兄弟》的下半部分就不大好了，弄成了我说的那种生活现象的堆积，而且反过来印证上半部时，李光头少年时代的早熟与机智，仅仅被作者设定为为了他在下半部分他最终成为大款的注脚，反倒使这个形象减色了许多。读了作者的卷后语才知道，他想着力表达欧洲用300年时间而中国好像才用30年时间就完成了的社会转型史。这个过于宏大了的叙事动机不得不让作者粗糙起来。我以为作者的不足是因为迁就了出版社策划的功利。最近还收到了一本诗刊《突围》，作品以越丽华为代表，目的好像是你说的那种开战，也许我就属于“保守势力”？但我以为诗就是诗，没有理由自己包围自己。我希望《打工文学》朋友们包括你在内的所有对时代臣变有感悟的青年作家，都不要将文学作为改变谋生方式的开战——对于文学，如果你真的热爱，仅有付出就足够了。
2007年2月7日于听风堂
编者按：孙建军，中国作协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诗人。出版有《时间之岛》等多部诗集、《疯人独语》等多部长篇小说、《抢滩大上海》等电视剧编剧，曾获四川文学奖、电视金鹰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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